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昌隆慰先贤

访高天梅外孙徐国昌

徐国昌近影  

 　　徐国昌（右）与南社研究者李之方 

 　　回溯百年前的南社，高天梅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名字。事实上，早在发起成立南社之前，高天梅就已名震江南。历史风云变幻，高天梅驾鹤西游84年后，记者在上海见到了他的外孙徐国昌。

　　徐国昌今已86岁，银发慈目，思维清晰。初夏的一天，窗外飘着清雨，他穿着笔挺的西服，慈祥地端坐着。讲起他那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家族命运，这位命运多舛的老人平静且泰然。

　　革命先锋创立南社 

　　“我的外祖父是非常爱国的，他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为祖国富强奔走呼号。”徐国昌的话把记者带回到百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903年，26岁的高天梅与比他小1岁的从叔高吹万在家乡金山创办《觉民》月刊，剖析局势，痛斥清廷，反对列强，启发民智，警醒国人。1904年，当梁启超美国之游后自灭心中“共和”之火，转而提倡“开明专制”之时，高天梅以“汉剑”笔名在《警钟日报》上发表了“新相知乐敢嫌尽，醉倒共和却未痴”的诗句，与走上“改良共和”道路的梁启超针锋相对，态度鲜明地主张彻底革命。同年，他东渡日本留学，寻找革命真理，联合革命志士。

　　1905年初，在东京法政大学就读的高天梅结交了革命密友宋教仁，并创办了当时最具批判锋芒和战斗威力的杂志《醒狮》，继续促进国内革命形势发展。该杂志的封面为狮吼图，由第一位将西洋绘画带入中国的文艺先驱者李叔同（即后来的弘一法师）亲手绘制。同年7月，高天梅与宋教仁、黄兴等一同谒见了由欧抵日的孙中山，并参加了中国同盟会的筹组。8月份，中国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时，高天梅被推为江苏省主盟人。

　　不久，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清政府的警觉。清政府勾结日本政府， 促使日本文部省于1905年11月颁布了“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禁止留日学生参与革命活动。一个月后，我们所熟知的《猛回头》与《警世钟》的作者陈天华，用跳海自杀的方式表达了内心的悲愤与无奈的抗争，但高天梅等更多的留学生选择了罢学回国，继续革命。

　　回到上海的高天梅，先参与组织中国公学，后另行创立健行公学。健行公学后面的宅子“夏寓”实为同盟会秘密机关，苏沪两地革命者皆汇集于此。是年，柳亚卢由吴江黎里奔赴健行公学读书。高天梅视其才识超人，破格聘请其教国文，同时介绍他加入同盟会，并赠其名“亚子”。后来，高天梅与陈去病、柳亚子等发起创立南社。至此，同盟会与南社，一武一文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两个坚强犄角。

　　“高天梅活跃的革命活动引起清政府的注意，两江总督端方要来封校捕人。公学被迫解散，‘夏寓’被迫关闭，高天梅侥幸逃脱，返回故里。但高天梅的行动已受监视，致使他不得不缺席了南社的最初几次‘雅集’。”徐国昌说，“我的外祖母何亚希也是南社社员，入社号是4号，她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开明女性，嫁给高天梅时，没有举行传统婚礼，就穿着一身红色的现代服饰，给学校里的同事发了糖，其先锋行为轰动一时。她非常支持丈夫的革命活动。我认为，高天梅不是像某些人说的害怕了，而是以自己缺席的方式，转移了敌人的视线，保护了南社活动的顺利进行。” 

　　外孙承载“国昌”厚望

　　辛亥以后的中国，虽推翻了满清政府的统治，却陷入了军阀割据的混战，革命形势如波涛般汹涌跌宕。返回故里的高天梅没有沉寂，而是始终怀揣革命热情。袁世凯复辟，他创办《复社》高声反对；张勋复辟，他随同孙中山南下“护法”；曹锟野心膨胀，他亲驻北京发表大量报刊文章揭露阴谋。

　　1923年，未及时离京的高天梅身陷曹锟“贿选门”。“高天梅留在北京，是想与曹锟做最后的周旋，还在想办法把国会搬到革命中心南方，摆脱北洋军阀控制，真正实现‘三民主义’的理想。有一封他写给金山教育公会的亲笔信可以证明。信中写道‘政变陡兴，是非淆乱。曹锟欲用金钱贿买总统，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所幸投票之权实操诸我，旭之铁腕尚在也。所以迟迟未即南行者，特以次之倡国会南迁论者，乃竟合全国所唾弃之安福、政学两系为一气，深恐故态复作，故郑重考量耳！非绝对不南旋也。至人格之保存与丧失，以留京赴沪定之，要非探本之论矣。’”徐国昌感叹，“可惜，这封信直到1924年3月24日才刊登在《申报》上。那时，柳亚子已发表声明，不再承认高天梅的社友资格。一心革命救国的高天梅被舆论归为‘猪仔议员’行列。” 

