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剿匪记

回忆在吴江执行剿匪战斗的一段经历

  解放初期，国民党的溃兵与太湖惯匪互相勾结，纠合成大小不等土匪二百多股，约五千人众，分散在太湖各县，肆意抢劫烧杀，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并干扰基层政权的建立。为此，我军重新组建县总队和区中队，以对付分散的土匪。继而，苏南区党委作出《关于开展太湖地区肃清残匪，发动群众建设政权工作的决定》，苏南军区统一调整部署太湖的剿匪斗争任务，成立了太湖剿匪指挥部。指挥部设在太湖东岸的东山镇，苏州军分区司令员王治平任总指挥，常州军分区司令员朱传保、湖州军分区参谋长方志诚任副总指挥。调集了原华东警八旅二十四团，警七旅十九团和苏南军区警备三团等11个营的兵力，并由各县、区武装力量配合，在太湖沿岸七个县进行清剿，从1949年5月至1950年12月，太湖的土匪和国民党匪特终于被彻底消灭，其中以龚国良为首的最大一股土匪，在强大的军政功势下，被迫率部千人向我驻苏部队投降。

   当时，吴江县的匪情比较严重，土匪与国民党残兵互相勾结，抢劫、烧杀群众的事件经常发生，以致无法在太湖沿岸地区建立乡政权。匪特还企图破坏苏州至吴江间的主要通讯联络干线，阴谋爆破重要工业设施如发电厂、火柴厂、面粉厂等。为此，指挥部调遣二十四团进入吴江县对匪特进行重点围剿。该团在吴江的5个月中，采取军事进攻，歼灭了二十余股土匪，同时在政治上还瓦解了部分土匪和胁从人员，由于剿匪成绩显著，受到苏南军区的表扬。

  我当时在二十四团一营任政治教导员，亲历了吴江地区的剿匪斗争。现将个人参与指挥的一次剿匪战斗经历追记于下。

  1949年5月底，我二十四团奉命从无锡出发至苏州，开往太湖地区执行剿匪任务。团部驻防在交通枢纽平望镇；一营驻震泽镇；二营驻同里镇；三营驻芦墟镇，以剿匪任务为主，同时协助地方党政部门开展群众工作，建立并保护区乡政权。

  一天下午，我一营冒着濛濛细雨，踏着泥泞的道路，开进震泽镇，受到上千名群众、学生的热烈欢迎。当晚我与金营长走访了区委的孙群山书记、宋协秀区长，向他俩了解当地匪情。就在我营来到的前一天晚上，土匪竟敢在区政府隔河的东街抢劫了曹祥源布店。

  接着，又走访了当地的积极分子和各界人士，他们诉说太湖匪患已有百年之久，长期以来成为社会的一大灾害，群众中流传着一句俗语：“田里野草拔勿光，太湖土匪捉勿尽，土匪勾结坏政府(指旧时历届政府)，民不聊生苦中苦。”

  又一天早晨，镇上码头边站满了许多围观群众，只见小木船舱里躺着一只烧死的羊，还有一具用草席包裹着小孩尸体，露出了被烧得皮开肉绽的一双小脚，一名中年妇女伏在船头上哭得死去活来……旁边的壮年汉子泪汪汪地拉起那妇女向岸上走，边走边喊：“勿要哭呀，是土匪放火害了我们一家，快去求解放军为我们报仇啊!”群众带领他们来到营部，我和金营长接待了他们，给予安慰，留他们在队部吃了饭，并请区政府安排丧葬和进行救济。

  我们获知匪首张本带领三十余武装匪徒，经常出没在太湖边的横扇一带，放火害民的就是这帮土匪干的，因此剿匪行动的第一个行动目标，就针对这股匪徒。

  6月初的一个深夜，金营长带领一连2个排，我带领二、三连各1个排，区委孙书记也亲自带了几名向导分乘船只一起行动，那位受害的壮年汉子随我们带路。夜深人静中我们兵分两路，乘十几条木船进发。零晨2时进入了茫茫太湖，月亮刚从云层中露出来，湖面有些微光。不久，突然发现前方几百米处有2条帆船，隐隐约约在移动。我感到可疑，就叫王排长呼喊叫停，然对方不仅不听从，却掉转船头朝相反方向急驶。我立即命令炮班发射一发六○炮弹，接着，又令机枪班向帆蓬射击，刹那间，那两条船的帆蓬落下了，无奈只得停住。我方几条船向前包抄过去，一待靠近，站在船头上的我方指战员同声呼喊：“不准动”!我接着说：“我们是人民解放军的巡逻队，经过的船只必须检查”。大家的目光随着七、八支电筒的光柱射向船舱，只见里面各有四、五人，用被单裹着身子，装成睡觉的样子，唯有一个四十多岁的人，长着络腮胡子，穿了一身黑色衣服，头戴礼帽，显得很沉着。我一看便知这家伙是个头目，便大吼一声：“你们深更半夜行船，是干什么的?”“啊，解放军长官，我们是生意人，生意人，请别误会”。他点头哈腰地向我回答。“那好，请所有人上我们船来，若查明是商人，就立即放行。”我用客气的语气稳住他们。结果，一共出来9个彪形大汉分别跨上我们的船只，被监视起来。我正指挥王排长上船搜查时，那位受害的汉子，从暗处轻轻地拉住我的衣服，靠近我耳边悄声说：“那个家伙就是土匪头子张本的副官。”我心里一振奋，便转身对张连长说：“先把那家伙铐起来，隔离开，其余统统綑绑起来，严防反抗逃跑。”

