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泽花园街

古镇盛泽地处水网地带，步濒东白漾，西临西白漾，中间一条狭河贯通，空中俯瞰如一条扁担和两只水桶。早在东晋，盛泽已有人迹，民皆逐水而居。明成化年间，“人口附集，商贾渐通”，枕河而草市初成，河南河北之街道亦初具规模。嘉靖年间，盛泽“锦绫为市”，正式成市（古时，县治以下分别有镇、市、村）。嘉靖《吴江县志》上已明确记载盛泽为市。天启年间，市河中段善嘉桥两岸为绸市之所在。通俗文学家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写道：“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崇祯年间，当地诗人周灿在其诗作中曾用“水乡成一市，罗绮走中原”的名句，进行概括。《盛湖杂录》亦言“京省外国悉来市易……”市集之兴旺，商客之拥挤，势必予以扩展。

大致在明末，盛泽市集南扩，跨越善嘉桥，建新街，往南延伸，再由新街向东利用仲氏废园筑成花园街，与市河西岸原有的南北两大街平行而成为盛泽的第三条大街。当时花园街在盛泽市集的最南端，街南为田畴，故而又称为“南廊下”。入清，丝绸之利日扩，南北商贾都集中到此，盛泽遂成为江南重镇。顺治四年（1647年），盛泽升格为镇。康熙年间，则“商贾辐辏，居民万有余家，蕃阜气象，诸镇中推为第一”（康熙《吴江县志》）。

绸业之繁荣使四乡农民纷纷涌进市镇从商从织，而各地客商亦辐辏而来，盛泽人口激增，新街和花园街成为新的商业区和居住区，此时盛泽市镇格局已由带形向南扩展为“凸”字型。

原先，丝绸交易集中于市河两岸，以中段善嘉桥一带最为密集，成为丝绸专业交易市场，称为旧庄，又称老庄面。乾隆《盛湖志》记载：“旧庄，向在市河南北大街，四乡业绸，俱赴庄售买。”乾隆十七年（1752年）旧历三月三十日，桥南新街口失火，越过善嘉桥延烧至北岸，烧毁民房五百余家，绸市精华所在毁于一旦。稍后，盛泽绸业集资在西肠圩之极南，择地面空阔处构屋百余间，谓之新庄。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盛泽培元公所复出资再度扩建。

清末，盛泽绸市持续兴旺，庄面弹丸之地拥挤不堪，几无容身之处，徽商乃在庄面东南再建一庄，命为徽州庄。

新庄面和徽州庄位于花园街之南，成为丝绸专业交易商区，吸引了丝商、绸商、领户（丝绸经纪人）、绸农、机户、贩夫、走卒各类人等，人气颇旺，也使花园街区更为繁盛，两者相得益彰。在清季，庄面和花园街成为盛泽的新兴街区。

花园街东起磨铜湾，折向南为烟场。中英鸦片战争后，鸦片大举流入，荼毒黎民，盛泽也不例外，花园街东口向南数十米之地烟馆林立，公然吸毒，那烟馆内烟榻横陈，烟灯炯炯，烟民个个形锁骨立，面黄肌瘦，持烟枪而吞云吐雾，满室乌烟瘴气，为人所不齿之地，故而当地百姓称此街区为“烟场”，或“烟场上”。民国年间，数度取缔，终于摘除此毒瘤，但“烟场上”之名犹存，花甲以上老人皆知其出处。

花园街自烟场起往西不远，有一稍宽的豁口，原名磨铜湾，后世则谐称为牧童湾，其实此处既无河曲河湾，亦无田野牧童水牛，远处更无杏花村，谐则谐矣，其名尚雅，不过乡人中也有恶作剧谑称其为“马桶湾”，好在未闻秽气，不过路牌上蓝底白字分明写上牧童湾，以正其谬。

牧童湾东邻太和堂国药号，西界松鹤楼菜馆，大致有三丈开阔三丈进深，说它是大天井或小广场均无妨。以往捏面人担、吹糖人担、拉洋片摊，甚至掷骰子、赌象棋的地摊常在，还有看相的和卜卦算命的也夹杂其中。最能吸引市民眼球的是民间说唱“小热昏”。一袭长衫、一面小锣、一副竹板、一条板凳，就是他的一座流动舞台。卖艺者往板凳上一站，敲起小镗锣邀场，人们从四方闻声而来，顿时形成密密层层的围观圈子，但见他俯身环顾四周，全方位作了个揖，算是开场见面礼。随后打起竹板，先唱一段当地喜闻的流行小调，再清清嗓子，说句“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和“有钱化钞化钞，没钱老腿帮忙，唱得不好，多多包涵”之类的行话。

正本开演，通常是出独角戏，他集红脸白脸，正派反派角色于一身，使出浑身解数，博得观众开怀大笑。不过到了紧要关头，总会戛然而止，称之为“买关子”。假咳了几声，慢条斯里地从肩背小箱子里捧出梨膏糖，鼓起如簧之舌，夸说它的功效，直说得观众纷纷解囊，乖乖地掏钱买糖为止，这好比时下电视剧中插播广告一样，只是比屏幕上更能吊人胃口而已。一段演完再续演第二段，唱唱卖卖，循序渐进，说唱越来越精彩，糖的档次和售价也越来越昂贵，如此三四段后，箱中存货告罄，就双手一拱，脚底塌油，圆场了结。

唱小热昏者多才多艺，京剧昆曲，越剧申曲、常锡文戏、绍兴大班、苏州滩簧、浦东说书、评弹宣卷等剧种曲目及南腔北调各地方言都来得一手，不求其精，但求其会，虽说是猪头肉三勿精，也还可以算得上是个杂家。有些小热昏艺人还能变点小魔术，极受孩童们欢迎，趋之若骛，走到哪里跟到哪里，捧场和流动广告的作用极佳。

提线木偶，占地不大，咿咿呀呀，粉墨登场，老少咸宜，皆大欢喜。

民国17年（1928），盛泽建了电影院，40年代又开设了民众剧场，举凡电影、戏剧海报皆在此张贴，以广招徕。民众教育馆有何文娱体育活动亦在此处广而告之。牧童湾颇具市俗文化气息。牧童湾还是个小讲坛，反帝反封建的演说，抗日后援会的小型活动在此举行。吴江县政府、盛泽区公所的告示亦张贴于此。

牧童湾西去，街之南有条弄堂，东边一条为祝家弄，南穿庄横头，北通花园街，但北口于20世纪70年代被占建房，以至成了盲弄。

祝家弄甚狭窄，弄内无店铺，皆住宅，闹中取静。弄中段西侧有一古宅，三开间两厢房楼宇，石板天井，晚清建筑风格，但窗棂却透出几分民国气息。此宅名培德堂，主人姓徐，四代七人，业精歧黄。其先徐子卿（1875-1942），原籍浙江慈溪，早年来盛泽行医定居，其宅建于清末。第二代徐省三（1894-1974）、徐畏三（1914-1971）昆仲继承衣钵分别中医内、外科。妹徐楚女则为妇科。民国时期三人皆在祝家弄口悬壶挂牌接诊病家。

