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弦弓村：成就世界人类社会学发展的两次重要之旅

    开弦弓村，俗称“江村”，坐落在太湖的东南岸，东距上海约80英里，现属江苏省吴江市七都镇。
    开弦弓村是长江三角洲上一个极其普通的乡村，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极其普通的村庄，曾经在二十世纪三十、五十年代两度成为世界人类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中外两位人类社会学研究者先后深入该村，以此作为社会学调查的基本单位和基地，开展详细的调查研究，并对调查所得的资料进行系统化、理论化的整理，成就了人类社会学发展进程中两部巨著：费孝通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生活》）和W·R·葛迪斯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
    在开弦弓村，关于费孝通和他的江村经济研究，可谓家喻户晓。1935年夏天，费孝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并取得了公费留学资格。听从导师史国禄教授的建议，先到国内少数民族地区作一年实地调查。12月，他携带新婚妻子在广西大瑶山区考察中，自己身受重伤，妻子在奔呼求救时不慎跌入深涧激流中身亡。由于新婚妻子不幸去世，再加上自己身受重伤，1936年暑假费孝通回到家乡吴江休养，准备出国。此时，他姐姐费达生正在家乡负责推广蚕桑改良和缫丝新技术（早在1929年初，费达生即开始帮助开弦弓村农民创办机械缫丝厂，当年农民就增加了收入，后来该厂的白厂丝在国际市场上颇有盛名）。费达生十分关心弟弟在国内的社会生活调查，便建议他到开弦弓村边养伤边实地访问。这一建议使费孝通产生了考察江村经济的兴趣。他利用出国前两个月的时间，在开弦弓村串门访户，走田头，去工厂，坐航船，观商埠，成了妇孺皆熟的朋友。在姐姐的帮助下，费孝通接触到了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情况，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在去英国的轮船上，他把这些资料整理成调查报告的初稿。后来他进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学习人类学，在布·马林诺斯基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1939年，该论文以《中国农民的生活》为书名在英国出版，后来又以《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生活》为名重印多版。现代人类社会学奠基者之一的布·马林诺斯基教授曾赞誉道：“这篇论著将被列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半个世纪以来，中外人类社会学学者无不受到这一论著的启发和影响，开弦弓村也随之闻名于世。
    1939年，费孝通《中国农民的生活》的出版，对他在伦敦大学的同窗好友、著名的人类社会学家W·R·葛迪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多年来，葛迪斯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人类学，教学中他一直在使用《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教学之余，他经常在想，那里的人民后来怎么样了？是不是在废墟上又建起了一个新的农村？他迫切想知道开弦弓村现在的情况，特别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后开弦弓村的变化情况。作为一个敬业负责的人类社会学家，W·R·葛迪斯认识到跟踪式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作为知识界中的一个里程碑，它的地位只有被用作进一步调查研究的起点时才能充分表现出来”。他渴望着访问中国，访问开弦弓村。
    机会还是为有准备的人创造的。1956年，葛迪斯终于等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当时的新中国形势一片大好，农村经过土改和合作化运动，原先衰败的农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为了展示新中国蓬勃发展的景象，改变西方势力对新中国的看法，国家领导人决定由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出面，邀请西方一批与共产党距离比较远的文化界知名人士访问中国。1956年初，新西兰文化代表团接受了邀请，时任悉尼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和系主任的葛迪斯有幸成为新西兰文化访华团的一员，开始了他的中国之旅和江村之行。
