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纪事

缝纫工

  我一直记得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服装厂的缝纫女工，在初中毕业等着分配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母亲把我塞到她的一个姐妹厂里去当女工。母亲的理由是：女孩子学点缝纫手艺总归是用得着的。于是十六岁的我穿着粉红乔其纱的连衣裙，扎着两个小辫子去上班了。手里还晃悠着两个饭盒，上面是母亲给我准备的鸡蛋肉饼子，下面是淘洗过后的米，这是我的午饭。

  厂里的女工都比我大不了多少，十八九岁，二十出头，难得有个把三十多的，在我看来就是老女人了。也有四五十岁的老阿姨，但她们都只是做些熨烫、锁边的后道辅助工作，和我们交往不多。我们每天早晨7点钟上班，一直要干到傍晚7点才下班，我们叫做“七出七进”。长长的一天，真是坐得屁股都发痛了。因为是多劳多得，做一件衣服拿一份工资，所以女工们都很巴结，中午打杂的大叔挑着两个大箩筐把我们的饭盒送到了车间，各自拿了凑在一起吃完了，稍事休息就又埋头猛踩缝纫机了。

  虽然工作忙碌，但大家却都是忙中作乐，反正手脚不停，嘴巴却闲着，尽可以吹牛闲聊。记得有一个女工叫惠珍的，曾经考上过某越剧团，正经唱了几年的戏，后来据说是吃不了跑码头的苦，就又回到家乡当缝纫女工了。工作之余，大家常常起哄叫惠珍来一段。惠珍并不扭捏，来一段就来一段，一边踩缝纫机，一边张口就“绕绿堤，拂柳丝，穿过花径……”，要不就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轻云刚出轴……”那真是声情并茂，字正腔圆。惠珍长得非常漂亮，那种美，很正，很大气，搁在一群缝纫女工中，那真是鹤立鸡群。惠珍大眼睛，高鼻梁，俨然有几分徐玉兰味道。

  前几年我在街上巧遇惠珍，她开了一家制衣店，据说生意还不错。十多年未见，惠珍还是一如既往地漂亮，只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里盛了些许忧郁。她告诉我说自己遇人不淑，在上海打工的时候嫁了个上海人，后来离婚了，就独自一人带着个女儿回到家乡生活。我想惠珍还是和以前一样，心气太高，她要是不去嫁啥上海人，就在家乡找个人嫁了，日子会非常幸福的。怎么说呢，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吧。

  我们的缝纫机都是面对面一字排开的，电动缝纫机在工作的时候会有非常响的声音。在嘈杂的机器声中讲话虽然费劲，但如果要想说点啥悄悄话，却也是比较容易掩护的。我对面的小萍就常和我说悄悄话，小萍当年也不过二十出头，人长得十分高挑，瘦高个儿，鹅蛋脸，披肩发，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小萍真是个大美人，但就是不能说话不能笑，一张口，这个美人立马就打了折！美中不足，小萍竟然镶了一个银牙套！且还就在门牙旁边，一张口就看得到她嘴里银光闪闪，别提有多别扭了！我第一次和小萍见面就不客气地对她说：“你这个银牙套丑死了！马上去换掉它！”小萍怔怔地捂着嘴巴说：“要么真的去换掉它？”这一段问答我们两个人重复了上百遍，但到了，小萍也没去把那个银牙套换掉。

  小萍已经结婚了，是个美丽的少妇，可是一直没有孩子，在农村，一个女人没有孩子是一件很伤脑筋的大事，这关系到一个家族的脸面。小萍为此十分苦恼，总是在不断地看医生吃药。她甚至连电线杆上贴着的“包治百病”的小广告都无一遗漏地去看过，但却一直没有效果。小萍常常和我说起自己的这些治病的经过，没孩子的烦恼。其实她这些话和一个十六岁的孩子说，真的就是对牛弹琴。我现在想来，小萍实在是精神压力太大了，她只是需要找个人说说，仅此而已。

