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迪斯的江村调查

开弦弓村，俗称“江村”，坐落在太湖的东南岸，现属江苏省吴江市七都镇。

开弦弓村原本是长江三角洲上一个普通的乡村。２０世纪３０、５０年代，中外两位人类社会学研究者先后深入该村，以此作为社会学调查的基本单位和基地，开展详细的调查研究，并对调查所得的资料进行系统化、理论化的整理，成就了人类社会学发展进程中两部巨著。它们分别是费孝通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生活》）和Ｗ·Ｒ·葛迪斯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

在开弦弓村，关于费孝通和他的江村经济研究，可谓家喻户晓。１９３６年暑假费孝通回到家乡吴江休养。他利用出国前两个月的时间，在开弦弓村串门访户，接触到了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情况，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在去英国的轮船上，他把这些资料整理成调查报告的初稿。后来进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学习人类学，在布·马林诺斯基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毕业论文《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１９３９年，该论文以《中国农民的生活》的书名在英国出版，后来又以《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生活》书名重印多版。该书受到现代人类社会学奠基者之一的布·马林诺斯基教授赞誉：“这篇论著将被列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半个多世纪来，中外人类社会学学者无不受到这一论著的启发和影响，开弦弓村也随之闻名于世。

１９３９年，费孝通《中国农民的生活》出版后，也对他在伦敦大学的同窗好友Ｗ·Ｒ·葛迪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葛迪斯长期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人类学，教学中他一直在使用《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教学之余，他迫切想知道开弦弓村，特别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发生的改变。之后作为一个敬业的人类社会学家，葛迪斯认识到跟踪式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作为知识界中的一个里程碑，它的地位只有被用作进一步调查研究的起点时才能充分表现出来”。他渴望着访问中国，访问开弦弓村。

１９５６年，葛迪斯终于等到了机会。当时新中国农村经过土改和合作化运动，原先衰败的农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国家领导人认识到要改变西方对新中国的看法，只有伸出手邀请西方人来看一看，于是决定由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出面，邀请西方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访问新中国。１９５６年初，新西兰文化代表团应邀访问中国，时任悉尼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和系主任的葛迪斯成为新西兰文化访华团的一员，开始了他的中国之旅和江村之行。

４月２８日葛迪斯随团到达北京后，便提出访问开弦弓村。由于事先没有作这一安排，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专门请示了周恩来总理。在征得周恩来同意后，葛迪斯于５月１２日到达开弦弓村。葛迪斯后来在他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一书描述了途中乘汽船的情形：“我们便沿着构成长江三角洲的纵横交错的水道而下，船刚刚能通过驼峰般的桥洞，船底有时候要碰到河里的泥沙。人们聚集在岸上观看，孩子们便沿岸随船奔跑，直至我们转入叉道行驶，才停步。他们如此好奇，是因为长江三角洲的这一带，很少能见到汽船，外国人则更是少见了。”

这是有史以来欧洲人第一次访问开弦弓村。西方人的到来，引起了开弦弓村的好奇和轰动。在村民的记忆深处，上次看到外国人还是在抗战时期，日本侵略军抢蚕茧、焚烧蚕厂、殴打蚕农的滔天罪行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汽船渐渐靠岸时，开弦弓村男女老小近百余人蜂拥而至，站立在村河两岸和桥上驻足观望。葛迪斯在船上频频热情招手表示谢意，并用照相机拍下了群众欢迎他的场景。登岸后，葛迪斯一行被送至吴江县第三联合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新粉刷过的俱乐部（农业合作社社部所在地）砖瓦房下榻。对于村民们热情、朴素的欢迎，葛迪斯是十分激动的，这也成为他一生的记忆。隔了七年（１９６３年），他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一书中津津有味地追述道：“当我们到达这个村子时，数以百计的人群围在我们上岸的地方。这不是一次有组织的行动，因为大多数人可能并不知道我来。”

来开弦弓村之前，葛迪斯的思想是复杂的，他时时担心费孝通所预言的“这个农村会被破坏”化为现实。但是，他后来写道：“我感到最高兴的是发现开弦弓没有遭到破坏。房子看起来也竟然未受损失，这是出乎意外的。丝厂经过重新修建已作别用。那时正值春天，地里种着麦子、稻谷和蚕豆，还有桑树，真是一片郁郁葱葱。……在一排排房屋的灰砖墙上刷着白色标语：努力学习，尽快扫除文盲；努力学习，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努力学习，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随后短暂的四天时间里，葛迪斯开始了他“深刻地理解并以第一手资料描述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的社会调查活动。

１２日晚饭后，葛迪斯着手了解开弦弓村的基本情况，重点了解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领导下的基层农村的选举制度和具体的选举情况。他首先听取了王大宝乡长关于全村基本情况的介绍。随后，他以提问的方式着重了解该村的民主选举情况。葛迪斯的认真给村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村民们对他的访问目的不是很了解，再加上当时中西方敌对情绪的作用，在访问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不愉快的插曲。在谈到选举表决采用举手方式时，葛迪斯顺势拿起转业军人周庆法的手，同时扬起自己的手说：“你们中国人手小，我们的手大。”这本是玩笑，但当时村民们却误会“最后他竟玩了一套侮辱性的把戏”。

