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8/17 14: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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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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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化鹏,男，又名王听涛，1916年出生于浙江嵊县，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为当地知名画家，受其影响，王化鹏青年时去上海美专学习，后参加北伐国民革命军做政治宣传工作。北上到济南时，亲眼见到不少革命志士被蒋介石残忍杀害，颇感失望，遂离开部队回到了老家。初次北上，虽然壮志未酬，却使他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开阔了视野，萌发了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决心和意志。
王化鹏7岁进村办崇兰小学读书，11岁随父亲到县城二戴小学求学。小学毕业考进嵊县中学，中学毕业后到杭州考入社会教育学校。他从小勤奋好学，在中学读书时就喜爱文学，不仅喜读世界名著，而且自己也进行创作。他曾和周丹红及弟弟王梦飞组织过一个文艺团体，取名“飓风社”，并出刊《飓风周刊》。后来又有一些校外的文艺青年参加，其中也有地下党员负责指导，这样使大家得到了阅读进步书籍和马列主义著作的机会，有了共产主义的向往。王化鹏酷爱诗人马雅科夫斯基那种音节短促、节奏鲜明而富有战斗色彩的诗篇，他也学着写这种诗作。在校时，他常有诗作和译文在壁报等校内刊物上发表。同时积极投入学生运动，参与印发救亡传单，参加示威游行等，以致在第二学期被校方开除。在返家途中又被国民党特务抓去，以宣传赤化、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罪名”，坐了6个月的牢。但是反动派的迫害并没有把他吓倒，相反使他更清楚地认定自己该走的路。经保释在家住了半年，又与胞弟王梦飞同赴杭州，进了省立杭州师范学校，攻读体专科，同时学习音乐。
王化鹏进入杭师后，依旧和市里的进步青年保持联系。1937年11月下旬，日军侵犯杭州前夕，杭师部分师生由学校组织向浙东撤退，到了浙西建德作短期休整。当时的进步教师王耘庄和张同光号召同学们离校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王化鹏兄弟和1 O多位同学热烈响应，一同离开学校，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他们在教师指导下，抄收广播中的抗战消息，从逃难同胞中打听前线战况，出刊《救亡情报》。王化鹏既当记者，奔走于车站码头；又当售报人，叫卖于街头巷尾。他们先后到浦江、永康等地，一面如饥似渴地读进步书籍，一面进行自我训练，学习口头宣传本领，向群众作各种抗日宣传工作。王化鹏从容老练，表达能力强，演讲时有声有色，听者动容。1938年春，他们又随教师王耘庄到金华，在“浙江省第四游击支队”分别担任各中队的指导员。王化鹏在第三大队第七(或第八)中队，他与士兵同吃一锅饭，同睡一间铺，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不断向他们宣传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抗日救国的道理。七八月间，他与同学们又由老师王耘庄介绍，到永康方岩参加新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雄倡办的省“抗日自卫会政治工作队”(简称政工队)。9月，参加全省县政工队总队集训。集训后王化鹏参加了以姚旦为队长的“省政工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1O月，随队出发前往浙西前线，受命开展对敌“政治进攻”。中共党组织要求各位党员在这个旗号下到浙西开辟工作，散播革命种子，开展党的活动。当时，先后编队从方岩出发的各队中，姚旦中队里的党员最多，王化鹏便是其中之一。
王化鹏在浙西敌后先后到过吴兴、桐乡、崇德，任过菱湖工作组组长、州泉工作组副组长。浙西环境非常险恶，斗争尖锐残酷，王化鹏迎难而上，毫不退缩，把各项工作抓得有声有色。工作之余他还抓紧时间读书看报，写诗作文，从1939年到1940年，他先后在队刊《突击》上发表了很多反映战斗生活的短诗和文章。他的作品清新、质朴，一方面积极反映同志们高昂的革命斗志和如火豪情，一方面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队刊流传到浙江、桂林后方和香港文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1940年夏秋，王化鹏调入吴江县政工队，负责民运工作，不久，任宣传委员。当时吴江县地处敌伪相互勾结的三角地区，政工队所在地严墓(今铜罗)及其周围，既有国民党的正规军、地方杂牌军，又有日本侵略军和汪伪和平军，情况非常复杂。要在敌人心脏地带发动群众抗日，组织培训进步青年，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危险性极大，任务十分艰巨。