2014/12/27 14:4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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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
1925年5月16日
孙先生国民革命的目的，在打倒帝国主义。孙先生一生的历史，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历史。孙先生少年时代，是帝国主义开始压迫中华民族的时代，所以孙先生在甲申中法战役以后，就热烈的提倡革命。后来经过甲午中日之役，庚子八国联军之役，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一天利（厉）害一天，满清政府的腐败，一天暴露一天，孙先生所提倡的革命风潮，也就一天澎湃一天了。当时的满清政府，已变成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已明白地宣布“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政策。所以孙先生反抗帝国主义，第一步就非打倒满清政府不可。孙先生以20多年的奋斗，发起兴中会，发起同盟会，四方豪俊之士，钦慕孙先生者，如鱼归水，如水赴壑。孙先生周游列国，传播革命种子。一方面派同志到内地，-计划实行，经过十余次的失败，而同志之士，感受孙先生的指导，知非革命不足以救中国，终是前仆后继，万死不悔。等到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一炮，就把三百年根深蒂固的满清政府轰掉了。孙先生以革命党领袖的资格，还到南京，就第一任大总统的职位，而中华民国，于是乎成立。
孙先生革命事业成功了吗？不，孙先生革命事业还未成功。为什么呢？孙先生要创造的中华民国，是民族自由国际平等的中华民国，不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华民国，是人民能行使直接民权的中华民国，不是官僚军阀狼狈噬人的中华民国，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使贫无甚贫富无甚富的中华民国，不是资本阶级勾串帝国主义者和官僚军阀来压迫劳动阶级的中华民国。总而言之，是真正三民五权的中华民国，不是现在冒牌的中华民国罢了。孙先生要创造的中华民国，为甚么还不能实现呢？孙先生预定的革命方略分革命进行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是军政时期，把全国的政权，集中到革命政府手内，用革命军的武力，把全国反革命的官僚军阀土豪恶霸扫除净尽。第二个是训政时期，由革命政府指导国民，举行地方自治。第三个宪政时期，然后由革命政府奉还政权于民众，实行五权宪法。革命的事业，到此方算成就。在民国元年的时候，满清政府虽倒，北方反革命的势力却完全在袁世凯手中。所以实行革命方略，第一非打倒袁世凯不可。而当时的民众，甚至于革命同志，都抱着苟且的心理，不了解孙先生的政策，不赞成孙先生的主张。孙先生见时机未熟，慨然让总统位于袁世凯而下野（当时的形势，不去打倒他，便只能让他来做）。这便是中华民国历史上开始第一页的不幸纪（记）载了。袁世凯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他是完全和孙先生立于反对地位的。他不晓得什么叫三民五权，甚至于不晓得什么叫中华民国。他做总统，他只承认是变相的皇帝罢了。他做了变相的皇帝不满足，想做正式的皇帝，想做正式皇帝怎么样办法呢？第一个好法子，就是拍帝国主义者的马屁。帝国主义者最不欢迎孙先生，却最欢迎袁世凯一班人。为什么呢？孙先生是主张争还国权的，袁世凯却是主张断送国权的，几千万几百万的大借款，还有二十一条辱国的条件，都是袁世凯结欢于帝国主义者的证据。后来袁民凯虽死，袁世凯的徒子徒孙不死。从冯国璋、徐世昌，一直数到曹锟、吴佩孚。那（哪）一个不是勾结帝国主义，做他们的走狗，以鱼肉国民的呢？
孙先生看见北方军阀的丧权卖国，晓得国民革命非另觅一个基础地不行，于是从民国6年起，就努力于南方革命政府的组织了。可是孙先生在南方组织革命政府，是最不利于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军阀的，于是他们想出许多法子，和孙先生捣乱。第一个捣乱的是岑春煊，他想做军政府总裁，勾结非常国会中的败类，要取消孙先生的大元帅。孙先生就还到上海著书。后来岑春煊投降徐世昌，到底被孙先生部下将领所驱逐，于是孙先生重返广州了。第二个捣乱的是陈炯明。他本来是孙先生的部下，又是同志，可是生性刚愎，有独霸南方的野心，又受了曹锟吴佩孚的勾结，就趁孙先生北伐大军在江西大捷的时候，忽然反戈相向，用重兵轰击孙先生的大总统府。孙先生退守兵舰，因救兵失败，又还到上海。可是不到半年，陈炯明又被驱逐，孙先生再还广州，仍就大元帅职位了。第三个捣乱的是陈廉伯。他是广州商团的首领，人家对于此次事变，很多怀疑的。其实广州的商团，并不是商家子弟，完全是招来的土匪，陈廉伯也并不是真正中国的商人，他是帝国主义头脑英国人手下的汇丰银行买办。这一次捣乱，是直接受帝国主义者的指挥的。他们因为广州海关事件和沙面罢工事件，把孙先生恨得牙痒痒地，立意要推翻革命政府，却嗾使商团，藉口于种种不相干的事情，和孙先生为难。孙先生因为商团所盘踞的地方，是广州最繁盛的西关，恐怕连累居民，所以屡次对陈廉伯让步，奈陈廉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命令，非推翻革命政府，不足完成其走狗的职务，趁13年“双十节”工人学生游行的时候，率领他土匪式的商团，向政府直接挑战。他们在游行队伍中间，开枪杀毙学生工人无数，活捉的拿去剖心割肺，惨不忍闻。于是孙先生不得已而用兵镇压，陈廉伯终于逃向帝国主义庇护下的香港去了。
经过上面三次很利[厉]害的捣乱，到底都被革命政府削平。革命政府在南方的立脚点，渐渐巩固起来了。
可是孙先生的目的，是要救全中国，不是要割据南方。所以在曹吴失败，段祺瑞请孙先生前往的时候，就坦然离开广州，轻骑北上，想在北方民众中间，做一次大规模的宣传，同时在北方军阀中间，做一次大规模的奋斗。孙先生的精神和肉体，都是十分强壮的，可奈经过40多年的流离奔走，精神虽然始终不屈不挠，肉体却不免渐渐亏损，结果便得了肝癌的绝症。孙先生自己还不知道，这一次由广州到上海，再由上海绕道日本而至天津，每到一地，必受民众盛大的欢迎，必有长时期的演说，辛苦得利[厉]害，肝病就渐渐增加起来，等到到天津的时候，已经很沉重的了，不过孙先生始终抱牺牲的主义，所以在天津休息一下以后，便扶病人京，及至到了北京，病势日重一日，竟抛弃了我们亲爱的民众，而撒手长逝了。孙先生在此次北上的主张，一是速开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国民会议，一是取消向帝国主义者立下绝兑卖身文契的不平等条约，临终犹太声疾呼“和平”奋斗“‘救中国”数十声而逝。现在事业未成，导师先殒，今天追掉孙先生的群众，感念孙先生的历史，应该怎么样继承孙先生的主义干下去呢？
（原载《新黎里》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