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之子：费孝通七十年的乡土足音

  2005年的4月24日22∶38，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费孝通先生告别了他所挚爱的乡土中国，裹着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走完了他最后的人生之旅，也完成了一个学者从学术探索到文化自觉的使命，完成了一个大写的人抵达人格完善的最高境界。他挥手离我们而去了，用他乐观而博大的心胸向至爱亲朋们告别：“瓯海驰骋千里还，天台雁荡送我归。有情应怜书生去，临别花开君子兰。”

  费孝通先生（1910—2005）是我们吴江人，作为学界的泰斗和旗帜，很少有人像他一样，他所有的成绩几乎都与他的家乡有关。他从江村走出，又不断地回到江村、吴江，他通过江村、吴江的窗口来反映整个中国的真实面貌，寻找富民强国的路径，昭示中国的未来走向。他走遍了整个中国大地，不但与我们许多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与许许多多的普通人成为了亲密的朋友，为他们的生存和幸福呼和号，为他们的未来生活设计蓝图：农副工的协调发展、乡镇企业、小城镇研究、苏南模式、区域经济、长三角经济合作、太湖综合治理……，为此，他不仅经受自然界的风雨，也承受了人世间被剥夺、被冤屈、被恐吓、被迫害等诸多苦难；也因为他始终坚持站在乡土路上贴近社会生活的实际所作的一项项学术活动，而获得了国际社会科学界的多项最高荣誉，以及他的人格气节而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务。一直以来他以家乡为骄傲，用他深情的笔叙写了许多不朽的学术篇章；他自己也成为了我们家乡的骄傲：因为他，世界认识了江村；因为他，人们重新认识了中国；因为他，中国的社会科学界获得了诸多崇高的荣誉和地位。

“江村”里的中国

　　也许，“江村——开弦弓”对于年轻的费孝通学术人生来说确是一份偶然，但就是这份偶然里却承载了他生命重生之重，也承载了他一生的荣和辱。

　　1935年，作为即将赴英留学的清华人类学硕士毕业生，到广西大瑶山进行调查考察，为他的博士研究学习作准备。在这次调查中，他误入捕虎陷阱而身受重创；而与他共同调查，结婚才108天的妻子为救他，在黑夜的下山途中跌入山涧而致身亡，永失爱妻加上全身的挫伤，使这位多情的年轻人无法解脱自己而选择了自杀，在自杀无果身心俱伤的情形下他只能返乡疗伤。此际，他的姐姐费达生先生正在太湖东岸吴江的一个名叫开弦弓的小村庄里进行着一项已持续了10多年的乡村蚕桑丝的改革实验。在姐姐的建议下，作为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的他第一次真正走进了家乡的农民生活中，在那里他深切地感受了农民们日常生活的实际状况以及中国农民的朴素感情，还感受了他姐姐及其同仁正在进行的工作对整个中国农村的未来之意义，感受到科学工作者在人民生活中的责任，在这种感情的滋养中让他重新站立了起来并燃起了生命的希望。

　　在疗伤期间，他挨家挨户地走访了开弦弓的每一个家庭，并作好了详尽的笔记，在赴英伦的途中他把这些笔记整理成文。正是这份不经意的调查引起了他的导师马林诺斯基的高度重视，看到了这位年轻人工作的价值。在导师的鼓励下，他完成了以此作为论题的博士论文并出版了专著——Peasants‘Life in China（《江村经济》）。在这本著作的序言里，马林诺斯基的言语中不乏热情洋溢，而这些热情洋溢又是中肯的言辞为这本书的学术地位定下了基调：

　　“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

　　此外，此书虽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然而它并不满足于复述静止的过去。它有意识地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作者在科学研究中勇于抛弃一切学院式的装腔作势。他充分认识到，要正确地解决实际困难，知识是必不可少的。费博士看到了科学的价值在于真正为人类服务。对此，科学确实经受着严峻的考验。真理能够解决问题，因为真理不是别的而是人对真正的事实和力量的实事求是。当学者被迫以事实和信念去迎合一个权威的教义的需要时，科学便被出卖了。

　　费博士是中国的一个年轻爱国者，他不仅充分感觉到中国目前的悲剧，而且还注意到更大的问题：他的伟大祖国，进退维谷，是西方化还是灭亡？既然是一个人类学者，他毕竟懂得，再适应的过程是何等地困难。……中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所以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这充分表达了中国文化和我们自己的文化的最大需要。