    1956年初，葛迪斯随新西兰文化代表团穿越南半球的寒冷，访问正值春天的中国。4月28日到达北京后，他便提出访问开弦弓村。由于当时中国政府没有作这一安排，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专门请示了周恩来总理。在征得周恩来总理的同意后，由旅行社作了安排。由于南京是江苏省的省政府所在地，葛迪斯随同翻译先到南京报到。5月12日晨七时二十分，他们搭火车离开南京，上午十一时半到达苏州。稍作休息，下午三时三十分乘汽车离开苏州。汽车行驶一小时，葛迪斯一行到了震泽镇，看到了高耸美丽的慈云寺古塔。在震泽，当地政府专门安排了一艘小汽艇把他们送往目的地－－开弦弓村。葛迪斯后来在他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一书中描述了当时乘汽艇的情形：“我们便沿着构成长江三角洲的纵横交错的水道而下，船刚刚能通过驼峰般的桥洞，船底有时候要碰到河里的泥沙。人们聚集在岸上观看，孩子们便沿岸随船奔跑，直至我们转入叉道行驶，才停步。他们如此好奇，是因为在长江三角洲的这一带，很少能见到汽船，外国人则更是少见了。”
    大约一小时以后，船进入了一条更狭窄的通向开弦弓的水道。下午五时二十分左右，葛迪斯一行抵达开弦弓村。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外国人第一次访问开弦弓村，也是有史以来欧洲人第一次访问开弦弓村。外国人，特别是黄头发、蓝眼睛的西方人的到来，引起了开弦弓全村上下的好奇和轰动。在村民的记忆深处，上次看到外国人，还是在抗战时期。东洋鬼子抢蚕茧、焚烧蚕厂、殴打蚕农的滔天罪行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来的不是东洋鬼子，据说是欧洲佬，又该是怎么样的呢？汽艇渐渐靠岸时，开弦弓村男女老小近百余人蜂拥而至，站立在村河的两岸和桥上驻足观望。葛迪斯在船上频频热情招手表示谢意，并用照相机拍下了群众欢迎他的盛大场景。登岸后，葛迪斯一行被送至吴江县第三联合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新粉刷过的俱乐部（农业合作社社部所在地）砖瓦房下榻。对于村民们热情、朴素的欢迎，葛迪斯是十分激动的，这也成为了他一生中永不磨灭的记忆。时隔七年之后（1963年），他还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一书中津津有味地追述道：“当我们到达这个村子时，数以百计的人群围在我们上岸的地方。这不是一次有组织的行动，因为大多数人可能并不知道我来。”
    来开弦弓村之前，葛迪斯的思想是复杂的，他时时担心费孝通所预言的“这个农村会被破坏”化为现实。可喜的是，他没能看到。他的惊讶和欣喜在他后来的书中洋溢着：“我感到最高兴的是发现开弦弓没有遭到破坏。房子看起来也竟然未受损失，这是出乎意外的。丝厂经过重新修建已作别用。那时正值春天，地里种着麦子、稻谷和蚕豆，还有桑树，真是一片郁郁葱葱。……在一排排房屋的灰砖墙上刷着白色标语：努力学习，尽快扫除文盲；努力学习，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努力学习，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毫无疑问，他看到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新政权，一个充满发展潜力的新农村。
    在随后短暂的四天时间里，葛迪斯开始了他“深刻地理解并以第一手资料描述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的社会调查活动。
    12日晚饭后，葛迪斯着手了解开弦弓村的基本情况，重点了解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领导下的基层农村的选举制度和具体的选举情况。他首先听取了王阿保乡长关于全村基本情况的介绍。随后，他以提问的方式着重了解该村的民主选举情况。主要问乡长，你们是怎样进行选举的？选举委员会是怎样产生的，有哪些人组成，多少人？有多少选民参加选举？选举资格的规定以及人民代表怎样选举产生等问题？由于普选工作时间过去已久，事前也没有很好的准备，乡长在解答中，对某些关于原则性的问题，说话有些出入。譬如，在当时的《选举法》中规定，选举委员会的产生由上一级政府委派，但乡长说是由群众酝酿讨论而产生的。同时有些具体数字也记不清楚了，语言支吾，引起了葛迪斯对乡长的怀疑。作为一个人类社会学家，葛迪斯是认真的，他需要的是实事求是的解答和准确无误的数据。每次遇到这种情况，他都请翻译转达他的意思，如果今晚有些地方讲错了，允许明天纠正。葛迪斯的认真给村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由于村民们对葛迪斯访问目的不是很了解，再加上当时中西方敌对情绪的影响，在访问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不愉快的插曲。在谈到选举表决方式采用举手方式进行时，葛迪斯顺势拿起转业军人周青发同志的手，同时扬起自己的手说：“你们中国人手小，我们的手大。”这本是一个关于人种问题的玩笑，但在当时却被村民们误会为“最后他竟玩了一套侮辱性的把戏”。
