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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建国前后的剿匪战斗历程
2020/10/27 0:15:05    作者:  陈全贵口述,倪昆泉整理 来源:     【字 号:  】   点击量:4249

  我出生在山东省乳山县(今天乳山市),我的母亲梁喜有是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妇女干部,在反“扫荡”战斗中,被授予一级英模,曾与毛泽东主席合影过,她对人民解放事业忠诚无比。1947年3月15日,我才16岁,母亲就将我送入革命队伍,参加解放区的公安总队,主要任务是看押犯人和维护治安。

 

陈全贵同志年轻时的旧照

一、老区战斗

  1947年,国民党军从我军手里用武力强行占领了山东省烟台市,1947年秋我军打响了夺回烟台的战斗,没几天,烟台又回到了人民手中。但有许多国民党军分成小股到处逃窜,这些人身上带有武器,危害很大,我所在的部队奉命到牟平、乳山交界的山区搜捕、围剿一股以孙维宽为首的溃兵残余,我与战友们一起进山参加了这次战斗,在搜索过程中,我发现前面有个农民打扮的人看起来很是可疑,叫他站住,他撒腿拼命跑,我就在后面追,当时我随带的是一支步枪(配两发子弹)、两颗手榴弹,就朝天放了一枪以示警告,那家伙就用手枪朝我射击,我一方面避闪保护自己,另一方面更认准了他是个溃逃的国民党军人,我拼命地向他靠近,那家伙疲于奔命地跑,我的战友们都被远远地甩在后面了,凭着自己年轻体壮,我一口气追了十几里山路,终于将他截住,我左手端着步枪,右手拿着手榴弹,喝道:“不准动!”那家伙三十岁上下,看来是个国民党军的小军官,他跑得精疲力竭,已经没任何力气反抗了,听我一喝,就瘫倒在地,我用绑腿带将那家伙捆起来,此时,后面的战友赶来了,将那家伙交给领导处理。这是我参加革命后真枪实弹的第一仗,战斗结束后,部队在一块大平地上召开庆功大会,因我在这一仗中勇敢顽强,被记功一次,还成了我们公安部队的学习榜样。那时简单,立功、学习榜样也没有专门的奖章和证书,只是上级领导在会上宣布一下。

二、初到吴江

  在老区的那次战斗后不久,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春,我调乳山县大队八连当副班长,担任乳山县委书记李前的警卫员。李前同志后来任吴江解放初期的县委副书记、书记,我就是随他来到吴江的。

  1949年1月春节前,当时山东老区的许多干部战士接到任务:要准备南下,接管新解放区。许多人思想有顾虑,不愿离开家乡,领导上做了细致的思想工作,仍有个别人开了小差。我们胶东六个县的部分干部战士编为苏南太仓、昆山、吴江三个县的领导机构,春节后,一路步行,到达苏北高邮县白埠镇接受整编,学习《入城守则》等,并听苏南来的地下党员袁焕同志介绍苏南的风俗、习惯、地理等。在白埠镇整编后,我们二百多人(佩武器)来吴江县接管,县委书记鲁琦,副书记李前,县长杨明,县委常委兼公安局长王镜溪。

  1949年4月24日解放大军已经打过长江,我们吴江县的领导班子等从江阴过江,步行至无锡,宿了一夜后,再乘火车往苏州赶,半途,因铁路被破坏无法行车,再下车沿铁路步行,由于中途遇大雨,至苏州火车站时被包、衣服均淋透了,我们就在苏州火车站住下休整,鲁琦、李前、杨明等领导同志找苏州地委领导联系,安排当地地下党带路前往吴江。4月29日晚上7点出发,我们从苏州城西绕道到城南,再沿十苏王公路往吴江走来,由于队伍有二百多人,相互并不太熟悉,还有一些女干部,有的走得快,有的走得慢,走到中途尹山铁路桥(今已毁)处稍息整队,在列队报数时发现多了两个人,一查,增多的两人是国民党部队的溃散人员,身上还有手枪,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居然混入我们的队列一起行走。被我们发现以后,大约两人觉得大势已去,所以没有反抗,公安的同志再细查,查明他俩一个是国民党军的副旅长,一个是营长。鲁琦、王镜溪等同志当即派人将此两人押往在苏州的解放军军法处,交由军法处处理。这个小插曲,很能说明当时社会混乱的严峻形势。

