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与“徐州之光”周祥骏

2009年5月16日是辛亥革命烈士、南社早期成员周祥骏先生就义95周年祭日。周祥骏，字仲穆，号更生，别署春梦生，江苏睢宁人，世称风山先生。烈士幼嗜读书，壮怀豪情，主张变法自振，利群救国。后加入南社，欲“以文学起革命”，1914年被张勋杀害于徐州武安们外。烈士就义后，二子一女长媳四遗属都加入南社，可谓志抱一门。《周祥骏先生年事》载1909年秋入上海宪政讲习所，后遇高旭、柳亚子、姚石子等人，遂有结社之举。

但在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中，亚子先生却认为自己1911年2月13日，在上海愚园参加南社第四次雅集才初识周仲穆、胡朴安。

参阅1911年2月14日《申报》消息，全文抄录如下：

“昨日中午十二时，南社开会与愚园。到会者三十余人。午膳后开会，由柳君亚庐报告新入社社员及收支社金详数。继社友畅叙衷曲，合摄一影，晚复开宴大庆楼，彬彬雅雅，极一时之盛云。”

按照柳亚子先生的回忆，他与周祥骏认识应该在这次会议上。这是周祥骏先生第一次也是唯一参加的一次南社雅集，并留下一幅珍贵的合影，柳亚子纪念馆藏有这张照片。睢宁政协文史委1996年编辑纪念辛亥革命烈士周祥骏专辑，曾得到柳亚子纪念馆帮助，在卷首收录了这张照片。

那么周、柳相识果在1911年2月13日吗？

《更生斋选集》收录祥骏先生写给柳亚子的两封书信。从第一封《与柳亚庐书》的内容来看，柳亚子先生可能记忆有误。因为这封信字数不多，也全文抄录：

“海上一晤，受益良多。自分袂以来，与吾兄相见于梦寐中者凡三四次，殆亦情之不容已乎？

南社第一集于是月中编辑，今仅寄呈拙稿若干篇，请详加勘定，未知有当否？惟其中有《与郭茇南书》并《茇南答书》二篇，若选录则必须并录，否者显茇南之短，决非弟所当为，毋宁全不录之为愈也。恩谊所观，伏祈注意！且茇南自入社后，并未曾寄文来，故未获有只字登载，今弟为代寄一篇，因附弟集故也

抑弟更有请者：兄曾面许为弟序更生斋文，然必须窥全稿，方可下笔。弟尚有论学书数篇，拟下次钞齐奉上。作赋十年，庶几得叨光于玄宴先生也！”

信中郭茇南，名爱棠，睢宁人，得祥骏先生真传，亦是南社社员，入社号为37号，《南社丛刻》曾收录文二篇。郭爱棠与南社盟主柳亚子、国粹学社的邓实均有过书信往来。（郭爱棠事略祥见拙文《不该被遗忘的南社元老郭爱棠》）玄宴先生指的是晋代青年才俊皇甫谧。皇甫谧，字士安，甘肃灵台人，青年时期就立志史学、文学，著有《帝王世纪》、《高士传》、《逸世传》、《列女传》、《玄晏春秋》等，世称玄宴先生。在这里，周祥骏用来代指柳亚子。应该指出，柳亚子与周祥骏相差17岁，与祥骏先生的长子、后来加入南社的周公权同岁。                                             

1909年11月13日南社在虎丘成立的时，周祥骏先生特意从上海赶往苏州参加盛会，周祥骏居然遍寻未果，“爰集鸥侣”而不得，只能抱憾而归。可是滑天下之大稽的是，祥骏先生下榻的苏台旅社，与柳亚子等人住的惠中旅社，就在一条马路上，即阊门外大马路。在《赴虎丘南社雅集，不值》中，周祥骏抒发了自己的愤懑的心情。“见说南天筑道藩，澄顿俗虑往寻源。哪知赚我迷途去，叩遍灵山无一言。”在《题苏台旅馆》一诗中也可见证，尽管阊门外车马喧阗，风光优美，诗人因找不到柳亚子诸人，忧心如焚，“为问吴宫人在否，菱歌哪管客心愁？”

