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自传

1887年阳历5月28日（即旧历丁未年闰四月六日），生于江苏吴江县分潮流域北舍区大胜村。原名慰高，号安如；改名人权，号亚卢；再改名弃疾，号亚子；现在便把亚子当作统一的名号了。我的家庭，可算是一个文学的家庭。从高祖起，好几代有诗文集行世。我诞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去世了，但曾祖父却健在，他和曾祖母都是最溺爱我的，他俩是一对好心肠的老人。祖母寡居善病，常年在卧榻中，对我的感情也很好。父亲是一个秀才，研究过说文和文选，对于文艺有相当的认识。叔父是研究算学的，书法和酒量都很出名。母亲也略通文字，极爱我，却管教得很严厉，唐诗三百首和《中庸》、《大学》等，都是她自己教我的。

1898年，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大变动的一年，就是有名的戊戌政变时代。我此时是12岁，已能做五七言的旧体诗，和写洋洋万余言的史论文字了。曾祖父母和祖母相继去世，家庭状况变化得很厉害；一方面又因为农村经济破产，地方治安不能维持，乡间很多抢劫的事情。于是父亲便搬到同县的黎里镇上居住。以后就变成了黎里人。戊戌政变对我颇有影响。因为父亲是赞成变法的，所以我写的文章，也就惋惜谭、林，希望康、梁，而痛骂那拉后了。1900年，义和团事起，全镇的知识分子都表同情于扶清灭洋，但我和父亲却从所谓维新党的立场上，绝对反对他们。（在现在讲起来，这种立场当然也是很幼稚的。）1902年，我考取了秀才，思想却渐渐变化，从维新走上了革命之路。1903年，到上海爱国学社读书，认识了章太炎、邹威丹。威丹的《革命军》，还是我和蔡冶民、陶亚魂几个人拿钱出来帮他出版的。为了爱国学社和中国教育会的内讧和分裂，我是括在中国教育会方面的，便也辍学返乡。不多时，《苏报》被封，章、邹入狱，爱国学社也瓦解，这是我精神上很苦闷的一个年头。1904年，到同县的同里镇自治学生社去读书，一住两年。1906年，到上海理化速成科学化学，未毕业，认识了防陶遗、高天梅、朱少屏，被他们拉到健行公学去教书，便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同时又编辑《复报》，在日本出版，寄还上海发行。到旧历中秋，外边风声很紧，说两江总督端方要禁报拿人，封闭学校，一方面又因为闹恋爱失败，。于是我就逃回黎里，和我现在的妻子郑佩宜结婚去了。这样，便结束了我20岁以前的生活。