  2011年春天，小萍在与我分别多年之后终于辗转打通了我的电话，说他们一家人现在盛泽生活，她家开了几个门市部，有房有车，日子过的非常好，让我有空去看看她，还说那么多年了，她一直想起我，想起当年我们那么要好。握着电话，我满脑子想起的都是小萍当年瞪着一双大眼睛充满忧郁地看着我的样子，转眼，她那个姗姗来迟的女儿也已经上大学了。

  我在服装厂打工期间还发生过一个故事，可以用花絮来形容。我们服装厂对面开了一家录像厅，那时候的录像厅是很时髦的地方。那种港台片、琼瑶剧，打打杀杀卿卿我我，很是吸引年轻人，下午和晚上各放一场，4毛钱一张票，场场爆满。我们在窗口就能看到对面的录像厅门口的水牌上写着今天的剧目，要是放琼瑶剧，年少贪玩的我就会乘着上厕所的间隙偷空过去瞄几眼。

  一来二去，看录像的次数多了，那个放录像的小伙子竟然看上我了。我至今还记得他的样子，那小伙子长着满脸的青春痘，一张脸就像是一张橘子皮，不过除去这一点，这个小伙子还是魁梧周正的，人也长得高大。据说因为家里穷，26岁了还没找到对象。这个年龄对于当时的农村青年来说，绝对属于大龄青年了。他看上我，我一点也不知道，但我们厂里的人全看出来了，因为他在不放录像的上午常常来我们厂里坐着，放琼瑶片的日子也突然多了起来。

  秋收农忙的时候，他的录像厅歇了几天，因为他回去干农活了。第一天来上班，他就跑到我们车间坐着。我和他闲聊，问他：“家里几亩地啊？”他说了个数字，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然后我又问他，一亩地有多大啊！他比划着说：“比这个车间小点。”后来他走了，车间里的女工都对我说：“这个人太坏了，全是瞎话。我们乡下有句俗话：一分地三间房。意思就是一分地就可以造三间房，一亩地有十分，你想想看有多大！他是在骗你，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

  他那点心思一被说破，我自然也不好意思再去看录像了，不然就好像我同意和他谈恋爱了。那个一亩地一间房的笑话却就此传开了，而那个人也就不好意思再来了。小萍还借此教育我说：“男人最坏了，没有一句真话的，他们对你好，其实都是有目的的，不要去上他们的当！”搞得我从此和男人交往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就要想起小萍的话，一粒糖、一根冰棍都不肯白吃人家的，就怕一不小心又上了男人的当！

  在服装厂干了大概一年不到，我就厌倦了，厂里的订单越来越多，晚上老是要加夜班，这我哪坐得住呢。后来，我就不肯去上班了。可是老妈不肯让我在家里吃闲饭，于是在第二年的4月份，又安排我到我爸爸的厂里去上班了。

 行线工

  我爸爸那时在一家镇办企业当副厂长，分管销售，在他的厂里塞个把人自然是很简单的事情。记得那时候我堂兄在钣金车间上班，我堂姐在喷漆车间上班，我姨妈和我一样，也在行线车间上班。还有我们家楼下的一个邻居姐姐，也通过我爸爸的关系和我在一个车间上班。乡镇企业当时就是这样，都是些七大姑八大姨，亲戚朋友一连串，连食堂里那个烧饭的师傅，据说也是我爸爸邻村的一个熟人介绍来的。

  爸爸的厂里做的是电力设备方面的东西，什么柜子、端子。行线工也属于技术活，就是按照图纸，把一根根的电线铺排在柜子里。我们一个车间里大概七八个人，都是女的，大概女同志做这种工作比较细致。据说做这个东西很赚钱，后来慢慢有乡镇企业也开始生产这种东西，我们厂里的女工就在晚上、星期天出去赚外快，据说收入很高。