    13日，葛迪斯重点调查农村的家庭结构、生产关系、社会风俗、宗教和教育情况。上午在村干部的陪同下访问了贫农沈之行家，了解被访家庭的人口、家庭成员、称谓、经济状况、风俗习惯等问题。在访问中，葛迪斯对沈之行家灶头上面的灶君老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围着看了又看，最后还拍摄了照片。下午两点，葛迪斯开始找干部谈话，主要了解了该村土改前后的生产关系（包括土改前后单干农民的生产方式、怎样进行土改等等），互助合作方面从互助组到高级社的发展过程，历年粮食、蚕丝产量的变化情况以及现在农业社经营管理方法，特别提出对劳力不足或无劳动力人口众多的户，按劳取酬势必影响生活，对这种情况是怎样解决的？中午和傍晚休息期间，葛迪斯连翻译也没有带，单独逛游田野，沿途拍摄了不少照片。其中包括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娘采豆回家的情景，妇女在麦田里割草的情景，农民踩水车的情景，妇女割草摇船回家的情景，农民歇工回家的情景，供销合作社全景，还有乡村桥梁的风景等。葛迪斯用照相机这一独特的记录方式，将开弦弓村装进了自己的记忆世界，在日后用图片的方式栩栩如生地向西方世界介绍着新政权领导下的中国农村状况和农民生活。
    晚上，葛迪斯由翻译陪同去港北访问了贫农、耶稣教徒姚阿福家，了解农村的宗教情况。一进门，葛迪斯看到姚大富家的灶头上没有灶君老爷，就奇怪地问道：“为什么没有灶君老爷？”当他知道该户是基督教徒时，才明白信教是没有菩萨和祖宗的。他接着问道：“信教自由不自由，到什么地方去做礼拜，解放后比解放前教徒多还是少？”姚大富一连串的答复后，葛迪斯逐渐了解了农村的宗教情况：解放以来，由于人民政府提倡无神论，不鼓励信教，人民对宗教信仰普遍淡漠了，信教群众人数仍保持原状，但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在访问姚大富家还发生一个有趣的插曲。姚大富的老婆是一个贪图小便宜的人，看到葛迪斯来他家访问，以为可以借此机会捞些好处了。她对葛迪斯说道：“我们苦啊，你们二位同志（指葛迪斯和翻译）照顾点吧。”类似的情况在周宝家也曾发生过。周宝的老婆讲：“我在等洋先生来，告诉他饭也没有吃。”但这种情况毕竟是个别的，没有给葛迪斯带来错误的印象。相反，村民们“固然穷苦，但充满自信，和蔼可亲”的道德风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晚上九时二十分，葛迪斯走访了村中心小学，对学校的教师人数、教员的籍贯与待遇、教育规划等情况提出了很多问题，教员一一作了回答。在调查中，葛迪斯惊奇地发现该村的学校承担着为成年人扫盲和教儿童识字两大任务，他看到了一所“办得很兴旺”的乡村学校，也从学校教职工忙碌的工作和师生饱满的精神状态中意识到“人民政府正在尽最大的努力消除在推行社会变革和改革中遇到的同样障碍”。
    14日，葛迪斯重点调查农村的婚姻关系和农民生活情况。在上午由乡干部陪同参观了北庙，下午参观了中心小学少年先锋队的活动后，晚上，葛迪斯访问了新婚农民周新家。葛迪斯在书中详细记录道：“当丈夫陪着我来到他家时，妻子独自在家。她是一个端庄的女子，带着一副金耳环，像她丈夫一样镶着一个金牙，她只说几句话，说是她怕羞……因为婆婆不在这里。接着用火柴点起灶来为我们烧开水。”从这段话里，我们不难看出葛迪斯内心的思想感情。在这种融洽、愉快的气氛中，他重点了解了三个问题。首先是婚姻问题，即婚姻是否自由、结婚的仪式、吃喜酒的亲戚关系等等。其次询问他们吃什么饭菜，穿什么衣服，了解农民平时的生活情况。最后询问他们一天几个人干活，干什么活，干多少活等等，藉此了解农民的收入情况。在婚姻关系上，葛迪斯欣喜地看到费孝通书中所描述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形式正在向自由恋爱的方式转变，男女结婚年龄在提高（男20岁，女18岁），夫妻之间年龄差别在缩小，新婚夫妻双方都比较随便、平等、友善，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在急剧提高。同时，葛迪斯还看到通过土改和合作社运动，农村经济体制发生了新的变化，农村经济得到了恢复，农民的生活比以前有了改善。
    15日，葛迪斯重点调查开弦弓村的蚕桑业和丝织业情况。上午，他邀请蚕桑指导所干部陶琳仙参加座谈，着重了解养蚕的全过程（从催青到蚕茧上市）、蚕丝生产成本、蚕农与国家的关系等等。在调查过程中，葛迪斯发现，尽管全村丝织业的产量还是低于1936年以前的水平，但新生的人民政权正在以合作社的形式促使日本占领时期几乎停顿的丝织业逐渐恢复。这让他看到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力量，同时作为一个学者，葛迪斯也严肃指出丝织业数量的下降除了历史的原因，还有实行绝对价格导致农民积极性受到制约，土地相对较少促使农民只养蚕不种树最终导致蚕桑业质量不高等问题，并针对开弦弓村经济格局单一的状况，提出“农村还需要进一步发展能够使农民增加总收入的副业，……比较理想的是发展一种不需要土地的副业”的设想。