  4月30日凌晨,我们二百多人的队伍到达了吴江,由于没有当地的地下党接应,我们暂时停留在吴江北门外,后来与在庞山湖的地下党朱帆等同志联系上后再进城,二百多人停留在中山街一店铺前,组织上安排我(李前的警卫员)和毕玉明(杨明的警卫员),武装前往国民党的吴江县政府探察情况,县政府里的建筑许多是前清的衙门建筑,给人以阴森森的感觉,我和毕玉明当时都很年轻,我就朝天鸣了一枪以壮声色,整个县府大院空无一人,办公室用具还在。领导根据我们侦察到的情况,通过当地人士找到了住在吴江城内辉德湾的国民党县政府的年轻女文书项冲,那项冲颇能配合,在她的指引和介绍下,我们接管了县政府,包括留着的档案材料。后来,本地地下党组织的朱帆、金佩扬等同志也加入了吴江县的领导班子。

 

三、盛泽缴枪

  进入吴江不久,我随李前副书记去盛泽镇收缴国民党党政人员的武器。我与李前副书记两人步行到盛泽,住在一个小庙里,通过地下党找来国民党的盛泽区区长沈立群,沈立群还带着警卫员,他的警卫员挎着两支枪,还神气得很,李前副书记向沈立群宣传我党的政策,对其进行开导教育,地下党事前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沈立群当即表示同意缴枪,表示要跟从共产党走,并从外边叫来了饭菜招待我们,还送李前副书记一支很新的左轮手枪。按当时的政策,李前副书记的这种工作方式是正确无疑的,既达到了目的,又避免了流血,国民党党政人员的枪就这么顺利地收缴完毕。人民政权也正式得以建立。

  1949年6月初,我到吴江已经一个月有余,组织上将我正式调公安局工作,任公安局政保课侦察队干事,后任副队长。那时调动工作没有书面的通知,就领导口头的安排,我就算是公安局的人了。公安局设在国民党警察局的原址,现在已改建成为银杏广场。