  我们的车间主任是一个年轻的少妇，叫菊珍，当年她也不过20多岁，手艺却十分了得。菊珍瘦高个儿，短头发，一张脸很白净，干起活来麻利爽快，每个月都拿最高的工资奖金，还要出去赚外快，我从小就认识她。可是就是这样一个能干的女子，婚姻却是一场悲剧。

  菊珍17岁的时候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许配给了我父亲村子里的一个小伙子，那小伙子人长得十分高大英俊，也聪明，就是脾气不好，很火爆。菊珍对此一直不满意，因为父母压制着一直不许退婚。就这样拖了几年，拖到够结婚的年纪了，她父母也看出来这小伙子脾气实在不好，怕女儿嫁过去要受苦，也同意女儿退婚了。

  可奇怪的是这回倒是菊珍不肯了，说都订亲那么多年了，现在再退婚，传出去名声不好听，再说年纪也耽搁了。那时候的农村女子，都是十七八岁就订婚，一到结婚年纪就结婚，过了二十就是老姑娘了。

  菊珍的一念之差，造成了她一生的悲剧。菊珍嫁过去之后夫妻之间争吵、打斗不断，有一次她丈夫竟然扔了一根绳子在菊珍面前，对她说：你上吊死死掉算了！随即转头就走。菊珍一时想不开，竟然拿起刀子切脉自杀。一时之间血流满地，把一旁的三岁儿子吓得嚎啕大哭。所幸那天是星期天，厂里的姐妹来叫她一起出去赚外快，才救回了菊珍一条命。

  我到厂里上班的时候，菊珍手腕上的伤疤已经结好了，她带着儿子住在娘家，正在和丈夫打离婚官司。大家都说：菊珍你真傻，你死掉了不正好称了他的心!菊珍就笑着说，真是的，我当时怎么那么傻！我死了，儿子怎么办？

  那时候我们下午常常抓阄买冷饮吃，做几个纸阄，上面分别写着：出钱、跑腿、白吃等几种字，出钱的那几张纸上还写着金额不等的数字，谁抓到什么阄就照着做。有一次我那个邻居姐姐抓到出钱的阄，当时也无话，等我们在吃冰激凌的时候，她突然幽幽来了一句：“你们是在吃我的那双长筒丝袜啊！”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是何道理。后来她才解释说，自己一直想买双长筒丝袜，可总也舍不得买，今天硬硬心肠想下了班就去买了，谁知道买长筒丝袜的钱成了我们的冰激凌。

  那时候中午我们都是各自带菜，然后在食堂里蒸饭吃的。还记得描图车间里的车间主任，是一个极为英俊聪明的男人，一笔字写得漂亮无比，但就是家境贫寒，每天都只带一盒白饭上班，然后就在食堂里买一个素菜下饭。怕人询问，他每次都有意弄到很晚才来食堂吃饭。

  大概女人在看到英俊的男人就像男人看到漂亮女人一样，也会无端地生出好感和爱慕的，女工们对于车间主任就纷纷心生恻隐，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在最后剩下一点菜，推说吃不下了，然后往他饭盒里一倒，起身走人。弄到最后，那车间主任的饭盒里堆得高高的，都是好菜！他为人极好，吃了女工们的好菜，总是悄无声息地回报人家，比如午休时间会帮女工们擦个自行车，打个气之类的。至今，我书橱里还有好多书的封面上都贴着一张小标签，上面写着龙凤凤舞的4个钢笔字：小华藏书。就是出自此人的手笔。

  好像是08年吧，我在公交车上巧遇菊珍，她已经憔悴苍老得不成样子，原本白净的脸上沟壑交错全部是皱纹，我差点儿都没有认出她来！菊珍背着个背包在卖票，老公开车，一家人承包了一辆公交车。菊珍执意不肯收我的钱，卖过一轮票后，菊珍坐在我身边，摸着自己的脸说：我老得你都认不出来了吧？我前几天和我妹妹去买衣服，人家问我们是不是母女俩。