第三代徐景藩（1927- ）少承家学，1947年即在乡里接诊。1952年赴北京深造，1957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旋被分配到江苏省中医院，历任中医内科教授、主任医师、省中医院院长等职。徐景藩述著甚丰，医学造诣高超，曾获白求恩奖及其它多项医学奖项，并被中央人事部定为“杰出高级专家”，终身不退休。

景藩胞弟企帆，吴江市第三人民医院中医副主任医师，精针灸，退休后在家义诊。

景藩女丹华为江苏省中医院中医内科副主任医师，业余为乃父整理医案，为景藩学说传承人。

中间一条原称洒珠弄，其意境为白居易长诗《琵琶行》中“大珠小珠落玉盘”，飞珠溅玉，极为传神。不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不久的地名调查后却挂上了“杀猪弄”的路牌。要说弄内既无猪行，亦无屠夫，更无肥猪引颈就戮时的绝命嚎叫，何堪于此之俗。却说那位受命的地名调查者竟是盛泽本地人，其不加研究查考，胡乱定名而编入《吴江地名录》，实在错不可恕。

洒珠弄是盛泽镇上最狭窄的弄堂之一，翘首仰望，弄两边楼房伸出的屋檐几乎相吻，成了一线天，对面人家推开楼窗，彼此可以握手言欢，还可以传递物品。

雨天，洒珠弄堂中间的檐头水像天上挂下来的水帘，而侧身沿墙作壁虎行，反而滴水不沾，也算是此弄的一大奇观。

晴日，横出一排排短竹杆，抢浴过隙的阳光，晾晒衣衫尿布，犹如万国旗，微微飘动，影影绰绰。

近代，洒珠弄内纺织器材店、场、车木作、竹器店密集，出产梭子、梭棒、皮络、竹筘、撑杖、竹绷等器材。上世纪20年代末钢筘传入盛泽，弄内又多了几家杭州人所开设的钢筘店。

洒珠弄口西侧为唐同兴铜锡店，前店后工场，制作日用铜锡器皿，如脚炉、手炉、汤婆子、铲勺、锅盆、香炉、蜡钎等，其中手炉炉面之镂花工艺精湛，花纹多变，堪称艺术品。此外，还有大小锣钹等响器和钟、罄等佛道所用法器。该店出产的白铜锁具光洁锃亮，为婚嫁必备，即所谓“描金箱子白铜锁”也！

洒珠弄口东侧为吴隆泰茶叶店，吴姓徽商开设于清季，石库门，铁皮厚门，店堂内一排靠椅，供顾客品茶时坐。店堂货架上用锡罐摆设各类茶叶，其上标明“瓜片”、“祁门”、“云雾”、“乌龙”、“龙井”、“毛峰”、“明前”、“雨前”、“碧螺春”等名品茶种。

洒珠弄向西是潇湘弄，因仲氏旧园内一景——小潇湘（阁）而得名。清沈承休《秀园》诗云：“一丸尘市内，乃有小潇湘。勺水吞云梦，孤峰秀辟疆。竹疏迎晓日，蕉展送斜阳。好客联诗句，狂歌未厌狂。”

民国年间，沈云在《盛湖竹枝词》中亦赋一首：“西肠仲氏读书堂，石磴孤峰昔擅场。脚下花园已乌有，只余古弄号潇湘。”

也有人附会，说潇湘弄是《红楼梦》中的潇湘馆，无稽之谈也！

潇湘弄正对庄面北门，弄内丝行密集。

弄内有一潘伯记丝行，行东潘伯良之长子，潘文渊1935年在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1937年7月赴美留学，入斯坦福大学无线电系攻读硕士学位，其指导老师是当时世界著名无线电权威特曼（TERMAN）教授。潘文渊获硕士学位后在国民政府驻美国的世界贸易公司任职，随后又在美国无线电公司（RCA）任工程师、公司研究部主任等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潘文渊在美国参与研制雷达和彩色电视，成为该两科研项目的主要组织管理专家之一。潘文渊长期以来担任台湾有关科研单位的高级顾问，帮助台湾创建和发展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生产和科研工作，组织了大批美国专家到台湾传授技术和指导工作，使台湾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科研和生产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1985年3月，王震访美期间会见了潘文渊。1991年5月24日，潘氏应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邀请举家回国访问。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北京会见了他们一行。

潇洒弄与洒珠弄之间的街面是花园街上最狭窄的一段，宽不足4米，成为瓶颈。

花园街南侧仅一弄，称之为殷家弄，直通南大街，弄口为跨家楼。何以以殷命名无考，不过弄内皆是殷实人家，高敞响亮的数埭进深的大宅门，粉墙黛瓦，砖雕门楼，广漆楼板，甚有气派。殷家弄内还有一条横向支弄名为嘉会当弄，乃是一家大典当的所在。

花园街是继南北大街后形成的第三条商业街，虽其长度仅及南北大街的五分之一，然其繁华兴旺程度不亚于前两者，街内百年老店、名店鳞次栉比。

镇上最有名的两大菜馆——松鹤楼和义昌福，一在街东牧童湾转弯处，一在街之西口，两者均是两层楼房。楼下堂吃，楼上备宴席，皆可容十几二十桌，这两家菜馆同属苏帮菜系，各有拿手名菜，如松鹤楼之松肉，也即将生鲜虾仁碾成浆，和以鸡蛋调匀，再以肉糜为芯，外包虾浆，使成球状，入微沸猪油中炸成金黄色起锅，复在火腿虾汗原汤中煮，使之松软，吸尽汤汗中之精华，鲜上加鲜。传说，松肉的制作来自朝鲜，帔叟作《盛泽食品竹枝词》云：“猪肉虾仁不足奇，天开异想说高丽。庖丁试用荤油灼，松脆同宜佐酒庖。”

又如义昌福之卤菜套肠，将小肠套入大肠，层层叠叠，塞得严严实实，称之。煮熟后切成如纸薄片而不散，撒上葱末，犹如翡翠羊脂白玉，极耐看，套肠冷吃，肥而不腻，为夏令佳食。

至于苏帮菜中的清炒虾仁，清炒蟹糊、响爆鳝丝、冰糖鳗鱼如今全都传承下来。结合盛泽的地情和市民的胃口，还推出了水菜烧酱肉，河蚌肉以二三月最丰腴，盛泽人呼之为“水菜”，将水菜与隔年腌制的酱肉烧于一锅，香味扑鼻，吊人胃口，如盛泽商人作东招待外地客商必点此菜，而此菜实是他处所无者。

两家菜馆除备宴席，卖客饭（称为家常便饭）外，介乎两者之间是推出“和菜”、有“四菜一汤”、“六菜一汤一点心”、“八菜一汤两点心一大菜”等等的不同组合，按时令公布菜单，其合计价较之单点总算为廉，适于亲朋友好之间的非正式小叙。还有一种只有冷菜炒菜组成的小酌，则称之为“帽子头”。