  由于刚解放,盛泽四周还有许多土匪、兵痞武装,49年秋冬期间,我被领导派往盛泽,协助盛泽分局收缴这些武装的枪支。当时盛泽附近有一个100多匪徒组成、号称“江南挺进纵军独立第一支队”的匪帮,那些匪徒平时分散在各自的家里,总头目计家振已经潜逃外地,他手下有两个小头目叫计阿掌(坛丘人)、杨通观(平望人)被我们分化瓦解过来,表示愿意配合人民公安机关。领导上安排我带着计、杨两人前往盛泽、坛丘、平望、黎里、浙江王江泾的四乡村坊收缴土匪枪支,由于我不懂当地方言,所以领导按排我装扮成哑巴充作计、杨的“卫兵”,以防他们中途反水。为了方便计、杨的活动,我们仍然发给他们枪支,只是暗地里将他们的手枪撞针磨平、使枪不能击发子弹,我穿便衣,挎着二支驳壳枪,跟着他们深入匪窝,虽然心里知道这样做很危险,但自己的革命热情和革命豪气使我义无反顾地向前走。收枪工作一般是由计、杨带我到一村坊,找到一匪徒家住下,再让那匪徒去通知附近的其他匪徒晚上到一小庙里开会(当时农村的小庙很多,大多是无人看守的),由于计阿掌、杨通观在匪徒中颇有声望,所以大多数匪徒会按时前来,匪徒来齐后,我全付武装地站在计、杨身后,由计阿掌讲话,他一般先介绍我是个哑巴,是最近收得的卫兵,还说别看他是个哑巴,他的双枪打得特别准(这段话也是领导安排的,其目的既隐蔽了我的身份,又能给匪徒们一个震慑);接下来他就说,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了,我们要跟共产党走,枪要全部交给共产党等等,杨通观也在边上帮腔说话。对带枪的,计阿掌下令当场上交,没带来的,要求在规定时间内交到他手里。这些匪徒可能大多数本是贫苦人,本不想反抗人民政权,也可能已经习惯于计阿掌的命令,或者我身挎双枪的威慑作用,所以,大多数持枪匪徒乖乖地将枪交了出来,个别不肯交的,我与计阿掌、杨通观上门找到那人,由计阿掌强令交出。我们收到一批枪后就回到盛泽将枪交给公安分局,再到另外一个乡村去收缴。行动时根据实际情况,有时我让计阿掌与杨通观都去,有时只带计阿掌,也有时只带杨通观,有时盛泽分局的同志一起参加。就这样,通过近半年的收缴,将计家振匪帮的长短60多支枪基本收缴完毕。那段时间,我与匪头出身、政治上极有可能动摇的计阿掌、杨通观同吃同住、深入虎穴,可谓惊险。还好,由于党的政策感召,没发生流血事件,总算顺利。

  计家振匪帮的枪支收缴基本结束时,大约是五0年春,计家振在上海落网,被我们押回了吴江,这人应该说是罪大恶极的,由于他的历史、社会关系复杂,尚有利用价值,领导上对他区别对待,并没有将他关进看守所,而是安排了陈国强、冯志良等一批侦察员将他看守在金家埭“大东旅社”(后成工商联办公地,现已改建为商区),对他特别优待,由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小沈负责他的伙食,每天为他去饭店炒菜打饭开小灶,吃得很好,还准许他抽香烟,他抽的烟也是好的,如“哈德门”牌等。审了一个多月后,有天夜里约10点多,局长王镜溪象有预感一样,突然带着我前去提审计家振,王局长对计家振仍然客气,递香烟给计家振,计却推说不抽烟了,没伸出手来接,这个小小的细节引起了王局长的警觉,仔细观察计家振的手,发现他右手食指、中指都屈藏在大拇指下,原来他的那二个指甲缝都磨破了,王局长当即安排我和其他人去检查计家振的房间,发现床头临街一面的几块墙砖已经挖开,墙砖虚放在原来的位置,用叠高的被子挡着,一般不易被发现。原来计家振已经密谋逃跑、并已付诸行动。由于旅社的墙是老式的砖砌空心墙,用灰沙粘砌,这种墙壁并不牢固,只要挖去一块砖,其他的砖头,只要用手一扳就掉,他没有现成的工具,就用手指甲和偷留下的一根竹筷将砌墙的灰缝慢慢挖去,这天,他已经将墙壁挖穿,准备在当天深夜趁看守人员不注意时逃跑。这事很悬!如果那天王局长不来提审,肯定会出事!这件事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公安干警触动很大,一方面认识到敌人的狡猾性,另一方面对王局长精明细致的观察、分析能力十分佩服。识破计家振的诡计以后,当夜就将计家振关进了看守所,后来计家振被人民政府镇压了。