　　后来，这份《江村经济》成为了许多国家社会学专业的必读参考书籍和经典著作。正是《江村经济》在国际学界的深刻影响力，1957年，澳大利亚社会学者格迪斯在周恩来总理的特许下，来到开弦弓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江村社会进行了再考察，写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生活》一书，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在格迪斯的启发下，费孝通先生再次回到了开弦弓写下了著名的《重访江村》。这一次在开弦弓，他欣喜地看到经过土地改革，社会分配问题的解决，农村有了一个大的发展。但是乡亲们告诉他：虽然粮食增产了但农民的生活水平反而下降了，手头没钱花，口袋里瘪瘪的。他敏锐地感到农村的发展可能会停顿下来。于是，他写文章、提建议，再次倡导发展农村工业。

　　他认为这一问题反映了当时中国的一个大问题。而这篇反映农民的真实生活状况、反映了广大农民的疾苦和心声的论文，却成为了先生划为右派的有力凭证，从此也开始了先生长达20年的非自由生活。

　　1979年后，他终于获得了学术重生，又开始了江村的继续研究，前后26次回到江村，写下了《三访江村》、《九访江村》、《江村五十年》，后面的“小城镇研究”、“苏南模式”、“区域经济”、“长三角经济合作”、“太湖综合治理”等都是在江村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980年后，国际社会科学界正是依据了先生用生命的托付、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以及在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上的卓越成就而授予他一系列崇高荣誉：1980年他获得了国际应用人类学会该年度马林诺斯基纪念奖，1981年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纪念奖章，1988年获美国“大英百科全书奖”，1993年获日本亚洲文化大奖，1994年获该年度菲律宾拉蒙·麦格赛赛“社会领袖奖”，1998年获“霍英东杰出奖”。此外，他还先后获得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授予的荣誉院士、澳门东亚大学社会科学博士、香港大学文学博士等荣誉。

乡土路上的情与爱

　　“本土化”，是社会学界的一个重要的使命，也是社会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的方法，费孝通先生选择了“乡土研究”来开展自己的研究，并在国际社会学界竖起了著名的“中国学派”的旗帜。

　　“乡土研究”是费孝通先生借助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的“田野工作法”和“参与观察法”，以本国本民族本文化作为自己的研究基点，在此基础上通过广阔的多因素联系的观点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生活进行深入的剖析研究。具体以某一社区为研究框架深入到具体的研究对象中间，通过参与他们的活动、与他们交谈和观察他们的活动，通过这种直接的观察从而达到观察目的。其中，《江村经济》被认为是世界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的依据，主要就是运用这种方法做实证研究的开创者和突出的成功典例。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先生对“乡土”有一个很好的诠释：“我们说乡下人土气，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从半坡、河姆渡开始粟稻种植，农业成为维系社会的经济支柱，‘土'成为与文化紧密联系的东西"。如果说《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微观社区调查研究方法的实践应用，那么《乡土中国》则是依据实践的经验所总结出的总体框架。费孝通先生说：“《乡土中国》就是我企图从农村社会基础上来解剖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基本观念，而构成一种乡土社会的类型。这就不限于一个具体的农村，而是指向农村的基本性质。"

　　费孝通先生的一生与这条“乡土之路”是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在这条路上洒满的是他无怨无悔的情与爱。

　　乡土研究之路是在他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开始的。1933年，他受梁漱溟先生之邀，到山东邹平县参加乡村建设工作，这是他作为社会学工作者第一次进入中国的乡土社会，接触了中国社会实际。在这过程中，看到了社会学工作者在本民族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1935年，他与新婚妻子在蜜月中同赴广西大瑶山进行社会调查，历尽艰险，有了他和妻子用生命和热血共同创造的“孩子”——《花蓝瑶社会组织》。至今，在广西大瑶山还有这样一块碑：