《南社丛刻》第一集出版于1910年1月，该集未见收录祥骏先生提及的《与郭茇南书》并《茇南答书》。周祥骏写给柳亚子的信，应该还在丛刻编辑的时间，当在1909年12月。看来周、柳二人的相识，至少要推前一年多时间，应该在1909年10月前后，而不是柳亚子记忆中的1911年2月。

高旭的《更生斋诗·序》提及周祥骏与他相遇于民吁报社，祥骏先生请他为《更生斋诗》作序，高旭答应后，即在1910年三四月间《更生斋诗》写了序言。而《民吁日报》创办于1909年10月16日，当年11月19日即告关闭，故周祥骏与柳亚子的相识应该也在10月前后。周、柳会面的时候，周再请柳亚子为《更生斋文》作序，从信的内容来看，当时是得到了柳亚子先生的允诺的。但柳亚子要求“须窥全稿，方可下笔”，不知道是托词还是有其它原因，最终并没有成笔。

为什么会这样呢？笔者妄自揣测，那就是周柳二人的初次会晤有可能不是那么的愉快，存有一时芥蒂或许是有的。个中原因，因为历史久远，当事人也没有什么文字资料可考，如有错讹，请方家批评指正。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睢宁隶属徐州，徐州古奥衍之地，“民风劲悍”，其所属语系为北方方言，出言切直，不擅婉曲。所以胡朴庵说祥骏先生“年已五旬，而慷慨激昂不减少年英勃之气”。其实祥骏先生1914年遇害时不过45岁。他与胡相识相交，当在而立之年。祥骏先生作为饱学硕儒，少喜兵书，虽获岁贡的功名，但志不在此。他曾多次南游，志在联络同志。因而一见年轻才俊，难免真情流露。爱之深，则责之切。即使素昧平生，只要义气相投，他也披肝沥胆，直言不讳。当听说一个未曾谋面的朋友要去国离乡，他就惊闻失措，涕泗交流，“为吾四万万国民痛惜斯人也”。正因为他为人坦荡，从不站在个人的私利上论得失，也赢得了姚石子、胡朴安、黄忏华等南社同人的尊敬，故黄忏华在烈士就义后致柳亚子的信中这样说：“至夫周子之为人，社友知之者众……”。但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因为“辞近切直”，可能也得罪了一些人。而他与亚子相识时，亚子先生当时不过20多岁，正是少年意气、风流自赏的时候。在《五十七年》中，亚子先生曾回忆自己10多岁“就以名士风流自命了”，“结客名场，一时老宿，无不敛手惊服”，这种旧式文人的习气，加之特立独行的性格，自然难于听得进别人的话了。是以在祥骏先生就义后，社中同人悼念词章不绝，黄忏华、胡朴庵等人写信给柳亚子，请他效仿山阳周阮的先例，为祥骏先生作传。但不知是亚子对祥骏先生了解不深无从下笔，还是有其它原因，最终竟石沉大海。以柳亚子解危救急的“急先锋”性格来看，难免不让人感到奇怪。还有就是祥骏先生曾先后致柳亚子书信两通，但柳亚子文集、更生斋文集附录中，均未见柳亚子回书的只言片语。 