  解放初期,吴江的敌情很复杂,驻扎在盛泽镇上的一名解放军被杀害在南栅河里,枪支被抢,后经查明,此案系盛泽镇上有名的妓女叶美珍及其姘夫王一明所为。那天叶美珍和王一明以酒菜招待为诱饵,将那解放军诱骗至南栅簖棚附近,乘其不备将其杀害,劫下枪支,沉尸湖荡中,然后王一明又交枪邀功、伪装积极,混入我内部。一段时间内,王一明还经常跟着我去周庄等地(周庄镇部分区域时属吴江,现属昆山市)收缴土匪人员的枪支,他还佩着枪,由于他的历史背景不清,我们很警惕地对他所佩的枪作了处理,使其不能击发,有一天,我们从周庄缴得一支枪和100多发子弹回到吴江后,王一明突然向领导请假要回盛泽,此时公安局领导根据王一明邀功所交的枪支编号上已经发现王一明杀害解放军的罪行,非但没批准他请假回盛泽,而是果断地将其逮捕,叶美珍也在盛泽同时落网,此两人后来被新生的人民政权正法。

  现在想来,那段时间的工作我常常与狼为伴,充满着危险。

 

四、梅堰枪战

  解放初,出身在震泽区港口乡蒋家湾村的匪首张本,在上海被台湾国民党潜伏机构委任为“独立第四支队司令”后,在苏沪浙皖一带网罗党羽、招买人枪、发展武装,大肆进行破坏活动。他以蒋家湾、油并港为盘踞点,成立五个大队,在季王庙、嘉定、宜兴设立三个大队部,还有突击大队和独立大队各一个,分封联络、外交、经济三个“副司令”和副官,设有联络员、情报员,经常随他一起活动的就有41名武装匪徒。他们打家劫舍,勒索士绅钱财,洗劫运河里过往船只,密谋暗杀我干部,策反我方人员,拉拢我驻震泽公安分局的二个武警班反水兵变,企图“端掉”我震泽分局,我们对其开展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挫败了他们的许多阴谋,但他们还是残杀了我开弦弓乡长吴毓辛同志,对我们新生的人民政权构成了重大的威胁。

  1950年5月中旬,上级决定苏、浙、沪、皖各地统一行动,集中力量剿灭这股匪徒。张本下属的骨干陶国华、王瑞林带领匪徒在从上海近郊回长兴县和平乡,向“上级”汇报联络发展情况,路途中,一路边行边抢,到震泽镇后,落脚在匪徒朱玉书家,并联络震泽镇匪徒王三观、吴国安、赞荣、陈大等人,将义福弄一家绸衣庄洗劫一空,并抢得金手镯2只,金戒指20多只。待我公安分局闻讯赶到时,只抓获本地匪徒吴国安,缴获手枪一支,手榴弹一枚。

  后来我们得知,陶国华、王瑞林那股在震泽公开洗劫的匪徒得手后,逃到梅堰荻塘南边的凌家浜村,躲藏在与他们有联系的凌洪世、胡建中两人家中,陶、王两人将匪徒们安置在梅堰后,两人去苏州销赃购枪。

  而此时,由于陶、王等耽误了去长兴县和平乡汇报的时间,长兴方向又派来了十来名匪徒前来震泽一带寻找陶、王等人,一到震泽就找朱玉书接头,朱玉书即张罗船只送他们。显然朱玉书是张本一伙的联络人,那伙人比较引人注目,腰间又似有武器,群众将这情况报告了震泽公安分局。县局接到震泽的报告后,分析认为这伙匪徒就是张本的部属,当即指示震泽分局,待那股匪徒上船离开震泽后,秘密拘捕朱玉书。黄昏时分,朱玉书将匪徒们送上船走后,我震泽分局迅速地秘捕朱玉书,通过对朱玉书的审讯,获悉前后两股匪徒当晚要在梅堰会合、并夜宿梅堰一仓库的情况。县局接到震泽分局的情况报告后,决定就地歼灭这股匪徒,局长王镜溪亲自带队,我、陈国强、葛云顺、葛俊民等近二十名公安武装人员参加了这次战斗,王局长调来汽车,我们乘车连夜赶到梅堰,再乘船渡过荻(音)塘运河,将在获塘南岸的那个仓库包围。有个匪徒半夜出来小便回房时,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阵势提枪扑向匪窝,由于行动隐蔽、迅速、突然,匪徒们无法组织反抗,有的即被缴枪捕获,有的四散往稻田里逃窜,我们一边开枪示警,一边奋力追捕,终于将匪徒全部抓获,没有一个漏网。