１３日，葛迪斯重点调查农村的家庭结构、生产关系、社会风俗、宗教和教育情况。上午在村干部的陪同下访问了贫农沈子兴家，了解被访家庭的人口、家庭成员、称谓、经济状况、风俗习惯等问题。下午两点，葛迪斯开始找干部谈话，主要了解了该村土改前后的生产关系，互助合作方面从互助组到高级社的发展过程，历年粮食、蚕丝产量的变化情况以及现在农业社经营管理方法。比较突出的是提出对劳力不足或无劳动力人口众多的户，按劳取酬势必影响生活，对这种情况是怎样解决的。

中午和傍晚休息期间，葛迪斯没带翻译，单独游逛田野，沿途拍摄了不少照片。包括一位６０多岁的老大娘（贫农沈琴法的母亲）采豆回家，妇女在麦田里割草，农民踩水车，妇女割草摇船回家，农民歇工回家，供销合作社全景，还有乡村桥梁的风景等。

晚上，葛迪斯由翻译陪同去港北访问了耶稣教徒姚阿福，了解农村的宗教情况。一进门，葛迪斯看到姚阿福家的灶头上没有灶君老爷，就奇怪地问为什么没有灶君老爷。当他知道该户是基督教徒时，他接着问信教自由不自由，到什么地方去做礼拜，解放后比解放前教徒多还是少。姚阿福一连串的答复后，葛迪斯逐渐了解了农村的宗教情况：解放以来，由于人民政府提倡无神论，不鼓励信教，人民对宗教信仰普遍淡漠了，信教群众人数仍保持原状，但宗教信仰是自由的。村民们“固然穷苦，但充满自信，和蔼可亲”的道德风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晚上９时２０分，葛迪斯走访了村中心小学，对学校的教师人数、教员的籍贯与待遇、教育规划等情况提出了很多问题，教员一一作答。调查中，葛迪斯惊奇地发现该村的学校承担着为成年人扫盲和教儿童识字两大任务，他看到了一所“办得很兴旺”的乡村学校，也从学校教职工忙碌的工作和师生饱满的精神状态中意识到，“人民政府正在尽最大的努力消除在推行社会变革和改革中遇到的同样障碍”。

１４日，葛迪斯重点调查农村的婚姻关系和农民生活情况。上午由乡干部陪同参观了北庙，下午参观了中心小学少年先锋队的活动。晚上葛迪斯访问了新婚农民周伯顺。葛迪斯在书中详细记录：“当丈夫陪着我来到他家时，妻子独自在家。她是一个端庄的女子，带着一幅金耳环，像她丈夫一样镶着一个金牙，她只说几句话，说是她怕羞……因为婆婆不在这里。接着用火柴点起灶来为我们烧开水。”在这种融洽、愉快的气氛中，他重点了解三个方面问题。首先是婚姻问题，即婚姻是否自由、结婚的仪式、吃喜酒的亲戚关系等等。其次询问他们吃什么饭菜、穿什么衣服，了解农民平时的生活情况。最后询问他们一天几个人干活、干什么活、干多少活等等，藉此了解农民的收入情况。在婚姻关系上，葛迪斯欣喜地看到费孝通书中所描述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形式正在向自由恋爱的方式转变，男女结婚年龄在提高（男２０岁，女１８岁），夫妻之间年龄差别在缩小，新婚夫妻关系比较平等、友善，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在提高。同时，葛迪斯还看到通过土改和合作社运动，农村经济体制发生了新的变化，农村经济得到了恢复，农民的生活比以前有了改善。

１５日，葛迪斯重点调查开弦弓村的蚕桑业和丝织业情况。上午，他邀请蚕桑指导所干部陶琳仙座谈，着重了解养蚕的全过程、蚕丝生产成本、蚕农与国家的关系等等。调查中葛迪斯发现，尽管全村丝织业的产量还是低于１９３６年以前的水平，但新生的人民政权正在以合作社的形式，促使日本侵占时期几乎停顿的丝织业逐渐恢复。这让他看到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力量。同时作为一个学者，葛迪斯也严肃指出丝织业数量的下降除了历史的原因，还有实行绝对价格导致农民积极性受到制约，土地相对较少促使农民只养蚕不种树而最终导致蚕桑业质量不高等问题，并针对开弦弓村经济格局单一的状况，提出“农村还需要进一步发展能够使农民增加总收入的副业，……比较理想的是发展一种不需要土地的副业”的设想。

晚上，葛迪斯访问了农业合作社副主任姚云才家。对乡村干部和村民在他调查期间给予的热情款待和帮助表示感谢的同时，葛迪斯热情洋溢地谈了自己的访问感受。他说：“中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因为中国国大民穷，需要共产党的领导。我这次来访问开弦弓村，对我的帮助很大。充实了我们的教育内容。回去后我一定以我个人的职位、身份，通过写文章、做广播大力地向新西兰人民宣传。”

１６日早晨，葛迪斯结束了四天的江村之行。当时群众在两岸鼓掌欢送，轮船徐徐开动离岸而去。

１９６３年，葛迪斯将七年前的江村之行社会调查资料整理成书出版，书名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他在书中写道：“今天开弦弓的人民，看来确实比二十年前，在物质上要富裕得多，而且他们有了更大的安全感。这种情景在中国重复数千次，就构成了共产党人的最大力量及其最大成就。他们给农村带来了救济和援助。”该书的出版，在西方社会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成为了西方国家了解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又一个新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