两家菜馆在午市开市前，在店门口架起大锅，炉膛内燃起大火熊熊，厨师将隔夜的剩饭剩菜回锅煮沸，然后一勺勺分给站队的穷人和乞讨者，也是一种慈善行为。

义昌福菜馆还有一绝招，在底层建一地窖，储存半成品及佐料，保鲜度较高，三伏酷暑，一枝独秀，生意奇好。

却说清代苏州城内太监弄有松鹤楼，阊门外石路有义昌福，皆系百年老店，盛泽也有此两家同名店，是否系连锁店不得而知？不过盛泽在清季已有“小苏州”之称，苏州有者，盛泽亦有又何尝不可！

两大菜馆之外还有一家小酒馆，挂“老镇源”招牌，单开间门面，不起眼，除柜台上方一匾，上书“太白遗风”外，无甚装潢，灰不溜秋。店堂不深，两边靠墙仅六七张酒桌，不过揩抹得甚是清洁，店主酒保一共才两个人。店内可堂吃上好绍兴花雕，不外卖。至于佐酒之物极为简约，不开油锅，不外乎煮发芽豆、腌菜卤汁花生、马兰头、毛豆荚、五香豆、开洋豆腐干、萝卜干和素鸡素爆鱼等一派素食，其实老板既非素食主义者，亦非佛教徒，而是崇尚俭朴自然的生活，来酒馆者皆文士，不事喧哗，或自斟自酌，或三两知交低吟浅饮，既不豁拳喧哗，更无酩酊大醉之失态，老镇源酒馆闹中取静，繁华世俗中之一方净土。

花园街西口最显眼的是蔡福南货茶食店，西面北新街，南临花园街，柜台做成直角形，称之为“曲尺柜台”。蔡福柜台上摆放木斗，堆满荔枝、桂园、红枣、黑枣、胡桃、柿饼各色南北干果。其茶食糕点则四时八节，推陈出新，如清明节前的酒酿饼，中秋时分的各色月饼，年前的猪油糖年糕等。平时里则有雪饺、袜底酥、粟酥、桃酥、麻饼、状元糕、玫瑰糕等。笔者幼时曾见到一个铜板一只的老爷饼。用面粉夹上豆沙馅烘焙而成，造型和正面的花纹甚似笑口常开的弥陀佛，可谓价廉物美。逢年过节若是购物量大、品种多、则店员们分门别类，用老草纸包成上大下小的升斗状，再摞成一叠，贴上一张蔡福字样的烫金长条红纸用细麻绳扎好，就能风风光光地拎回去。若是量小，则装进用纸折成的尖角包内，折尖角包是南货店学徒的满师绝技，从柜台上落到地面，内容物不撒落才算合格。

蔡福东隔壁是鼎源酱园的门售店，双开间，店堂内瓶瓶、罐罐、缸缸、甏甏一字摆开。油、盐、酒、酱、酱油、醋、糟、糟蛋、酱菜一应俱全。除食盐而外皆是该园自酿、自晒、自制。酒可成坛送往客户家，亦可另拷，盐、槽、酱和酱菜则用枯荷叶包装。每届冬至该园自酿的冬酿酒供不应求。

鼎源酱园隔壁是养和堂国药店，宁波人洪北堂开设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

养和堂坐北朝南，门面高大轩昂，用巨砖砌成，砖缝间嵌水泥。墙身厚实坚固，中为拱形石库门，装有两扇铆有铁钉的铁皮门，甚是牢固。门旁悬挂七尺金字招牌，上书“洪养和堂”，店名取自“养其天和”，其前再冠以洪氏家姓。门框两则装有铁栅。店之四周高筑风火墙。

进门为面阔三间的石板天井，其上为隔丝玻璃天棚，雨天可以不湿脚。夏日里用绸缝成的天幔蒙住，遮阳防晒。

在大店堂里，面对天井设一高大柜台，乃病家赎药的饮片柜台。店堂内挂一副楹联，上联是“修合丸散无人见”，下联是“良心自有天知晓”，以示其经营作风和商业道德。

饮片柜台东侧为一宽阔过道，沿墙放置靠背长椅供病家候诊取药时休息。墙上挂有“西洋人参”、“朝鲜别直”、“四川银耳”和“南海燕窝”等名贵滋补药材的金底黑字小招牌。

过道尽头又一天井，亦有天棚构筑，面积略小，之后是小店堂，其柜台略见低矮，专卖丸散膏药，堂内悬挂“不二价”横匾。

小店堂旁设财神堂，兼作洽谈室，接待前来兜销的各路药商。冬季则成为看参房，接纳顾客看货购买人参等滋补药品。财神堂内摆设红木太师椅和茶几，墙上悬挂大理石山水挂屏，甚是雅致。

大小店堂之上均为楼房，前楼供职工住宿，后楼为店主内宅。后楼之后为堆栈、制药工场和煎药房等辅助房屋，其上建有面积颇大的木板晒台，用以晾晒原药。另设厨房供全店膳食。

养和堂恪守商业道德，讲求信誉，每月初一、月半按招牌上言明打九折外，其余均不二价。对于药物质量，首先严把原料关，对各地药材行前来推销的原药，留样订货，到货后由把师傅验过，若与来样不符则退货拒付。养和堂亦派员外出采购，也得货比三家，择优购入。其柜上配出的饮片和成药、滋补药品不降等、不掺杂、不克扣分量，赢得了顾客信任，其包药纸角上盖有松鹤图案的朱砂印章，以示识别。汤药还可免费代煎，装于小型保暖瓶中，派学徒于当日送往病者家中，最多时日送二百余方。养和堂常年自制成药如紫雪丹、安宫牛黄丸、至宝丹、鹅毛管眼药、白玉膏、狗皮消肿膏、枇杷露、梨膏、益母膏、猴枣散、豆花露、八珍糕、癣药膏和小金丹等。夏季应时吊制金银花露、地骨皮露、菊花露等清凉解暑饮料。入冬后则熬制阿胶及十全大补膏。亦可应客户之邀，备料派工到主家代煎代熬各类滋补品，称之为“出合”。由于养和堂之饮片、成药及滋补药品质量上乘，所以在民国时期盛泽镇10多家国药店竞争中占有优势，执同行业之牛耳。除盛泽本地外，近外的坛丘、南麻、严墓、梅堰，以及浙江虹阳、桃园、王江泾、新塍和下塘各乡镇的病家亦慕名前来，甚至委托航船主持处方代为赎药。

养和堂还邀擅治伤寒症的中医杨勤之父子坐堂，便利病家，所开方子是否在店内抓药不予强求，然一般处方大多在店内配制。

花园街东口还有一家太和堂国药号，四开间门面，后设制药、煎药作场，亦是百年老店。民国年间太和堂之东开设了一家私人西医院——良济医院，由张圣良、傅明夫妇分别主持内科和妇产科。

