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历史记录，大部分源自传经堂仲氏手下的《盛湖志》，清咸丰、同治年间，正是盛泽仲氏家族“孙”字辈壮年出道的时候，他们在仕途上各有功名，驰骋战场，效忠清廷。
仲孙樊，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在浙江任海防同知时，在剿匪、海运等方面有业绩，后来带兵围剿上海“小刀会”时，因辛劳病死军营。儿子因此荫袭五品荫生。
仲孙懋，监生，在清军中屡建战功，先后任同知、浙江宁绍台道，在清军保卫杭州城的战斗中负伤，最后在指挥巷战中阵亡。
仲孙机，又名廷机，道光乙未（1835年）举人，《乾隆盛湖志十四卷》的编著者。中年仕途坎坷：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浙江战事危急关头，被委署严州知府，上任途中，得知严州已失陷，在桐庐、富阳三面受敌的要道霅溪，扼守两月。后收到巡抚王有龄密札，派他往上海去招募外国兵，实现华夷会剿，以解杭州之围。此时路途梗塞，待赶到上海，杭州已经被太平军攻克，上司王巡抚自缢而亡。次年，向下任巡抚左宗堂销差时“呈明缘由”。没背上黑锅已经算不错了。
就在仲氏兄弟为清政府军奔波卖命之时，留在家乡的家族却不得好过。他们在盛泽马家弄的住宅，被太平军逼迁，仲家伙计不从，被押往北胜庵吊打缢死。后来，仲宅受百余人围困，吓得家眷从后门逃出，家中财物被洗劫一空，连墙门也被拆去。部分家眷被迫外出逃难奔波。仲廷机继室吴夫人出身松陵望族，薛凤昌（注3）在《女士集汇存·写韵楼遗草》搜集如下文字：“……观察君（仲廷机）先理粮台，后摄严州府篆，不暇问家事，而所居已陷贼。夫人挈家人，并奉其老母迁越，迁甬，自甬又航海以达沪，间关跋涉，履险如夷。”
即将消失在市政建设中的盛泽“马家弄”（王钧谟提供）
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政府开始清算各地乡官，盛泽监军李广庭首先在吴江长桥被正法。乡官沈枝珊惊恐万状，拿出乱局中所获的金银珠宝、珍贵文物去结交苏州豪绅高官，寻求庇护，最后还是难逃一死。站在他背后的王元相一族，却安然无恙。究其原因，王元相一家善于洞察时势，精于长期谋划，他们在太平军和清廷官僚之间左右逢源，在科考场上不懈进取。就在江南战火纷飞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其孙子王景贤考中了举人，两年后，获进士，进入仕途。此后，王氏家族文脉不断，名人辈出。
同治二年（1863），王元相之孙王景贤在科举场上获取功名（王钧谟提供）
站在仲氏家族一边的《盛川裨乘》作者“鹤櫵居士”愤愤不平，对王氏父子的投机做派猛烈抨击，对他们的保护伞——清廷高官潘曾玮切齿痛恨。潘曾玮，在籍候选道、刑部郎中，其父亲潘世恩，曾任内阁大学士，还是江苏巡抚李鸿章的恩师。
李鸿章深谛官场之道，在战后处理时注重左右平衡。一方面给仲氏家族以安抚：给仲廷机捐升道员，其夫人晋封淑人，对其嗣子虎腾赐袭骑都尉，赏戴花翎。在精神上，给其家族以非凡的荣光。
另一方面，在物质上敲打一下王氏家族：你不是在战争期间攒了好多钱吗？那就破点财吧，否则本官也难以上下交待。于是志书上出现如下记录，“元相子亨谦、恩寿避乱上海时，亨谦为善事益勤，……当江苏克复时，奉前抚台合肥李傅相檄齎金至常镇诸郡，济难民之无食者，尤尽瘁其事。”（摘自《乾隆盛湖志十四卷·义行》）
王氏家族深谛财富积累中聚和散的辩证法，在经商谋利的同时，一直是舍得散财的。早在道光年间就参与过河南救灾，平时捐助家乡公益事业也出手大方。“檄齎”二字，说明这一次散财的背景和性质不同以往，是被李鸿章严厉指派着强制地割肉，哪里是义行，分明是赎罪！王家兄弟识时务，知得失，认真实施，及时破财消灾。
大江东去，波涛滚滚。在历史长河的激流险滩，盛泽绸市冲上了的新高度，期间除了天时、地利要素外，“人”的作用至关重要。在盛泽，既有像仲氏家族那种为了忠君效国，不惜肝脑涂地、马革裹尸的封建士大夫；也有王氏家族那样洞察社会、审时度势、灵活变通的近代大商人。如果用图形“方”来镜像仲氏家族的话，那么，王氏家族当领下“圆”形。方圆相合，这就构成历史上的盛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