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敌锄奸双枪将 严墓河桥热血红

盛泽抗日志士俞清志的抗日故事

  俞清志，是抗战时沦陷区国民党吴江县县长沈立群的侄女婿。抗战伊始，他在江西国民党中央党校培训团受训，以优异成绩毕业。1938年初他随沈立群来到吴江，之后被任命为盛泽区区长兼抗日自卫队的区大队长。

  当时俞清志年仅22岁，长得清秀俊朗，能使双枪，百步穿杨，胆略过人，是威震敌胆的传奇人物。

  抗战开始后，吴江地区分为七个战区，盛泽为第三区，下辖大谢、溪南、溪北、茅塔等六个乡。由于盛泽镇被日寇占领，俞清志只能率队转移至坛丘乡下，进行游击战。当时日寇为控制整个盛泽地区，严防为抗日前线输送粮食、布匹等军需，经常骚扰、抢劫、掳掠三区四乡，镇压抗日军民，抗日游击队也常常受损吃亏。俞清志决心狠狠地教训一下敌人。在与日伪几次遭遇战后，他悟出了道理，游击队的吃亏在于敌情不明，信息不灵。为此，他派出了侦察员进镇侦察，在盛泽设置了眼线，组建了情报网。1940年6月的一天，镇上及时送来日伪要偷袭溪南、茅塔并抢粮、抓人的情报。俞清志当即决定率领区大队在茅塔乡进行伏击。那天日伪军50多人分乘几艘汽艇从盛泽镇西白漾出发，行驶至圣塘港，弃舟上岸，来到大溪桥。在黄昏的夕阳里，俞清志一声令下，打得敌人丢盔弃甲，死伤无数，最后只得逃回盛泽。茅塔之役是盛泽地区最重要的抗日成果，受到了县政府的嘉奖和犒赏，也极大地鼓舞了盛泽人民的抗日热情。

  此后，日寇对四乡骚扰次数虽有减少，但对镇区防范愈严，严密搜捕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人士。据辛亥革命元老、盛泽名士沈鹏回忆，在他的沈新街老宅，当时为日军宪兵司令部和伪警察局兼监狱，杀死的军民有百人以上，抗战胜利后他返乡回家，还看到家中四面墙壁上血迹斑斑。而其中的汉奸叶冠吾最为可恨。在1940年12月的一天，俞清志与区大队的金大鹏、沈文潮等四名队员在北浜南岸13号沈氏老宅楼上，深夜密谋，次日四人一起摸进镇区毛家弄除掉了叶冠吾。

  次年春，他又率领3名队员，闯入了伪区公所。伪区长简汉青吓得魂飞魄散，夺路而逃。俞清志眼疾手快，抬手一枪，击中要害。卫兵听见枪声进来一看是俞清志，纷纷把枪一扔，逃之夭夭。

  抗日游击队和俞清志接连打击日寇，诛杀汉奸，声名鹊起，盛泽人民莫不欢欣鼓舞，街谈巷议把俞清志传得神乎其神。而日伪军怕得要死，恨之入骨，用2000块大洋悬赏捉拿俞清志。

  1942年10月中旬，俞清志去浙江购运军械，船过京杭国道桥洞时被盘查的鬼子逮捕，拘押在新市一居民平房里。他乘天黑，跃上屋顶，揭掉砖瓦，等日军岗哨从窗外走过，爬出屋顶，趁风雨交加，跳过一堵墙，穿过铁丝网，游过河到了乌镇，然后经桃源、严墓赶回坛丘部队。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俞清志的部队由共产党员担任指导员，副大队长金大鹏也是有名的共产党员。各乡事务员也大多为共产党员担任。在俞清志部队能公开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曲。他有重大事项跟党员骨干商量，重大任务带党员一起执行，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作战能力，堪称两党合作之模范。

  俞清志在战场上是铮铮铁骨，但在生活中又是侠骨柔肠，与沈文静小姐一见钟情。当时，沈文静在吴江县政府任电台译电员兼机要员，他们在抗日烽火中相亲相爱，结为夫妻，育有一子。

  俞清志与士兵同甘共苦，部队的经费在他身上，他从不私用，反倒经常从自己微薄的薪水中挤出来给病号改善伙食。有一名机枪手是平脚底，负重不能跑长路，俞清志经常自己为他掮枪。青年战士朱剑华只身刺杀日军伍长吉田后，伤了左腿，俞清志马上叫副大队长金大鹏陪同去上海治伤。一次，有个士兵强奸民女，老百姓来哭诉，他查明后，主持公道，毅然报县批准，执行枪决，严明了军纪。

  敌人一直想除掉俞清志。原三区助理沈峙山叛变，1943年1月10日，他将俞清志要去严墓县政府交田赋的行踪告知忠义救国军行动站特务。特务们从坛丘跟踪到严墓，俞清志完成任务后返船经过西汇街时，特务从弄堂里窜出，在背后朝俞清志开了枪。俞清志倒在了血泊中，躺在河桥台阶上，等战友们闻讯与夫人沈文静一起赶到，已壮烈牺牲。时年仅26岁。他的儿子俞永健当时只有3岁，之前一直不会叫爸爸，此时却扑到俞清志身上大叫“爸爸！爸爸！”战士们把俞清志安葬在雷墩荡的墓地里。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追认俞清志为革命烈士，告密和枪杀俞清志的叛徒、特务也受到了严惩。

  俞清志牺牲后，敌人还欲斩草除根，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沈文静只能带着3岁的小永健，逃难去了父亲老家安徽，后辗转来到上海，艰难地生活着。

  全国解放后，沈文静被安排在上海申新五厂，后又调入技校，均从事财务工作，一直至退休。俞永健大学毕业后，当了教师，在上海市文建中学任语文教研组组长，高级教师，现退休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