　　或许是身心俱疲，或许是清者自清，我们看到的是，在“贿选门”前，高天梅选择了沉默，黯然回到家乡。也许那一年高家的唯一喜事，就是他嫁给徐家的长女为他添了第一个外孙，高天梅为这个婴孩取名“国昌”，寄托其对国家昌盛兴隆之殷切企盼。两年后的农历七月初七，48岁的高天梅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留下千余诗词供后人品读，亦留下一个革命者的爱国传奇由后人评说。两岁的徐国昌对外公的音容笑貌并无多少印象，但从他后来的人生轨迹可以看出，他的血脉中无疑继承了张堰望族高家一贯的优秀素质与敦厚人品。

　　少时的徐国昌是在金山度过的，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将他和家人的生活彻底改变。那年，在淞沪战役中损失惨重的日军，为从侧翼威胁淞沪战场的中国军队，在金山卫偷袭登陆。金山成为上海最先遭到日军荼毒的地区。在江苏省立淞江中学读初一的徐国昌被家人带着逃难至上海。次年，日军肆虐上海，徐国昌和家人逃进租界，免遭日军摧残。光华大学附中毕业后，徐国昌考入复旦大学政治系。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是李登辉老先生，他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兴中会革命活动，也是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中介机构寰球中国学生会的发起人。忆及李登辉老先生治学之严谨，徐国昌至今感佩不已。

　　1946年，徐国昌大学毕业，时值内战刚刚爆发。此时的徐国昌已经认识到“不能跟国民党走”，便进入了位于镇江西郊的“益民种场”，当上了种场常务董事、总经理严惠宇的秘书。严惠宇是上海滩上颇具影响的实业家。而创办“益民种场”的是冷遹（字御秋）。民国时期，冷御秋曾任中华民国护国政府总参议、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解放后，他又历任华东军政委员兼华东水利部部长，江苏省副省长，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及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务委员兼江苏省主任委员等职。

　　“严惠宇是我大学同学的父亲，我知道他把赚到的钱都用于支援地方公益事业了，我想跟着他做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当时的“益民种场”包括蚕种场、种植场、牛奶场、畜牧场、蔬菜园艺场等9个分场，“各个分场里都有专家，其中很多是海外留学回来的。”徐国昌在其中得到了充分锻炼。

　　1952年，冷御秋将“益民种场”无偿交给国家，包括徐国昌在内的所有种场工作人员都成为了国家职工。徐国昌当上总务科科长，负责种场的基本建设，协调300多名正式职工的工作安排，种场忙的时候，还要雇佣1000多名临时工。

　　爱国情怀矢志不渝

　　解放后，高天梅的夫人何亚希受聘为上海市文史馆员，“文革”期间因受迫害，拒食逝世。作为高天梅的外孙，徐国昌也难逃其祸。早在“反右”斗争中，徐国昌就被打成右派，被派去烧了几年老虎灶。种场里烧着老虎灶的徐国昌，依旧是场里的“百事通”，谁有了不懂不会的问题，都还来问他。1962年，徐国昌被摘掉了右派帽子，改派去“修理地球”。“‘修理地球’很好啊，我偷偷在衣服里放了本《唐诗三百首》，劳动之余偷偷看两眼，就这样，总算没把文化知识全丢掉。”

　　老工人都知道徐国昌是知识分子，常劝他能歇就歇，干活不用那么卖力，可敦厚的徐国昌不干，他跟老工人们说“不管干什么，我都是在为国家做事。国家让我劳动，我就要劳动好。”

　　此后，徐国昌一直在从事体力劳动，直到1975年，他在劳动中出了事故。他驾驶的拖拉机侧翻，整个人飞了出去，头部撞在石头上，头骨严重骨折，生命垂危。不幸中的万幸，徐国昌大难不死，被抢救了过来，但不能再参加劳动，病休回到了上海，回到了一直两地分居的妻子和女儿身边。1984年，他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

　　今年初，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夫人周学正过世了，徐国昌郁郁难舒。他说，他的夫人曾是上海中德医院（现卢外区妇幼保健院）的一名妇产科大夫。因为历史环境，他和夫人只养育了一个女儿，多年来的两地分居生活，使得女儿一直由夫人照顾，夫人为了自己和家庭付出了很多。女儿因受他的影响，初中毕业就分配至上海一家照相馆工作，现已退休。虽然女儿没能念多少书，但烹饪、缝纫、编织等样样精通，是个持家的好手。女婿原也在上海一家企业工作，改革开放后，女婿“下海”经商，成为珠海一家大企业的总经理，事业有成。退休后，女婿回到上海，不仅成为上海华侨摄影家协会会员，还成了饲养热带鱼的顶尖高手。目前，徐国昌和女儿、女婿住在一起，很幸福。

　　徐国昌的外孙程凯宇目前就读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机械专业。今年上半年，趁着程凯宇回国休假，徐国昌带着外孙去了位于金山张堰的南社纪念馆姚石子故居，让外孙为纪念馆拍下了一组美丽的照片。

　　徐国昌说，当今国运昌隆，当年“俄熊英狮日蟒蛇”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足可告慰此前苦苦求索者之灵。外祖父高天梅与南社先辈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爱国情怀，即使遭遇挫折也矢志不渝，坚定地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奋斗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