    晚上，葛迪斯访问了农业合作社副主任姚长彩家。对乡村干部和村民在他调查期间给予的热情款待和帮助表示感谢的同时，葛迪斯热情洋溢地谈了自己的访问感受。他说：“我一进入中国就感到一个好，即中国政府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因为中国国大民穷，需要共产党的领导。我这次来访问开弦弓村，对我的帮助很大。充实了我们的教育内容。回去后我一定以我个人的职位、身份，通过写文章、做广播大力地向新西兰人民宣传。”
    16日，早晨七点二十分，葛迪斯结束了他为期四天的江村之行，登船动身。当时群众在两岸鼓掌欢送，轮船徐徐开动离岸而去。
    1963年，葛迪斯将七年前的江村之行社会调查资料整理成书出版，书名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他在书中写道：“今天开弦弓的人民，看来确实比二十年前，在物质上要富裕得多，而且他们有了更大的安全感。这种情景在中国重复数千次，就构成了共产党人的最大力量及其最大成就。他们给农村带来了救济和援助。”该书的出版，在西方社会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成为了西方国家了解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又一个新窗口，对瓦解西方敌对势力、改变西方国家的固有观念、争取西方社会的理解和支持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无法磨灭的功绩。一句话，该书不仅仅又一次在学术上成为了人类社会学实践考察的经典著作，而且也在政治上成为了宣传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又一个《西行漫记》。
    开弦弓村，作为农村社区最小的基本单位之一，在人类社会学的发展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外两位人类社会学家的造访，成就了人类社会学发展史上的两大里程碑。这既是历史的眷顾，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致。我们相信，如果没有开弦弓，中国也还会有同样的村庄进入世界人类学家的视野，开弦弓只不过是多了一份机会。而今的开弦弓村，经历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发展，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相信，开弦弓村还将是世人关注的焦点，也还会是世界人类社会学发展进程中需要关注的焦点。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翻阅泛黄的档案资料，重新抚摸、梳理这两次五、六十年前的重要访问，除了重温历史，还是有很多积极意义的。首先，抛开纯粹的学术意义不说，单是这两次重要的社会调查实践，便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当前要解决农村问题，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就是要深入细致地开展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找出农村问题的根本，然后才能设计方案对症下药，最终彻底解决农村问题。其次，在正确的思想观、工作方法等难于得到别人认可时，我们是采用只干不沟通，还是采用边干边沟通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最后，从认识观上来看，要判断一个事物的发展前景，靠简单、武断的推算、猜测都是很难获得正确答案的，只有用时间来检验一切，我们才能理性地看待历史的真正面貌，就像我们用二十、五十年的时间来观察开弦弓村的发展一样。
    参考资料：
    《中国农民的生活》（即《江村经济》），费孝通著；
    《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W·R·葛迪斯著；
    《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费孝通著；
    《国际友人访问吴江县开弦弓村的活动情况》，吴江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庙港镇志》，《庙港镇志》编纂委员会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