  王排长欣喜地走来向我报告，说是从船舱夹板里搜出一批武器。我们点了点数，有卡宾枪5支，汤姆式冲锋枪5支，快慢机短枪1支，子弹4箱，还有十几颗手榴弹。

  船队继续向原定作战目标驶去，被俘的匪船派了2个战斗小组上去，跟在背后，同时对抓获的匪徒进行审问。

  匪副官名叫赵阿大，从他的供词中得知，前一天他护送匪首张本去梅堰朱家湾，与土匪团长朱良接头，朱委任张本为独立大队长，打算长期潜伏，负隅顽抗。匪徒们知道我军大部队开到太湖沿岸，张本特派他连夜赶回老巢尽快转移阵地，万万没想到中途被俘。

  我严正警告赵阿大，要他认清形势，争取立功赎罪。我把刚缴获的快慢机点了点他的脑门，命他老老实实地带路，要不让他脑袋开花。

  此时，天气突变，东南角上乌云滚滚，向我们头顶压了过来，由于指战员均有渡江作战经验，人人会划船，懂水性，船队破浪前进，无甚阻碍。凌晨四时，按预定时间到达横扇东边的一个村庄，部队悄悄地上了岸，先把交通要道封锁起来。正好，金营长也按预定时间抵达，很快用信号联络上，并通报了途中俘虏匪副官的情况。

  天刚亮时金营长指挥作战，我和张连长带了一个突击排，命赵阿大带路，直捣匪巢。金营长带了一个排跟进。刚接近村庄时就听到狗吠，越吠越响，紧接着有人喊：“什么人?”张连长左手拉着赵阿大背铐的手，右手握着短枪捣捣他的嘴，让他回话，赵阿大立即呼了几声“小黑”，那黑狗立即停止了叫声，还摇着尾巴走过来，而放哨的匪兵满以为是自己人回来，也大摇大摆地走过来，还没看清人就开口：“哈哈，你回来啦……”没等他讲完，通信员小张一个箭步上前，冷不防用手臂朝他脖子使劲一勾，就活捉了放哨匪兵。

  我们走近一个地主宅院，另一土匪哨兵躲在隐蔽处喊道：“啥人?”匪副官应声回答：“是老爷回来了，快把门打开。”匪兵应声从阴暗角落处走到边楼去开锁，被二班长一把抓住，还未弄清怎么回事，毛巾已塞进了他的嘴巴，并缴了他的驳壳枪。

  说时迟那时快，我们一个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冲屋前，伏在暗处，把窗门封锁住，同时派一个小分队插进后院，将匪首张本姨太太的卧室监视起来。金营长的一个排把房子外围都包围起来，我和张连长带着匪副官走进中屋，由他喊话：“弟兄们——快起床，到天井集合去!”我用电筒一照，睡在通铺上惊醒的十几个匪兵，慌乱地拿起各自的武器从被窝里蹦了出来，迷迷糊糊地走到天井中央集合。我举起快慢机向空中一勾，打出三发子弹，埋伏的战士猛然从四边冲了上来，齐声高呼：“放下武器，统统把手举起来!”于是匪徒们乖乖地放下武器举起双手。一点数共有13名，另外，缴获了1挺机枪，5支步枪，5支驳壳枪。另外还抓获张本的姨太太，张本的小舅子则泅水逃跑。

  土匪老巢被捣毁后，金营长向空中发射了几发红色信号弹，宣布了战斗的胜利结束。指战员们从四周往村里集中，我和金营长陪同区委孙书记，乘胜向群众宣传了政府的剿匪政策，指出被迫当土匪、窝藏土匪者，只要向人民政府坦白交待，改恶从善，一律从宽处理。

  过后不久，我营部一名通信员在送信途中，在梅堰附近的河边，被土匪暗杀，将尸体抛人河中。经过侦察，发现匪团长朱良带了一股匪徒在梅堰一带活动，通信员就是被他们杀害的。于是，我们顺藤摸瓜，抓住战机，决定向第二个目标进攻。

  6月下旬的一天晚上，由三连执行此项任务。他们深夜出航，驶入朱家湾，占领有利地形，将朱匪住地——龙王庙包围起来。拂晓发起进攻，打得土匪措手不及，激战一刻钟，三十余匪兵全部缴械投降。朱良跳窗逃跑时，被我捕获。这一战斗共俘虏土匪33人，其中打伤4人，缴机枪2挺，长短枪26支。

  除消灭这两大股土匪外，部队还经常不分昼夜小批出动，消灭分散零星之匪，并开展政治攻势，争取土匪家属动员其子弟丈夫向我人民政府坦白自首。在我军威慑和政策感召下，我一营5个月内消灭土匪一百五十余人，另外还有二百余人向政府自首投诚。9月初，在震泽镇人民公园广场，召开了数千人的群众大会，宣判了朱良的罪恶，立即执行枪决。匪首张本也于1950年5月在上海郊县作案被捕，被判无期徒刑。到这一年的10月，吴江县境内的土匪已基本肃清，各乡镇政权也相继顺利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