同年1 O月，王化鹏与中共特支其他同志一起在严墓镇创办了青年“读书会”，组织青年学习进步书刊，教唱抗日歌曲，讨论时政，撰写短小精悍之文章，出版油印快报《正义》和《严墓新闻》，在此基础上发展党员，建立了中共严墓镇党支部，王化鹏任支部书记。此外，王化鹏还亲自动手编写《识字课本》，举办“识字班”，谱写抗日歌曲，不但提高了广大农村青年的文化水平，还使党的抗日主张深入人心，得到群众的拥护，从而有利于革命工作的开展。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第二次反共达到高潮。吴江县的国民党顽固派趁势向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发起疯狂的进攻。迫于形势变化，组织决定将革命力量转入我党控制下的三区，王化鹏任三区自卫队指导员。面对严峻而又复杂的形势，王化鹏临危不惧，特别是当他看到被日寇铁蹄蹂躏下的骨肉同胞无助的呻吟、痛苦和惨遭杀戮时，心中的怒火便喷薄而出，他决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狠狠打击日本鬼子的嚣张气焰，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他利用自身优势，积极组织大家搜集日军情报，准备适时发动攻击。
1940年大年夜，自卫队战士施明向大家报告一个可靠消息：“最近我从梅堰阿姨那里得到一个可靠情报，平望据点里的日军，每天早晨7点左右要开出一辆军车去南浔，车上有4名日寇武装押运，每次总要在梅堰车站停留10分钟，装上梅堰维持会提供的食品给养。”受地下党组织影响的县常备队队长张贻翼听了这个消息后，拍着大腿兴奋地说：“好!这是个打击日寇夺枪的好机会!”，一呼百应，蒋越、鲁秋生、沈步青、李明珠、许骏全等其它队员也个个摩拳擦掌，纷纷表示赞同。
第二天，即年初一的下午，王化鹏、凌文华，以及县政工队队员们聚集在沈步青家的阁楼上，秘密商议作战方案。由于梅堰车站东距平望，西离庙头的日寇据点都只有5公里，势在速战速决，力求在五六分钟内结束战斗，即使东西据点里的日寇前来增援，我方早已撤退得无影无踪了。为了打好这次伏击战，大家公推施明和蒋越连夜赴梅堰车站侦察地形并选择好撤退路线。王化鹏经过仔细分析与研究，最后作出判断说：虽然敌人武器装备比我们强得多，但是他们没有提防，只要我们集中火力对敌人实施突然打击，一定可以打得他措手不及!”会上确定此次战斗由张贻翼组织指挥。
正月初三的清晨，战士们把匣子枪、手榴弹塞在棉袄里，装做走亲戚的样子，冒着寒风，踏着冰冻的田埂分两路从严墓出发，待两路人马在梅堰车站会合后按照原定方案，分成两组，装扮成候车旅客守候在公路两旁。
不久，从平望方向传来了敌军车的马达轰鸣声，由远而近，由小而大。张贻翼迅即给大家使了个眼色，提醒大家占领有利地形，做好伏击准备。当那辆载着4名日寇的敞篷车驶到梅堰车站刚停下时，两旁的“旅客”飞快拔出短枪和手榴弹一齐向车上日寇开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使日寇猝不及防，被打得晕头转向，还没有来得及举枪还击，就中弹倒下了3个。只有一名日寇慌忙中从车上跳下，举着枪边退边打向平望方向狼狈逃窜。张贻翼急忙投出一颗手榴弹，竟忘记拉导火线。蒋越马上举起刚夺得的三八枪，击伤了那个日寇，只因时间紧迫，没有顾上继续追击。沈步青和许骏从口袋里迅速取出早已写好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必胜”等标语贴在车站墙壁和两旁电线杆上。施明等几人跃上军车，缴获了日寇1支三八式步枪，2支匣子枪和2枚日式手榴弹。整个战斗在五六分钟就迅速结束。
这次战斗一共击毙日寇3名，重伤日寇和司机2名，我方无一人伤亡。
梅堰车站伏击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吴江人民抗战到底的信心，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战士们胜利归来以后，严墓镇上各界群众欢欣鼓舞，集会祝贺。当时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编印的《严墓新闻》报和《义旗》杂志都登载了这次战斗胜利的新闻和通讯报道。
为使三区部队和民运工作扎根于群众之中，王化鹏多次深入乡村进行细致的调查，与广大穷苦农民交朋友。当他了解到盛家埭村的地主、富农对佃农、雇农的盘剥特别苛刻时，便组织大家学习老区实行的“二五减租”的农村政策，召开减租减息说理会，为贫雇农撑腰，使地主、富农不得不按“二五减租”的规定办事。又如，他了解到某哑巴家的童养媳受婆婆虐待，便会同做妇女工作的同志去哑巴家做工作，支持这位童养媳与封建家庭彻底决裂。
王化鹏还非常重视争取统战对象，耐心教育当地的乡长和保、甲长为抗日工作出力。如大谢乡庄浜的保长，年纪轻、稍有文化、倾向抗日，他就布置两位进步青年与他结交，晓以大义，结果使这个保长自告奋勇做“联村会”的串联工作。还常常为我党提供物质上的帮助，遇到敌情则通风报信，安排隐蔽场所。后来，当我党力量被迫撤离三区时，也是他用化名弄来“良民证”，使同志们顺利通过碉堡林立的敌占区。
1941年5月，王化鹏奉命去新四军六师工作。当他离开三区驻地，准备通过新塍转至解放区时，突然遭遇到鬼子“清乡”部队的搜索，不幸被捕，解至吴江敌宪兵队，经受酷刑，坚不吐实，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品质。后惨遭杀害，时年25岁。新中国解放后，浙江省嵊县追认王化鹏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