酱鸭是盛泽的特色卤菜，皮色酱红，油亮晶光，肉质细嫩，味鲜多汁，食后齿颊留香，回味无穷，下酒伴饭、佐粥均宜，尤其是病后体弱胃纳欠佳者可以刺激食欲，俗称“吊胃口”是也！酱鸭，其价颇廉，可整只买，亦可零散“斩”一点，不论贫富皆能享用，可谓大众食品。

旧时，酱鸭是盛泽仅次于丝绸的特产，酱鸭作为馈赠佳品，随丝绸商人的足迹飘香于苏杭沪各处各码头。笔者幼时常见上海客一串一买，一串足有五六只行篮，每只行篮内各装一只。

全盛时期，盛泽全镇的酱鸭店有7家之多，殊不知这七家酱鸭店乃一脉相承，皆有亲缘和授业传承关系。

却说晚清绍兴桑渎人平益山只身闯荡盛泽，在花园街潇湘弄口开出第一家名为“平集美”的酱鸭店，而后其余的六家都是逐渐从“平集美”派生出来。此中，汪鼎兴是平益山的长子所开，因平益山两头挂，长子从母姓，故而立业后挂出汪记招牌。平益山次子继承父业后，在原址将“平集美”改为“平集盛”。“胡立大”和“宝顺昌”是平益山两徒北所分设，“陶顺昌”则是“宝顺昌”的徒弟所开，“胡顺昌”是“陶顺昌”的妻舅所设，“杨鼎元”则是平益山的孙婿所开。七家酱鸭店脉络分明，相处甚是融洽，酱鸭的制作工艺和口味皆属同一风格，店堂陈设和布局也同出一辙。平集盛酱鸭店店堂内是一只曲尺柜台，临街一面垒成阶梯状，上面三级搁置乌盆，陈列整只酱鸭，最下一级是方形瓷盘，分别放置酱煨蛋、酱鸭杂碎和酱鸭豆腐干，外侧是车木雕花栏杆，漆色与酱鸭皮色一致。店堂内一只齐胸口的砧头。直径二尺余，嵌设于柜台内。立足砧头背后无一例外皆是店主妇，腰栓白围裙，略施脂粉，或烫发或挽髻，均用丝网罩住，甚是整洁光彩。店主妇和蔼可亲，对近段老主顾的家底摸得一清二楚，谁家来客，谁人开码头大致有数，主客上门问暖嘘寒，敷衍功夫极为到有，即使生客也不厌其烦地介绍推销。如果买整只的话要问明肥一点还是瘦一点，称好后用荷叶包好，装于竹蔑编成的行篮内，再复上一张烫金红色招牌纸。若是“另斩”也用荷叶包好，洒上香油再用艾草丝扎好。鸭头鸭脚鸭翅之类也可以零斩，此外还有鸭杂碎如鸭肫、鸭肝、鸭心、鸭肠等。酱煨蛋和酱鸭豆腐干成为小吃，只值几枚铜元。

酱鸭选料讲究，鸭源都是三斤左右的太湖花鸭，成千只收进，七家酱鸭店在沉瓦桥之南合设养鸭场，雇养鸭倌放养几天，白天任其觅小鱼虾之类活食，傍晚喂糠圆，然后几十只一批赶进酱鸭店后院圈养，用稻谷催肥，并剔除病弱。宰杀也讲究，均在后半夜，此时鸭子熟睡，不致惊恐，以免心脏和神经收缩，使肌肉僵硬，影响口感。

酱鸭店前铺后坊，砌起三眼大灶，其中最大的一只铁锅有木接口，称之为“淘锅”，一次可煮数十只，水煮沸后把光鸭子层层叠好，上面用蒸架和钵头压实并防溢，用急火煮沸，再用文火稍焖，以后复在第二、第三锅中用老汤煮两次方成。烧酱鸭的调料是新塍晒油和义乌青糖，香料是八角和茴香，不用味精，出锅后酱鸭之皮骨肉味道完全一致。

每逢年底腊月，酱鸭店特地收进一批娄门大鸭，特别烧煮一批风鸭（俗称“真酱”），风鸭较之平时的酱鸭稍咸，水分较少，其色香味与火腿相似，可以久藏。风鸭常悬挂于店堂内的天花板下，成为酱鸭店的年景。

花园街上棉布绸缎店铺前后有七八家之多，其中天纶绸缎庄双开间门面，彩色磨光水泥地坪，货柜货橱俱用玻璃，装潢甚是华丽，该庄除本地自产绸缎外还有苏州、杭州、上海、湖州等地的产品，且说20世纪30年代初流行人造丝绸，价廉物美，该庄及时进货仍供不应求。另外两家是天福棉布店和合兴祥棉布店，兼营呢绒绸缎，生意不俗。

绸缎棉布店按照行业惯例，以“加三放尺”优惠顾客，即旧历每月之初三、初六、初九、十三、十六、十九、二十三、二十六和二十九日买一尺纺织品放（送）一寸。这三家还有驻店裁缝，立就量身裁剪，约日取件。

与衣着有关的还有三家估衣庄，逢晴日在店门口摆出台板展示新旧、单夹各式长短衫服、作裙等，伙计一面唱一面将衣服一件件抖开，正面反面让人看，让人摸，若有人注目，则套在观者身上试穿，卖价一降再降，非得做成这笔生意。这些成衣有些是新衣新服，有些只是半新旧的，系过了质押期受了典当委托拍卖，买者多系两种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图个价廉可即时穿着。

似于估衣庄卖“叫货”者还有水果店，鲜菱上市，老板娘揭开煮菱锅的盖子，随着蒸汽的冒出，清脆地唱道“鲜鲜渍渍铜锅子热菱哎！”夏日里，西瓜开叉，店主赤膊挺着大肚子，手起刀落，边切边唱，然后将瓜叉整整齐齐摆放在案板上，任人挑拣。白糖梅子、桂花糖等芋艿应市，亦自编小调，撩人食欲。

花园街上肩挑负贩者络绎不绝，铜匠担、箍桶担、修缸补瓦、江西人钉碗、苏州人叫卖栀子花、白兰花、苏北人的修洋伞补套鞋和生铁补锅子、丹阳人之削刀磨剪刀、平望人叫卖水银鱼和麦芽塌饼、震泽人叫卖大头菜和薰青豆、嘉兴人叫卖南湖菱、南浔人叫卖丝绵，甚至白俄也来凑热闹，打起生硬的上海话兜销引针、洋线团和羊毛毯，金发碧眼，引起围观，生意颇好，三教九流，各种方言混杂的市声此起彼伏。

清末民初，西风东渐，泊来品或仿泊来品涌来，品种繁多，琳琅满目，其时花园街上开设广货店者前后有七八家之多，广货是早年对华洋百货的专称，后则改称为百货。当时不论泊来品还是国产品，凡沾上点“洋气”者，一概称为洋货，冠上“洋”字，如洋火（火柴）、洋油（火油）、洋笔（自来水笔、铅笔）、洋灯（火油灯）和洋伞、洋袜。大凡日用品如毛巾、手帕、鞋帽、针织内衣、热水瓶、玻璃杯、搪瓷面盆、肥皂、牙膏、化妆品等一应俱全。逢年过节，广货店一面贴出大减价海报，一边雇了军乐队在店堂里吹吹打打，引人眼球。