　　“吾妻王同惠女士，于民国二十四年夏日，应广西省政府特约来本桂研究特种民族之人种及社会组织。十二月十六日于古陈赴罗运之山道上，向导失引，致迷入竹林。通误陷虎阱，自为必死；而妻力移巨石，得获更生。旋妻复出林呼援，终宵不返。通心知不祥，黎明负伤匍匐下山。遇救返村，始悉妻已失踪。萦回梦祈，犹盼其生回也。半夜来梦，告在水中。遍搜七日，获见于滑冲。渊深水急，妻竟怀爱而终。伤哉！妻年二十有四，河北肥乡县人，来归只一百零八日。人天无据，灵会难期；魂其可通，速召我来！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五月费孝通立"（原文句读无空格和符号，为使读者阅读方便，王干荣代为标点）

　　这一事件，是他学术、人生中的一大情结，从此也让费孝通先生踏上了“乡土研究”的“不归”之路。在获得重生后所作的第一项研究《江村经济》一书的卷首上写着：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其实，后面的每一项研究里都浸润着他对王同惠的深情的爱。可以想象，每一次的“乡土路上” 他都是在与爱妻进行人间天堂里的对话，每一次的调查研究都是他们爱的升华——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之爱。

　　1938年回国后，即来到了后方的云南大学，创办燕京大学社会实地工作站（也叫魁阁研究站），在战乱的岁月里带领了一批社会学工作者积极开展农村社会调查，发表了《禄村农田》等一系列关于农村问题的文章，对中国的社会、家庭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培养了一批社会学者。1942年至1943年访美期间，整理和出版了Earthbound  China(《云南三村》)。

　　1947年，费孝通先生返回北平在清华任教，出版《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等著作。著名的“差序格局”就出自《乡土中国》一书，成为中国学者对世界社会学理论贡献的最重要的一条原理。

　　新中国成立后，他致力于民族工作和研究。那时，中央为了有效地贯彻《共同纲领》的民族（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从1950年起，从各高等院校和有关单位集中了一批民族研究人才，陆续建立了民族理论政策、民族历史、民族语言的研究机构；此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发展，对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成为一项更加紧迫的任务，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开创性工作，在这段时间里费孝通先生开始了民族研究。1951年，费孝通先生走进了中央访问团，并先后担任西南团、中南团的副团长，以及贵州分团、广西分团的分团长，于1951年和1952年参加了实地访问工作。随后，他调往了中央民族学院工作，他还配合当时的中印、中阿、中巴的划界工作。1957年写成的《重访江村》也是乡土研究的一个范例。

　　1979年后，他进入了第二个学术丰收期。他依然用生命的大半时间投放到乡土研究，即使在他90至93岁（发病前）的这一段时间中每年的一半时间还是用在了乡土调查上。从某种程度而言，“行走”成为了他生命的方式，他自己则认为这样的行走目的是“志在富民”。

多年来，他的足迹遍及中华大地的山山水水。他高度关注农村和农民问题，七下甘肃定西，三十余次到江苏、吴江调查，帮助当地农民寻找脱贫致富和加快发展的道路。他先后对我国西北地区、西南地区、黄河中上游、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中原经济协作区、淮海经济协作区、东北地区、京九铁路沿线地区等进行实地调查，“庭院经济理论”、“城乡统筹理论”、“小城镇理论”、“现代化理论”、“苏南模式”、“区域经济” 、“长三角经济合作”、“太湖综合治理”、“社区理论”、“上海浦东开发”、“促进22个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实现现代化建议”、“和谐理论”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社会学理论的扩大研究”、“全球一体化理论”等都是建立在乡土研究基础上获得的，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许多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与具体建议，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采纳。

“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在进行学术人生的同时，费孝通先生始终关注的是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他认为知识分子做人的人格气节非常重要，是民族的脊梁问题。在《做人要做这样的人》一文中他是这样通过与自己的姐姐费达生和姐夫郑辟疆的人格对照来解剖自己的：“我总是感到我姐姐一直是走在我的前面，我想赶也总是赶不上。她自律之严在我同胞骨肉中最认真的，我不敢和她相比……我确是在她后面紧紧地追赶了一生”。“我一想到他们，心中总有一种自疚之情。我们应当一代比一代强，而事实似乎正是相反。想要在当前的知识分子中找到一个像上一代的郑先生这样的人，有那样忧国忧民，见义勇为，舍己为人，不求人知的精神的人，我举目四顾，觉得不那么容易。因此我想：在这个时候回头看看我们上一辈的人怎样立身处世，怎样认真对待他们的一生，怎样把造福人民作为做人的志趣，对我们是有益的。至少可以让人们看到，我们中国有过不少一生为使别人生活得好起来而不计报酬地埋头工作的人。”