  这次战斗,我在稻田里追到一匪徒,在他身上缴获了一支全新的进口手枪,这支枪后来成为我们局里最好的佩枪。

  不久,匪首张本、易正学、王瑞林、陶国华等纷纷在上海等地落网。县公安局将张本等人陆续押回吴江后,人民政府将这伙匪徒视情节轻重作了处理,张本等人被枪决在吴毓辛同志牺牲地附近的震泽镇西公路桥边的荒地里。

  张本、计家振等影响重大的匪首被镇压消灭后,人民政权声威大振,盗匪活动得以收敛,匪徒向人民政府自动缴械、投诚自首的多起来了。

 

五、短兵相接

  由于当时年轻体壮,在老区又经历过战斗,我调到公安局后,领导上一直把我当成突击队员使用,遇到重大危险的任务,往往指派我去完成。为此,领导给我的装备也比较特珠,配备我三支枪,两支驳壳枪挂插在腰间,另一支小手枪藏在胸口以备应急之用,战斗时一般使用双枪。夜间又需要照明,为此又为我配备一支直角弯头的手电筒(装三节干电池),使用时插在左胸口袋里,还特地找人为我的衣服左胸口袋加长,以方便插放那弯头电筒,行动出击时都是便衣,以利隐蔽。由于工作的特殊,短兵相接与土匪斗争时常发生,许多事已经难以回忆,但其中有二次战斗至今印象深刻。

  一次是五0年初冬,发生在芦墟汾湖中。当时,黎里镇发生了“请财神”(即绑架人质勒索钱财,又称“绑票”)案件,我们以赎票为名,通过特情人员和匪徒接触,匪徒提出要在某夜半夜时分,以单只小木船“船头放灯为信号,赎金放在灯边,在汾湖中间交接”的条件,方能接头,我们接受了他们提出的条件。那天深夜,公安局派我和侦察员葛俊民都持双枪卧伏隐蔽在小船舱内,从黎里出发,由吴江地下党员出身的侦察员钮世昌摇船(我们山东来的不会摇船,而钮世昌是本地人,会摇船),船上还有一受害人的家属,前去与土匪接头“赎人”,后面再安排一条农船,船里隐蔽着孔宪明、汤月湖等十多名公安武装人员,与我们始终保持一段距离。我们在船头点着灯,等待着土匪前来接头,半夜时,果然有一条船迎面摇过来,船上除了人质以外还站着三名匪徒,与我船快靠拢时,匪徒们发现了卧在船舱底我们,即很慌张地向我们开枪,幸未被打中,我们立即跃起向他们还击,他们一看火力不如我们,就跳入水中分散泅水逃离,我打开胸前手电,照着一人开枪,将那匪徒手臂击伤,可他水性很好,带着伤一直游到芦墟的汾湖公园,钮世昌摇着船紧紧地跟着他,等他上岸后即被我们抓住。后面跟着的其他公安武装人员也立即投入搜寻战斗,但另两匪徒当时还是逃脱了,人质当场获救。天亮后的当天上午,那两匪徒逃到苏州盘门外的一茶馆里歇脚时,由于身上有枪伤,引起群众的怀疑,被警惕的群众扭送当地公安派出所,当天下午即被我局押回吴江归案。