在家里读了几年旧书，终于静极思动，1909年，和陈去病、高天梅两人发起了南社，以文学来鼓吹民族革命。同盟会是提倡三民主义的，但实际上，不消说大家对于民生主义都是莫明其妙，连民权主义也不过装装幌子而已。一般半新不旧的书生们，挟着赵宋、朱明的夙恨，和满清好象不共戴天，所以最卖力的还是狭义的民族主义。南社就是把这一个狭义的民族主义来做出发点的。不过我个人，在当时，一方面崇拜人权论，自称为亚洲的卢梭了，一方面又受刘光汉《天义报》的影响，颇倾向于安那其主义的铲除贫富论，已不是最狭隘的民族主义能够范围我的思想了。1911年，武昌革命军起，我在上海，做了革命的旁观者。1912年阳历元旦，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成立，雷铁蓬拉我去当秘书，终于过不惯这种紊乱的生活，不到三天，就托病逃还上海。这时候，我父亲不赞成我在上海住，对于经济方面，接济很少。我不得不自己去找饭吃。靠了朋友的介绍，做过了《天铎》、《民声》和《太平洋》三个报馆的主笔，在《天铎报》署名青兕，反对南北议和，排击北洋军阀，风头最健。后来南京政府取消，孙中山先生退位，我觉得憋不住这一口鸟气，索性“沈饮韬精”，和苏曼殊、叶楚伧鬼混在窑子里过日子。这一年的夏天，还到黎里，阳历8月4日，父亲就去世了。家务的麻烦，幸亏由叔父照顾着。1913年，我忽然醉心于新剧运动，和冯春航、陆子美交际，出版了《春航集》和《子美集》。但不到几年，子美夭折，春航脱离剧界，我对于戏剧的关系，也就此终止。1918年，叔父去世，着我照顾他的家务。他家不住黎里，另外住在吴县的周庄镇。我常常来往两地。我还有一位姑母，是和我从小就最讲得来的。她住在同县的平望镇，我也常去望她。这时候，我还在搅南社，但搅得也有点厌了。后来社中起了内讧，我便辞去主任之职，洗手不干。此时我又在发狂地收买旧书，凡是吴江人的著作，从古时到近代，不论精粗好歹，一律收藏。这样，便花去了一万多块钱，还加上其他的挥霍，渐渐觉得有“床头金尽”的感慨起来。1923年，思想又起变化，和邵力子、陈望道等发起新南社，我做社长，提倡新文学和社会革命，出版过一册社刊。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我以同盟会会员资格，重新加入，成立了吴江县党部。1925年，成立江苏省党部，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1926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仍负管理江苏党务的使命。这一年的5月，我去广州，出席二中全会，觉得印象不好，很不高兴，同时接着了家里的电报，说母亲在生病，于是就还到黎里，决定了消极的计划。双十节前后，孙传芳要抓我，又逃到上海来，改姓名为唐隐芝，埋头做苏曼殊的工作。这样，又结束了我40岁以前的生活。

1927年，国民革命军到达东南，我却为了特殊的关系，谢绝了武汉、南京两方面江苏省政府委员的任命，在5月15日那一天，亡命而去日本。仍用唐隐芝的假名，和西京名画家桥木、兰雪一行人，往来酬唱。《乘桴集》一卷，就是当时的产物。后来又转往东京，住在市外北多摩郡武藏野村井之头公园旁边的三间小楼内，自己挂了一块小木牌，叫是“乐天庐”。同住在那儿的，佩宜以外，有女儿无非、无垢俩。我的儿子无忌，那一年毕业清华，放洋赴美，也在这乐天庐内留住了两个月。异国的家庭，总算有所安慰。后来宁汉合作，国内空气对我渐渐了解，1928年的清明节，我就还到中国来，仍在上海居住。从此一住五年，以后将成为上海的市民了。

关于我的著作，有旧诗几千首，文言文几百篇，语体文几十篇；但除《乘桴》一集以外，都没有时间来整理印行。我编辑的书籍和刊物，有《复报》1至11期，《南社诗文集》1至20册，《周实丹烈士集》、《阮梦桃烈士集》、《邵亚云流霞书屋遗集》、《陈锐厂诗文词集》、《宁太一遗书》、《庞檗子遗集》、《陈勒生烈士遗集》、《孙竹丹烈士遗事》、《春航集》、《子美集》、《迷楼集》、《乐园吟》、《迷楼续集》、《吴根越角集》、《新南社》社刊、《新黎里》半月刊、《三五》半月刊、《曼殊全集》、《曼殊余集》、《曼殊遗迹》、《张秋石女士遗文》、《女弟侠侬遗文》、《女弟英侬遗诗》等，共计二十余种。没有出版的，内中也有五、六种吧。

平凡而落伍的我，在世上虚生了46年（照中国旧习惯计算），本来那里有做自传的资格？承神州国光社编译所的不弃，厕我于中国现代名人之列，要我写一篇自传出来。我起初写了篇文言的，恰值无忌从欧美还来，给他一看。他说这是行述，不是自传。于是另起炉灶，写成这一篇语体的东西，究竟象自传与否，我也不得而知了，恰值无忌从欧美还来，给他一看。他说这是行述，不是自传。于是另起炉灶，写成这一篇语体的东西，究竟象自传与否，我也不得而知了。

1932.9.15于上海

（原载《蔡柳二先生寿辰纪念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