上世纪40年代初，沦陷时期，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盛泽镇上发生过几起大规模土匪入镇抢劫事件。几家广货店乃为首选之目标，事先踩过点，月黑风高之夜，举着火把呼啸而来，凡可穿可用可吃之店皆惨遭洗劫，尤其是广货店，可穿可戴可用之物被劫殆尽，留在店堂内是一堆脏兮兮的破鞋破帽破衣，足见匪徒们从从容容，穿戴一新，满载而归。腌腊店、熟食店除盐酱调料外亦被掘地三尺。养和堂国药号和吴隆泰茶叶店却安然无恙，额手称庆，盖因墙厚门固也，再说药材茶叶出手不易，对匪徒无甚吸引力。

花园街南侧殷家弄口之九洲理发店为盛泽最大的两家理发店之一（另一为南京理发店，座落在北大街）。该店堂口进深，九只座椅一字排开，故名九洲。理发师傅技艺精湛，颇具开放意识，民国初年即开设了电烫业务，引领海派时尚，举凡沪上流行什么发型发式，盛泽只需十天半月就能跟进，镇上及附近乡镇时髦女子趋之若骛，过年过节还得预约排队。当时男青年的香蕉头亦颇流行，以模仿银幕上的奶油小生为时尚。

上世纪50年代初，县内商业网点调整时，九洲理发店全部设备及人员被指令迁往县城，受到松陵镇市民的欢迎。

花园街除了各类商铺密集外，还是金融一条街，全镇钱庄银行之半集中于此。却说盛泽镇钱业原被山西票号垄断，太平天国战乱期间山西会馆被焚毁，晋商衰微而撤出。正值此时，盛泽绸商开拓上海市场，汇划业务及货币流通量剧增，浙皖钱商乃乘虚而入。晚清宁波人蒋友兰率先在花园街创办天成昌钱庄。继后本地人钱少安创办晋大钱庄。宣统年间徽商李朴山抽调李晋记绸庄资金与钱少安增资合办晋大钱庄。与此相近时期本地人陈书伯接踵开办元祥钱庄、王厚生开办乾大钱庄，以后和康钱庄、道生钱庄、兴盛钱庄、利生钱庄、益丰钱庄、德生钱庄等相继抢滩于花园街边这块风水宝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吴江县银行、苏州汇大银行和上海绸业银行亦插足花园街，开设了各自的分行，邻近还有中国银行盛泽办事处、中国农民银行盛泽办事处和江苏省农民银行盛泽办事处，于是花园街成了吴江县的金融中心和经济心脏。

银钱业是盛泽丝绸业的血库，两者息息相关，休戚与共。钱业通常在端午、中秋和年节节前准备好现款送往各绸庄，以便让绸庄及时付现。节后向各丝行、绸庄、厂家及其他商户送拆子协助回笼货款。每日傍晚，花园街头常见夹着蓝布包的行色匆匆的绸行丝行职员，往钱庄银行解交当日货款。早期盛泽的银行钱庄，簿计会计制度健全，装有电话与全国各大城市之银行钱庄建立联号（行）关系，电汇当日或隔日可到。盛泽的银行钱庄除存放业务外，大多自建仓库，可办理抵押贷款，凡生丝、人造丝、棉纱、棉布、绸缎等皆可办理抵押。

民国初年，货币币值稳定，但银两、银元、纸币三者同时流通，纸币和银园等值，两者随时可兑换，但纸币流通量较少，而银园则使用不便，尤其外出旅行携带麻烦，因一枚银元约重22.5克。盛泽银钱业千方百计从嘉兴、苏州、上海调剂纸币来盛泽。

世事不可预料，时过三四十年，也即抗战胜利后，物价连年飞涨，纸币急速贬值，银元却能保值，于是在花园街殷家弄口形成银元黑市，银元贩子伫立街头手持各种银元叮当作响，高喊“大头小头鹰龙洋”，这“大头”指袁世凯头像的银元；“小头”指孙中山头像的银元，两者皆铸于民国初年。鹰洋为18-19世纪流入我国的墨西哥银元，其上铸有苍鹰；龙洋为清廷在光绪年间所铸，上有蟠龙图形，故名。

新中国成立初期，金融秩序尚未稳定，人民币亦曾贬值，殷家弄口之银元黑市仍然猖獗，后经工人纠察认数次取缔，始铲除。

同时黄金亦是保值手段，黄金之买进买出价通常只相差2-3%。花园街东口不远处有永丰余银楼，西口往北有有许义昌，史之盛两家银楼，皆创始于清代，资力雄厚，除出售首饰外，黄金买卖亦甚旺。当时戏称十两（312.5克）金条为“大黄鱼”，1两金条（31.25克）称为小黄鱼。除首饰而外金条在钱庄里亦可抵押兑现，或可按牌价偿还贷款。

花园街虽百业兴旺，却找不到一家可落座休憩的茶馆，虽则近代盛泽有“五步一阁十岁一楼”之称，全镇茶馆多达百家。清人黄光升在《盛泽谣》中有“分寸黄金分寸土”之句可被解，茶馆占地大，收益并不高，如何能承受花园街之高地价高房价？好在街之东口有步瀛轩茶馆，街之西口有万泉楼茶馆，殷家弄口有万云台茶馆，出洒珠弄向南亦有几家小茶馆。路近，未尝不便。

同理，铁匠铺、弹花店、纸扎店等低产出商铺亦无立锥之地。

清乾隆年间，盛泽绸业同仁集资在花园街南侧建新庄面。庄面乃盛泽本地人对绸庄林立街面之俗称也！乃是我国最早的丝绸专业交易市场，其辐射和吸纳范围为江浙边境1200平方公里的地域。

庄面为一封闭形建筑，内有横街三条自成格局，街面两侧为低矮砖木结构市房，颇似封建时代的科举考舍，供绸庄及领户（丝绸中间商）租用。清末民国初年，绸市兴旺，庄面拥挤不堪，徽宁会馆出资复在左近再建徽州庄一座，成为庄面商区的一部分，今两处旧址犹存。

饶有兴趣的是，庄面上的一切商事活动都离不开一个“庄”字。庄面每天早晨八时左右启门开市，四乡载船人（专事运送绸货的航船主）及机户蜂拥而入，绸行领户各自入庄挂牌收绸，称为“出庄”，又名“上庄”。绸行收货时，持秤验货估值，合则收进，不合则掷还，称为“复庄”。绸行收绸后偿付货款时称为“发庄”。午后载船人及机户陆续散走，绸行领户相率收市归去，至二三时全庄关闭称为“收庄”，又称“落庄”。

旧俗盛泽地区农村机户及练染轴坊在春节前后“歇年”，外地客商亦相继归去，庄面于腊月二十左右停闭，称为“关庄”。二月按绸缎销售情况择吉开市，称为“开庄“，大致在月初至月中。开庄之后，终年不辍，直至年关。