　　其实，一直以来他对自己要求甚严。在学术上，他亲力亲为，求真求实，把学术建立在实证研究之上，并不惜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更不惜承担由此带来的荣和辱。虽然他曾担任国家领导人，但他对自己的身份一直认为是“一介书生”。

　　1936～1938年是他在英国留学期间，正好也是中国全民抗日的战角吹响的时候，博士课题完成后他等不及英文书稿成为铅字，就辗转归国了。在云南大学工作期间，他还积极地参加抗日的救亡运动。他与其它学者一道发表声明，撰写文章，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1945年11月25日晚，费孝通、钱端升、伍启元和潘大逵四位教授在西南联大的民主草坪一带参加六千余人与会的“反内战讲演"。当演讲轮到费孝通先生的时候，枪声响了。面对着专制者的残暴，费孝通先生没有退缩，而是发出了比枪声更为响亮的呼声：“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

　　“一二·一”惨案后，他与云南大学的教授一同发表声明，声援和支持昆明学生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

　　1946年1月，他与其它教育工作者联名致函正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呼吁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保障民主权利。

　　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后，费孝通所面临的处境十分危险，他被迫离开云南。在美国领事馆的帮助下，费孝通先生及其家人避到了美国领事馆。但是费孝通先生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了对专制的批判，他在《这是什么世界》一文中写到：“一个国家怎能使人人都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被杀！人类全部历史里从来就没有过这种事。我们现在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

　　1949年初，他应邀赴西柏坡共商建国大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从此开始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光辉一生。同年9月，他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在中共中央给他的最后评价中有这样一段话：“费孝通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国，虽历经坎坷仍矢志不移。无论是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还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迫害，都没有动摇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贞信念。”

　　1957年的《重访江村》就是他对祖国和人民高度负责的见证。在反右斗争前夕,他还写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给党提意见。即使在1957～1978年这个时间段里，除了被划为右派和住牛棚外，他还做了大量的民族研究，从事翻译工作，和他的老师吴文藻、谢冰心等一起翻译了两部世界史——海斯和穆恩的《世界史》、韦尔斯的《世界史纲》。

　　费先生认为，应当有一个“天平"。那是以个人得之于社会和对于社会作的贡献作天平上两端的砝码。费先生以大众的幸福为自己的最高利益的品质，以“志在富民"作为自己的终身追求，总认为自己得到多于付出。所以，即使为此遭遇到了巨大的磨难，他也从不怨天尤人。

　　以追求真理为学问的第一要著。在求真的路上费先生曾经付出过所有能付出的最美好的东西。如果说真理是朴素的。那么，他植根于泥土之中的这些真知灼见再朴素不过了。作为社会学家，国际上恐怕没有一位像费老那样以本乡本土为社区研究的“实验室"，追踪调查半个多世纪，不为一切而改变，持之以恒。他把自己完全融入了一个伟大的事业——走近苦难深重的中国，倾听民生，感受社会底层的脉搏。始终坚持贴近生活、实践和底层，始终怀抱着这样一种力求创造国家、民族更加美好未来的使命感。

　　海纳百川的胸怀。他不以学界尊长而自居，不持门户派别之见，以儿童的率真，吸纳古今中外各种文化的精华，直到90多岁了还在研读他人的社会学著述，可谓是活到老学到老。不耻下问，甚至与研究对象做朋友，向老农学习，这是先生的又一大品质。他始终认为学问是为大众的。所以，所到之处，没有大学问家，没有大干部大领导，只有亲切的真诚的朋友，尊重每一个普通的人，关怀大众的生存和幸福。在群众中获取思考的力量，在实践中寻找治学的灵感，在寻常的生活和交谈中，发现我们身边的社会最需要什么，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成功的秘密。而且他从不把学问当作炫耀的资本，虽然他学贯中西，但他的文字通俗易懂到妇孺一听即可明白的地步，把高深的理论化为浅显的常识，这是费孝通先生独特的学术风格，也是他做学问的独特理念。在做人方面，他也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他常常是这样教育他的学生：做学问要首先学会做人。修身的目的是为了济世。在修身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治家、平天下。在教育学生的同时，他也是这样为学生做出表率的。

也是基于此，他才能在学术的不断地反思中获得文化自觉，才使他“走出江村"，跨进小城镇，开始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上升到区域经济的研究阶段、全球化问题的认识。