《周祥骏年事》记祥骏先生入狱后，柳亚子先生曾奔走营救。老实说，我觉得这只能是一厢情愿。祥骏入狱前，南社举办第十次雅集，讨论柳亚子复社条件。亚子先生如愿复社后，正为社务忙得不可开交，事实上他是在祥骏先生就义一周之后，在5月24日上海愚园云起楼临时雅集才获悉噩耗的。亚子“借酒消愁泪暗倾”，纪念“湖海论交半死生”的周祥骏。因为是祥骏的知交好友，他对祥骏的志向抱负非常了解，所以才感慨万千，“况是长江呜咽水，周朗遗恨总难平”。后又作《哭周仲穆》二首，回忆诗人初次会面的场景，“相逢乍忆过江年，狂狷殊途笑我颠”。现在回顾亚子先生在临时雅集上的题咏“百年寥廓负狂名”一句，不知是否有惺惺相惜以及自责的意思？此后柳亚子连续选编烈士照片、诗文登载在《南社丛刻》上，并介绍烈士遗属加入南社。1928年，经柳亚子、于佑任、胡朴庵等呈请，民国政府拨千元抚恤祥骏先生遗属，并指令在烈士就义处建祥骏先生纪念碑。祥骏先生遗著《更生斋全集》编纂过程中，尽管亚子先生也流离失所，但还是挤出时间亲自参与审定，几经波折后《更生斋全集》终在1944年得以梓行。柳亚子与周祥骏最后的情感联系，是在新中国建国前夕，1949年3月6日，柳亚子在一首赠诗中再次念及：“旧雨睢宁未寂寥，远追周郭近张姚……”。其中周、郭即南社旧友周祥骏与郭茇南。40年相交相知之情，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尽管“论学不妨所见异”，但两位英雄共事，就像是两颗围绕太阳旋转的的行星一样，尽管按照各自的轨道运行，在交汇时可能会互放光华互相遮掩，但革命者的理想豪情却始终有着无可比拟的向心力。

祥骏先生加入南社后，对办社的性质、宗旨、选文、论学等诸多方面提了很多的建议，甚至对一些社友的诗文直接提出批评。在他写给姚石子的书信中，坦言社中“最亲爱而属望甚切者”，就是柳亚子、俞剑华、姚石子三人。他认为“近日文之用较急于诗”，批评南社丛刻“选诗太多，选文少”；批评社友沉迷小我，“模山范水，吟风弄月”，指出“虫吟草间，于国事既无补，于吾道究何益”；对国学保存论的一些论调，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国亡之后，“空山独居，独抱遗经”也不可得；同时他还认为社友“多乏论新之才”，希望同人能贯通新学，跳出“旧时浅狭文人之恒态”。在上海期间，他曾就社中存在问题与柳亚子、俞剑华等人交流，但剑华“颇不愿听”，柳亚子则认为“送文者鲜，无由多编”。如果单从美学或者学术的角度来说，南社社友在各自的艺术天地里求索求进，也无可厚非，但祥骏先生作为一个坐而言起而行的革命者，他提出的许多见解，对“想和中国同盟会做犄角”的南社来说，有着诸多的实际意义。“一拘嗣宗广武泪，芒砀几处有烽烟”，假使不被戕害，正如高旭在《更生斋诗·序》中所指的那样，祥骏先生即使不能像刘邦那样建功立业，也可以凭借文才龙腾虎跃，横行中原，成为“徐州之光”。

近年来“南社学热”方兴未艾，祥骏先生的历史功绩与地位不断得到重新评价。1995年，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秘书长王晶垚撰写《南社又一颗璀璨的星辰周祥骏》，称誉祥骏先生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活动在南社社员中“都走在时代的最前列”；当年出版的《南社史长编》中论及祥骏先生的地方多达20处，《中国文学研究年鉴》认为祥骏先生与姚石子有关国学保存论的讨论“很有价值”，“很能代表南社内部文学思想的分歧”；1996年3月，睢宁编辑出版纪念烈士专辑；2004年5月，睢宁县委、县政府在烈士故乡马浅村为祥骏先生重建墓碑；2007年7月，在县城中心建造睢宁英烈墙，周祥骏先生则排在第一位……十多年前，王晶垚先生就曾呼吁整理出版周祥骏先生遗著《更生斋全集》、《更生斋选集》。今年南社成立刚好100周年，希望能够引起有关部门重视，早日玉成此事，庶几可告慰英灵于地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