鉴于绸业在盛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故开庄之日成为全镇仅次于春节的一次大节日。四更时分，绸业公所内灯烛辉煌，市镇首脑及绸业、领业两公所的理监执事人员群集在所内关帝厅焚香膜拜。礼毕，手执灯笼，进花园街西口，穿越潇湘弄，鱼贯行至庄面，在爆竹声中启门。印有“盛泽庄面上“的红纸木刻财神像，贴遍庄面各铺店堂和牌门板，一派喜气洋洋。为讨吉利，凡机户在开庄日交售之绸，不论优劣照收不误，且出价高于往常，因而“赶混当”者机不可失，唯其如此，是日机户交绸，领头还将赠送筹棒一根，以示优待，据此可以到指定面馆去享用鱼肉双交面一碗，故而庄面内挤得水泄不通。

清末，绸界巨商捐得四五品顶带者不乏其人，唯此一日才可过得官瘾。庄主冠带整齐，正襟危坐于庄面店堂内。绸庄还延请当地秀才、举人为名誉“看庄先生”，此日，他们亦长袍马褂高踞于柜台上，让乡人、机户、船家打恭作揖。

《盛湖竹枝词》言：“二月初旬喜气饶，开庄吉日市声嚣。五更爆竹惊人睡，商店悬牌趁此朝。”开庄日清晨，全镇各商店亦提早开板营业，街上照耀得如同白昼，喧闹万分。乡民将售绸所得买油酱茶食、棉布百货，满载而归。而茶楼酒肆、戏院书场更是拥塞不堪。全镇尤其是花园街区各业借“开庄”之光，异常兴旺，收入不菲，实在全赖于绸业的繁荣。

庄面外围之庄横头，庄面一弄、庄面二弄、徽州庄等花园街连成一片，成为盛泽的新商业区，每天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不下数千人，除本地人外还有外来客商，人气颇旺。

盛泽人素来“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历来盛泽有“吃镇”之戏称，而盛泽人有“吃精”之谑称，而庄面及花园街区的富绅和富商更是“精中之精”。庄面地段虽无大菜馆，但点心铺和糕团点密集，所供皆精品，如各式浇头面、虾肉馄饨、小笼包子、笋肉烧卖和猪油豆沙汤团等。糕团店有创设于清代的金顺兴、陆万兴字号，四时八节，推陈出新，如清明时分的青团子，立夏节前的麦芽塌饼，端午日的火肉粽子和猪油夹沙粽子，夏日里解暑的薄荷糕和绿豆糕，中秋时分的豇豆糕，重阳节的枣泥糕等，冬令还有暖人脾胃的玫瑰水糕，鲜肉水糕和黄松糕。清咸丰十年（1860年）英国人呤利在盛泽尝到了黄松糕，赞不绝口，称之为“世界上最美的食品”。不知一百余年前的黄松糕是啥样，不过就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而言，黄松糕也是普遍之极，卖相平常，价格低廉。笔者为此专门访问了盛泽糕团业老前辈张士荣老先生，他讲黄松糕用中粗的粳糯米粉掺合再加青糖制成，呈土黄色，咬之松软，又有韧性，故名。它与薄荷糕、定胜糕同属一个档次，乃是最廉价的大众化食品，呤利之对此如此青睐，也许属于“洋盘”，也许惯食面包之故。

糕点中之上品是盘（蟠）龙糕，用细纯糯米粉制成。那糕用竹片围成三圈同心圆，中心的一圈大约4寸左右，除了浓酽的赤砂糖浆外，还有猪油豆沙馅，糕面上撒满胡桃仁，桂圆肉、瓜子肉、松子和红瓜、青梅等物，五色纷呈。而中圈、外圈则佐料依次递减。里圈称为盘龙芯，售价最昂，通常被绸行、丝行等老主顾定购，中、外圈售价较低，开叉出售。吃盘龙糕也讲等级，能进得庄面，唯盘龙心也！

还有贩子头顶炭盆，铁板上的猪油糕煎得咝咝作响，香味四溢，也有人胸挂案板，肩背粉桶，现做现捏双酿团。

庄面的各类点心质高价昂，而且只卖一个早市，实在一个上午下来已赚得盒满钵满了。

花园街区虽无茶馆，庄面周边却有几家，，如开设于清同治年间的荷园，开设于光绪年间的龙凤园，还有桂金园和洪春楼等。

茶馆夜半生火烧水，拂晓迎来第一批茶客，即上庄交售绸匹的机户和航船主，还有上街挑葱卖菜的近郊农民。除了沏一壶茶稍来休息外，还可以寄存物品。茶馆堂倌还为老茶客代为收发信件，或代捎口信。

午后，庄面落市，绸行、丝行、领户等从业人员在此小叙，或议市况，或论借贷，或议买议卖，或切磋织物花样和时尚。有时亦“吃讲茶”评理，请行业中德高望重长者前来调解纠纷。

荷园茶馆还附设书场，下午晚上各开一场，延请江浙评弹艺人登台，时常各家联袂，响档不绝。

那茶馆也是生财有道，除了附设老虎灶供应开水外，夏日里还有盆汤，即在茶馆深处，隔成数小间，外挂门帘，内置木盆，用老虎灶的温水洗澡，取费甚廉。

花园街区和庄面西连成一片后继续向南延伸，形成荷园街和致远街，向东展延有南分金弄和北分金弄，向西扩展有南财神弄和北财神弄。以分金和财神命名多少反映盛泽人的拜金求财心态，即期盼于财神菩萨的保佑庇护，以求分（赚）得更多的金银财富。住进这些新建弄堂者不乏丝绸行庄，如郎琴记绸庄、鸣新绸庄、景福协绸庄、升记绸庄、纬丰绸庄、李晋记绸庄、联益绸庄、泰隆绸庄、筠记绸庄、公益绸庄、陆庆记绸庄等。

其中郎琴记绸庄位于庄面北侧，业主郎梅春（1897-1974）为粤商后裔，领投（丝绸经纪人）出身。民国7年（1918）接手其父创办之郎琴记领户时已有资金7千元。

郎梅春继承父业，一面继续经营领投业务，一面在家排设拉梭织机从织，开始有3台，后来扩至10台，织真丝手帕，后增织中山葛、明华葛等人丝织物。

不久，郎琴记领户扩充为郎琴记绸行，设分庄于上海、汉口、景德镇、硖石等地。输沪产品由“三大祥”（信大祥、宝大祥、协大祥）包销，并预付货款六成，因此绸行资金较丰。

民国19年，郎梅春投资2千元，排电力织机5台，郎琴记绸厂成为盛泽镇第一家电力织绸厂。产品以电力纺（双丝）及交织绸为主，商标为“风筝牌”。数年后，陆续购置万宝龙头、西洋纡车、梭箱机构、并打设备等，前后道设备俱全，在当时同行中堪称精良。

