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7年7月，我毕业于震泽育英中学。8月1日至3日，到抗州浙江大学参加中央、武汉、浙江三大学联合招考，4日返家坐等录取通知。岂料不到10天，上海发生了“八、一三”事变，几个月后战火烧到震泽，家乡于11月17日沧陷，升学美梦顿成泡影。

  当时，我与母亲避居严墓大姐家中。1938年春听说乌镇乡下驻有正规游击队，准备开展游击战，打击敌寇，消灭汉奸。6月初，同乡汪倬云医生偕同震泽中学两同学许家铮和杨耀宗来访。交谈时始得知，汪已在游击队任军医，他约我们三人同去参军。当时我正在苦闷之际，闻此热血澎湃，跃跃欲试，但又恐母亲阻拦，怕消息外泄，乃慌称往后方求学，迅速整理行装，雇子小船，由汪倬云引导前往从军。

  一叶扁舟捷驶于水乡乌镇农村间，河道曲曲弯弯，港内浮萍相连，两岸桑树茂密。临近驻地，不时有岗哨盘问，幸有汪医生引导，过了一关又一关。

  司令部热情接待我们，欢迎我们参加部队，看了我填写的学历简历，知我曾考取中央大学教育系，并在高中时办过抗日救亡性质的《一线》半月刊，做过一段时间宣传工作，因而委派我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原科长杨文雄调任他职。政治部另有组织科，科长蒯其昌负责工运、学运、妇运等工作。还有特务科，科长童骥官调查所辖各地汉奸活动情况，将罪大恶极汉奸逮捕，交军法处法办。

  宣传科成员有二十多人，大多是来自湖州、德清、洛舍、新市、双林、黎里、震泽、乌镇、练市等地青年学生和职工。工作任务是组织学习上级发下的宣传材料，教唱抗日救亡歌曲，书写标语口号，印发传单等。我曾草拟《告各地父老乡亲书》，说明抗日救亡之重要，激励民众爱国赤诚之心，动员广大民众，出钱出力支援部队，早日战胜敌寇，结束战争。又草拟《告日军下级军官及士兵书》，指出中日两国原系同种同文邻邦，理当和睦相处，批驳前币原外相鼓吹用武力征服中国，无异蛇吞大象，痴心妄想。又对日军下级军官和士兵们指出他们是受到军国主义的思想毒害和胁迫，来华参加侵略战争，所到之处必然会受到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和反击，激发他们的反战厌战情绪，瓦解他们的斗志。《告日军下级军官及士兵书》译成日文，制成传单，散发于杭京国道上，那时公路上有敌骑兵巡逻经过。

  我们曾到新塍小蓬莱公园作首次宣传。咏唱抗日救亡歌曲，群情激昂。在乌镇、练市、善琏、双林、安吉、孝丰亦作过不同形式的宣传。当时上述各地尚未沧陷。

  人们长途跋涉辗转各地，生活十分艰苦辛劳，而工作热情始终高涨。半年后，当我们转移到新市时，我突然患疟疾病，四肢关节酸痛，行动不便，这与半年来经常吃咸菜汤，营养不良，睡地铺，寒湿入骨大有关系。同志们据实向上级汇报，政治部主任郭则铭即指派一名乌镇籍职员雇一艘划子船伴送我回严墓乡村。临行时，同志们热情相送，依依不舍，殷切叮咛，希望病愈早日归队。

二、 

  抗战第二年吴江主要城镇全部落入敌手，敌伪组织纷纷成立，无耻汉奸，认贼作你，为虎作伥，民众深受其苦。但太湖沿岸地处偏僻，有数支游击队在当地进行零星抗日活动。

  松陵镇沦陷后，吴江县政府迁驻在严墓区南乡章奥村、算墟庙一带坚持抗战。县长沈立群，盛泽人；秘书兼第一科科长沈秩安，震泽人；第二科科长钮锡卿，严墓人；县教育局局长赵自权；县党部书记长周石泓；直属武装常备队长黄俊。另外还任命了各区区长，分别在各区乡村流动工作。

  1939年4月沈秩安先生派人来，约我去雷墩堂见面，秩安先生原是震泽梅诗场小学校长，后来又是育英高中校董，以往比较熟悉，互有好感，因而我欣然从命。

  秩安先生希望我留在那里帮助做些文字工作，并当场向县长沈立群推荐，于是我即被任为第一科科员，专管有关教育方面的撰稿工作。县府科室办事人员散居附近农舍，每天去章奥村大庙集中办公，各司其职。有关教育方面来往公文全由第一科科长批阅交我办稿。

  任职数月后，我一直理埋在公文程式中，深感文牍生涯刻板单调，兴趣索然。

  1939的7、8月间，县长、秘书要我同去专员公署开会，作政府成立一年来工作汇报，因时间匆促，事先未作充分准备，只得在途中由秩安先生叙述一年来有关民、财、建、教、保五方面重要事项，我据此详细记叙整理成文，完成吴江县政府成立一年来之工作报告。来回匝月均走山乡小路，除秘书、秩安先生因足疾行动不便，坐竹轿代步外，余皆安步当车（除我而外还有4名卫兵），经吴兴、和平、泗安、广德、门口荡、张渚直抵目的地——戴埠。当时各重要城镇均有敌伪军驻扎难于通行，我们只得转变抹角，专走山乡崎岖小道，途中日晒雨淋，困苦异常，若非爱国、抗战激情，断难顺利完成任务。秩安先生年高体弱，长途劳顿无怨无悔，令人敬佩不已！

  1939年11月，我考入上海法政学院法律系，乃辞去科员职务，告别了这短暂而难忘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