“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了10块钱……”

　　这是费孝通先生在重获学术生命后即深切地意识到的问题。即人生有限，虽烈士暮年壮心未已，但终究难违大自然的规律。他则用了通俗诙谐的语言导出了自己已经进入了“生命倒记时阶段”的时不我待的急迫性状况。1983年在《江村偶读》一诗中，费孝通先生叹道：“李白六十二，杜甫五十九。我年已古稀，虚度岂可究？梦回苦日短，碌碌未敢休。文章千古事，万顷一沙鸥。”这是他晚年真实心境的写照。

　　1979年后，他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主持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任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他在始终身体力行走在学术的前沿的同时，抓了这样几件事：

　　1、抓学科建设。其间，他出访美国、加拿大，广泛了解国外社会学发展现状；同时，他还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研读国内外社会学经典理论。组织了好几期社会学师资培训班和研讨班，组织编写教材，筹建专业教育和研究机构。1985年他又创建了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1987年他创办了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8次现代化国际研讨会。

　　2、重教育带学生。重教育也许是他的家族传统，他的父亲曾是学教育学出生的江苏省督学，他的母亲曾创办了吴江县爱德蒙养院（幼儿园），他的兄姐也有好几个从事于教育工作，他后来的妻子孟吟也在东南亚从事过教育。他也写过好多篇有关教育的论文，参加过多次教育研讨会，他认为，社会学的存在价值就是把社会学的科学理论通过教育传递给大众，使之成为指导社会发展的工具。近20年间，他亲自带研究生。直到92岁还在上大课。他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有使中国社会学研究事业兴旺起来的责任、有使整个中国教育能够真正地支撑中华民族崛起的使命，他用了生命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投入到培养学术后继者上和对教育事业的关怀上；晚年又设立了费孝通教育基金，用于奖掖优秀学子。

3、致力学术不断挑战制高点。在80年代初，凭着早年的成果他已站在了社会科学界的高峰上了；但他没有因此而满足，并重新开始社会实地调查活动。他主张当代的中国社会学应该是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和民族特点的社会学，必须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实际生活，从科学的社会调查研究入手。他积极倡导实地调查的风气，注重把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结合在一起。这期间，他陆续发表了《小城镇大问题》、《三访江村》等多篇著名文章。出版了《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该著作1994年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社会学一等奖、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荣誉奖。接着，又开始了苏南模式、区——域经济、长三角经济合作、和谐理论、太湖综合治理、心态研究……

“心态研究“一个刚刚开拓的新课题……

　　从1984年开始，费孝通先生的调查进入到区域社会的研究，他注意到经济发展具有地理上的区域基础，各区域不同的地形、资源、交通等地理条件以及所处区位不同的人文历史因素，都会促进或制约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据此创造出区域结构功能模型，并把他们定名为“生态社会”。同时，他还看到了一个“心态社会”（位育）的存在，只是限于时间和精力，他自认为自己只能做一个破题工作，等待后人去完成。

　　他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认识中，推及到世界格局，认为“东方文明的一个基点就是崇尚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强调包容性，使不同群体和平共处，在和平共处中不断扩大合作面，……在合作中实现大家的共同理想”，并认为“人类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东方文明的这种经验教训可以为世界的和平秩序提供一条值得思考的启示”。世界各国的不同文化也应该相互尊重，相互沟通，相互交融。不同文化在对话、沟通中应取长补短、联手发展，达到“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一体。只有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才能达到“天下大同”。

　　费孝通先生又进一步指出：“这个时代在呼唤着新的孔子”。“新的孔子必须是不仅懂得本民族的人，同时又懂得其他民族、宗教的人。他要从高一层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考虑到世界上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不同心态的人今后必须和平共处在这个地球上，我们不能不为已不能再关门自扫门前雪的人们，找出一条共同生活下去的道路。……我希望未来的一代人中能生出一个这样的孔子，他将通过科学、联系实际，为全人类共同生存下去寻找一个办法。”

　　先生走了，他的心留在了他所挚爱的家乡土地上了，他的血肉也永远地溶化在这片滋养他生命和智慧的土地上了，我们分明常常听到他归来的足音和他浓浓的乡音，常常看见他走家串户的身影和耐心倾听的姿态、奋笔为大众请命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