抗战前，郎还在潇湘弄办过印花工场。专印真丝手帕。

郎梅春自幼熟谙织作，在技艺上富有进取性，备有打样机，亲自打样试织，翻改品种较快，以适应时尚，其产品样本有数百种之多。郎还精于机械技巧，能自开引擎，修理织机，进行平车等。对学徒管教甚严，徒工懒慵习艺不专者，动辄用打梭板责打，以故其培养出的人材在建国后不乏为丝织行业中的生产和技术骨干。

民国36年，郎梅春首创用桑蚕丝织成绢纹呢，质感甚好，在短期内畅销，后因原料价昂，销路欠佳，郎氏改用丝光线代替蚕丝，以降低成本，而外观与前者无异，并以“醒狮”商标打开了销路。此时盛泽绸业处于不景气状态，各厂乃纷纷仿制，以维生存。直至建国初期，绢纹呢仍为盛泽织造行业的主要产品。

鸣新绸庄位于南分金弄，原系晚清浙江省嘉兴县王江泾镇小商贩王老金所设立之领户，挂名“王老金”，专代王江泾一带机户经纪卖绸，赚取佣金。王老金逝世后由二子、六子、七子共继父业，三兄弟各自另立门户，七子王鸣泉挂出“兰记”招牌，继续从业领投。

王颇有远见，并不囿于领投业，20年代初，提花织物中山葛，华丝葛风行，木制龙头（提花装置）织机也随之而兴起，其织造质量和效率，为旧式手工织机所望尘莫及，镇乡机户纷纷以龙头机取代之，王适应时势，在盛泽徽州庄开设机料店，经销木龙头及其配件。此外，他还建立纹制工场，雇佣浙籍纹制工四、五人，成批生产纹板纸。当时，徽州庄近一半地盘被“兰记”领投及纹制工场占有，王手段灵活，销售有术，其经销的木龙头备有全套零配件，并有各种应市花本配套出售。是时，日本制木龙头价格高达百元左右，贫困机户只能望而兴叹。王乃将龙头赊给农村机户，再从机户售绸款中分期扣回，此举使农村机户纷纷向其购买，不仅使自己获得巨额利润，而且推动了盛泽丝织业的发展。

由于经营得法，不久，“兰记”领投扩展为鸣新绸庄，收购盛泽绸产销往上海和汉口等地。富有魄力的王鸣泉，并不满足于此，又在沪租赁两家濒将关闭的绸厂，共56台织机，分别命名为大中华丝绸织造厂及光华丝绸织造厂。另外，在沪还建立了大中华绸厂发行所。王鸣泉又筹集资金1.5万元，在盛泽沈新街建厂房41间，排设全新铁木电力织机48台，命名为民生绸厂，于民国20年10月开工。翌年“一·二八”事件以后，上海局势紧张，工商萧条，而盛泽社会安定，工资低廉，乃将上海光华、大中华两绸厂设备进迁至盛泽，光华厂改称民生华记绸厂。民国22年，其六哥王心泉将经营不善之民生星记绸厂转让给王鸣泉。至此，王鸣泉共拥有4家绸厂，织机128台，成为吴江实力最雄厚的产业资本家，抗战前，王鸣泉任盛泽电机同业公会主席。

王鸣泉子王雨生为吴江县工商界头面人物，新中国建立后，历任县工商联主任、苏州市、江苏省工商联常委、县协政副主席、副县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李晋记绸庄位于北分金弄，业主李朴山，安徽黟县人，初为塾师，晚清来盛泽从商，开设绸庄，盛时全庄职工有三桌人之多，鼎盛时期拥有资金50万银元。

李晋记绸庄和鸣新绸庄一北一南对峙，两者皆建广厦巨屋，庄宅合一。清末民初风格，为老街区之一景。

南北分金弄间还有一块长方形空旷场地，名为“塔场”，但有场无塔，盛泽最早的清乾隆年间出版的地方志上亦未见记载。

庄面地区再向南展延为华阳街，石板街面，东西走向，大致与花园街等长。街之西口原为华阳会馆，民国初年至1958年为历届盛泽区公所之办事场所。华阳街中段之南侧为经成丝织厂之原址。该厂创办于民国5年（1916），全厂职工137人，安装日本的丰田式手拉丝织机20台，织造花样织物经成绉等，受到北京政府农商部之表彰。该厂是盛泽丝织业从分散到集中，从个体到工厂化的一个里程碑。创办人沈鹏（之万）在抗战胜利后官至江苏省民政厅长。

庄面西侧原是茭白荡，庄面建成后荡被填设而与南新街连成一片，但茭白荡之名犹存。20世纪30年代，茭白荡南财弄口有一民宅，门上画有双手紧握的图形，两旁石库门框上分别写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楹联，此处是“保证责任吴江县织绸运销合作社联合社”的社址，兴盛一时。

原来，盛泽周边乡村皆以织绸为副业，自行或委托航船主到盛泽庄面交售，一则路途远，二则不免受绸庄和领投的盘剥。

盛泽区大谢乡人陆荣光（1899-1974）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会计系。20世纪30年代历任扬子江水利委员会会计长、交通部会计长及国民政府主计处会计局副局长。陆氏在青年时代潜心研究合作理论并付之实践，在其家乡大谢乡塔头浜发动农民集资35450股（每股法币1元），于1936年3月5日在大谢乡成立“无限责任吴江县盛泽区大谢乡绸业运销合作社”。该社自织自销，减少了中间环节，增加收益，当年分红社员收入较前为丰，皆大欢喜。大谢乡绸业运销合作社起了表率作用，一石激起千尺浪。翌年，溪南、坛丘、南麻、严墓、张善坝等区乡及盛泽镇电织零织户加入组成了联合社，于是两种组合、两种经营交易模式在庄面地区唱对台戏，各显神通。

古代市镇居民皆逐水而居，而花园街为“内陆街”，远离市河，而街区之南扩又渐行渐远，非但饮水困难，由于市房之密集，火患隐伏。

清季，盛泽绸业公所出资在牧童湾之南北分金弄以北的空旷处打了数口井，让居民汲水，称之为义井。由于人口激增用水量加大导致井内水位下降。

1926年，盛泽绸业公所在纪念其登春桥新址落成30周年之际，出资请上海凿井公司在义井原址开凿自流井。

此水采自地下层间水，借自身压力喷涌而出，井口壁装设大口径龙头4个，向市民免费供水。这在当年是件轰动全镇的大事，“洋井”因此而得名。井区东侧一小屋系看井人所居，西北两面砌围墙，墙中间各开一扇缠枝花纹镂空铸铁大门，门上方有拱券，墙柱上有尖顶饰物，为民国时间的海派建筑风格。两墙相交交角处嵌砌《培元公所三十年纪念井》花岗石碑一方，系当年著名书法家唐驼手写的楷书。