  另一次是五0年冬,发生在黎里的黑龙甸(现属松陵镇八坼社区)。当时黎里派出所隶属平望分局的领导,我局经过侦察,获悉有匪徒绑架平望镇上一家独生子,可能藏身在溪港或者黑龙甸两处。我们公安人员兵分两路,一路赴溪港搜捕,另一路由平望分局长王奉贤(后曾任县委常委兼县公安局长、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带人和我一起赴黑龙甸,我们一行五人身着便衣,由一弃暗投明的土匪人员带路,乘坐一只“网船”(小渔船)摸黑到了黑龙甸,分析认为匪徒可能隐藏在一个船坞房里,那船坞房搭跨在小河港上,中间有一层搁板,搁板下是水面,停放农船,搁板上放农具、杂物,搁板与河岸基本持平,开有一门进出。为了减少、避免我方人员的伤亡,保护人质的安全,我先一人悄悄摸到门口,用手轻轻推门,发现门被里边用物顶住,说明里边有人,我双枪子弹上膛,打亮胸前的手电筒,一脚踹开船房门,电筒光下,发现里边有两匪徒夹着小孩人质睡在里边,我双手端枪喝道:“不准动!”但其中一匪徒却伸手往枕头底下掏枪,被我双手连开数枪击毙,另一无枪匪徒吓得直抖,我用枪指着他,命令他双手抱头走出来,小孩人质安全获救,待后续的同志赶到后,绑住活着的匪徒,检查被打死的匪徒枕头底时,发现那匪徒的手枪已经子弹上膛,如果我不开枪的话,自己就会受伤、牺牲。回到平望,向上级报告后,苏南行署的领导特意致电祝贺,县局在平望开了庆功会,放假休整了一天。

 

六、后语

  以上回忆,只是印象深刻的部分,由于文化功底的原因和当时工作的繁忙,我没有笔记记录,许多突击任务完成后,对匪徒审讯、处置等后续工作又由其他同志办理,所以许多人名、时间、地名等都比较模糊。还有许多其他事例,已经难以完整记起。

  自小,父母的对我的教育很传统,要我诚实待人,做任何事情要认认真真,不计较个人得失;参加革命后,在党的教育领导下,懂得了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要不惜个人牺牲这些基本道理。自己能在历次战斗中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流血牺牲,都是受党的教育和父母慈爱引导的结果。建国前后,我们上上下下都是供给制,吃穿都很艰苦,到吴江公安局后,屡次担任充满危险的突击任务,从无一句怨言,有时工作实在太忙,许多日子没时间睡觉,吃饭也顾不上,而领导又经常不断地指派我任务,感到非常辛苦和疲劳,但想想人民政权刚刚建立,而匪情又是那么严重,就咬牙坚持下来了。记得有次在震泽查案,有一起抢劫案的匪徒关押在震泽分局,天已经很热,我刚回到震泽分局,光着膀子端起饭碗吃午饭时,由于看守人员的疏忽,一名匪徒趁隙戴铐逃跑,我闻讯后,也顾不得穿衣,光着膀子提着枪追赶他,鸣枪警告他也不停,凭着自己年轻体壮,一气追了五六里路,一直到双阳桥南堍的一粪坑边才将那逃窜的匪徒擒获,而其他追击的人员已经远远地的掉在我身后。每次完成充满危险的任务后,虽然屡次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却与奖状、勋章无缘,但我内心仍然无悔!我们这代人,都是这么战斗过来的。

  顺便一提,我在1954年被调省公安厅警卫处首长保卫科工作,曾多次执行省、市、中央领导和外国国家领导、专家等警卫任务,更幸慰的是我还亲自参加保卫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陈毅副总理等领导的安全保卫工作。这段经历,使我终生难忘。

  1982年,由于组织的安排,我调到交通局工作,十分留恋地离开了公安队伍,但我的内心里,对这支我曾经奋斗过三十五年的人民公安队伍充满着真挚的感情!

  我祝愿年轻一代的公安民警为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构建和谐社会、创建平安社会勇立新功。

 

 

  注:陈全贵同志自1949年6月起,长期在我吴江县(市)公安局工作,先后担任侦察队干事、副队长、公安特派员、派出所所长、副镇长兼派出所所长、副局长等职,1982年调吴江交通局任副局长,1990年底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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