洋井用了几十年，出水量渐小。20世纪70年代末，盛泽自来水厂建成供水，此井遂“退休”。

花园街西口正对着短毛家弄，除弄口一家地货店外，弄内皆住家，冷僻清静。民国11年（1922），中国银行嘉兴支行拟在盛泽开设办事处，原拟在花园街觅址，在银钱业热土上占一席之地，无奈无法如愿，乃在短毛家弄中段租用程宅前埭，设柜于厅堂成为营业厅，旁侧用水泥构筑金库。中行开业后每天上、下午各从嘉兴班轮船运出两大箱银元，兑成纸币回来，此举方便了盛泽和外来商贾，以致门庭若市，久而久之这段弄堂（短毛家弄口至柳家弄口）被称为银行街。中国银行盛泽办事处于1937年盛泽沦陷前歇业，但银行街之名沿用至今。

程宅房主名程式，家境殷富，开设长发升烟纸店。娶妻两房，大房生者皆女。1918年小房生头胎为男，程式大喜过望乃取名为开甲。程开甲小名荷官，1931年在本镇完成小学教育后就读于嘉兴秀州中学。1937年升入浙江大学物理系，1946年留学英国。1950年回国从事国防科技工作。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程开甲为“两弹一星”专家，对我国航天航空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多次受到国家表彰。

柳家弄以西原为坟冢之地，颇为荒凉，随着银行街的闹猛，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向西拓展，建造了较为宽阔的弹格马路，称之为西新街，一直通到西荡口。

民国17年（1928），盛泽筹建电影院，乡绅仲少梅利用震泽镇丝经商人的投资，在街之西端开建，年余竣工。电影院套用上海北京东路丽都大戏院（今称贵州剧场）设计图纸施工，仅体量略小而已。电影院被命名为“盛泽大戏院，双层建筑，设池座和楼座，楼座两旁还有边厢，上下共有翻板藤面靠椅800余只。盛泽电影院在当年江南城乡首屈一指，即使如嘉兴、常熟等一等县县城亦仅一座电影院，而且只是单层。

早期放映无声电影，如《黑猫》、《火烧红莲寺》、《乾隆下江南》等，不久放映有声电影如《歌场春色》、《秋水伊人》、《化身姑娘》、《渔家女》等，美国好莱坞大片也常跑片来盛泽插场放映。抗战胜利以后《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八千里路云和月》等常连映数日不衰，除本镇而外还吸引江浙边境的观众。

有时电影院也插演京剧、沪剧、越剧，甚至魔术和滑稽戏等。

盛泽电影院开张后，仲少梅委其婿唐炳麟任经理主其事。唐氏家族居柳家弄南口，清末从平望迁来。唐炳麟（1903—1968）字期成，娶仲氏长女德庸为妻。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赴皖、川从政。抗日战争期间在川、滇、港等地经商致富。战后复员回乡，唐炳麟任私立盛湖初级中学校董，并出资捐建炳麟图书馆。唐炳麟长子仲英（1929—）于20世纪50年代赴美谋求发展，事业有成，被评为全美华人十大首富之一，成为美国“钢铁大王”。仲英继承父志，热心桑梓公益，捐资400万元新建炳麟图书馆，并捐资6000万元与江苏省、吴江市合建三级公益医院——江苏盛泽医院，并在全国各地设基金会，发放奖学金及建造希望小学。唐炳麟长女唐可为美籍钢琴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前后，盛泽人赶时髦，镇区有了十几二十辆黄包车（人力车），常见在花园街、西新街招徕乘客。可以坐车去电影院，也可以去西荡口堤岸和目澜洲公园兜风，红男绿女，凉帽纨扇，自有一派市井风情。

西新街与庄面之南是同时形成的丝绸工业新区，至20世纪30年代初先后有美丽、勤业、永祥、三星和仁记等电力绸厂开工。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上述两处丝绸工厂区共拥有电力丝织机1145台，远远超过丝绸之府的湖州，其中设于西新街的仁记绸厂系王江泾人陶桂青所设，与其在晚清时创办的仁记绸庄同名，庄厂合一，自产自销。民国初年陶氏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南京路同时开设天纶绸缎局和老三益、新三益三家大中型绸缎店。

沦陷时期，盛泽曾发生霍乱疫情，花园街一度被日军封锁，其中祝家弄两端被堵住，禁止出进，加以日伪恶势力横行，花园街一度冷落。抗战胜利后，山河重光，民众欢欣鼓舞，商业重振，乃是花园街繁荣时期。当时日光灯刚在沪上面世，其价不菲。盛泽人忙不迭引进，各商店竞相安装，入晚照耀如同白昼，合兴祥棉布店和天纶绸缎庄店堂里还装上了霓虹灯，流光溢彩。两旁店家的收音机里放大音量播送《五月的风》、《红灯绿酒夜》、《何日君再来》、《夜来香》等流行歌曲，渲染了花园街（还有北大街）的夜市。

盛泽花园街和北大街两处夜市一直要到晚场电影散场才结束，为当时县内所仅见。20世纪40年代后期盛泽镇还有“小上海”之称，有人戏说北大街是盛泽的“南京路”，而花园街则是上海的“林森路”（解放后改称淮海路）。范烟桥在1917年所出版的《吴江乡土志》中评述盛泽之奢华，“类比省会”。

新中国建立之初，国民经济处于恢复阶段，以后商业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随即进行商业网点调整，花园街上商铺减少了一半，不过棉布、五金化工交电和烟酒糖业三大国营商店仍落户在花园街上，余下只有小烟杂店，小百货店和腌腊、鲜肉和点心店。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匮乏，大部分商店凭票供应，花园街显得冷清。过后又经历几次反对投机倒把的“清剿”运动，以期彻底割掉“资本主义尾巴”，以致摊贩和小店绝迹，花园街显得萧瑟，过半店面改为住家，牌门板上贴的多是政治口号的标语。

改革开放以后，春风回暖，民营经济发展，花园街再度繁荣，住家又全部恢复为店家，形成小百货、小服装、小吃一条街，本来不宽的街心摆满摊头，行人只得侧身而行，摩肩接踵，人气颇旺。1998年4月11日，花园街西口蔡福南货茶食店原址上肯德基快餐店开张，是为国内乡镇中之首例，店门口山德士上校手持手杖笑容可掬的迎客塑像颇有几分光怪陆离的色彩，为老街涂抹上一丝洋气。

花园街还是民俗一条街，以往凡迎神出会活动，如年初四夜的路头（财神）会，花园街面上的商铺争相迎路头；元宵灯会之火树银花；七月半会之童子唱曲，皆多姿多态。

近现代一些政治活动，也以花园街为载体，如每年的双十节（辛亥革命纪念日）提灯会、声援上海“五卅”爱国运动游行、焚烧日货、“文化大革命”中之频繁游行和庆祝粉碎四人帮大游行等。

花园街是一个热闹的公众场所，抗战胜利后押送汉奸游街、严厉打击各类犯罪活动中偷盗分子和违法分子的游街让观者大快人心。“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有“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被五花大绑在花园街上低头认罪，而围观者则高喊打倒╳╳╳的口号，乃是一幅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图景。

三百余年来，以花园街为核心，缔造了盛泽镇的繁荣，使盛泽由带状格局扩展为“凸”字形格局，使四方商贾辐辏而来，人口倍增，成为首屈一指的江南巨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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