  我说，你这么多年一直在干这个？她说，是啊，我每天跟着他跑车，赚几个辛苦钱，儿子都读高中了，家里处处少不了要花钱。我心中诧异，打打闹闹那么多年，可他们怎么还是一家人？

  我在爸爸的厂里又待了一年多，可是我的工作却还迟迟未分配。眼看着同学们都找到了工作，一个个奔赴新的工作单位，身边连个玩伴都没有了，我的心情十分沮丧。

等分配

  我现在讲起我们那时候，城镇户口的孩子只要初中一毕业就会由国家统一安排工作，从此生老病死，都会由单位负责到底，年轻的一代总会扑楞着两只眼睛不解地看着我，看久了，那眼中就会冒出火来！奶奶的，现在连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可那时候，只要是个人，哪怕是痴呆的，残疾的，都会有一份工作在等着你去做！你做不像也不要紧，反正有一份工资在等着你去拿！这一点，就像是大清朝的旗人，一生下来就有一份铁杆庄稼养着他一样！

  记得我外婆家的隔壁邻居，一个叫阿三的小伙子，从小脑子就有毛病的，就分配在镇上的机械厂当翻砂工。翻砂工其实是很危险的工作，而阿三实在无法胜任这份工作，后来就办了病退在家休养，但人家好歹也是有单位的人，按月领工资，看病吃药都由单位报销。还有隔条街的哑巴，每天一大早就端坐在大饼店的大油锅后面拨油条。谁要想插个队啥的，哑巴瞪着眼睛用手里的长竹筷子指着那人嘴里哇啦哇啦一通喊，那插队者就乖乖地站到队伍后面去了。还有对河的昌宝，走路跛脚不算，还是个精神病人，春天里时不时就要骂爹打娘地发几天毛病，可人家在鞋厂里当学徒，也算是正经拜师学了一门手艺。那时候跛脚、哑巴的孩子学鞋匠和裁缝的特别多，说这样的孩子坐得住，心定。果然，昌宝出师之后，年底找他緔棉鞋的婆婆妈妈特别多，都说别看昌宝脑子有毛病，这緔出来的鞋子却特别周正挺括。

  所以那时候我们镇上的孩子读书都不怎么用功，反正大家都知道只要初中一毕业，就会有一只饭碗在等着自己去捧，捧上了这只饭碗，这一辈子都不会饿死了。因此，父母对孩子们的学习也不怎么上心，也都知道无论这孩子是傻是残，他以后反正都可以有一份工资养活自己。班上学习认真的，读书刻苦的，统统都是农村学生。

  那时候流行一句话叫作：书包翻身。一旦考上个中专，户口就可以从农村转出来了，这是农村孩子的一条最好的出路。所以那时候的中专分数线比高中还高，农村学生统统舍弃高中而选择中专。因为相比考大学而言，考中专要快捷得多，可以早点赚钱养活自己。而我们镇上的中学，一年顶多也就出一二个大学生。

  江南自古就出产丝绸，我们周边方圆几十里内都是丝绸重镇。到了我毕业的这几年，盛泽、吴江两地的丝织企业异军突起，需要大量的工人来参与生产建设，那时候好像没有劳务输出的，不像现在的打工者，天南海北到处跑。于是每年，各个镇上的初高中学生一茬茬毕业了，统统分配到吴江、盛泽两地的丝织厂上班。男孩子做保全工，女孩子是挡车工，很少有几个能够留在镇上的商店企业上班。大家都知道三班倒的工人是很辛苦的，都想留在镇上有限的几个工厂商店上班，于是就今天拖明年，期待明年镇上有更好的工作岗位。但这样一年年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每年镇上都有学生毕业，人越来越多，而工作岗位却越来越少。

  父母自然是舍不得我去丝织厂的，而我自己倒是无所谓，眼看着那些要好的同学一个个都走了，心里十分失落，就像是孤雁落了单一样。去外地上班了的同学回家休假，不说工作如何苦，总是说起单位如何如何地好。那时候的企业的确办得很好，厂里就像是一个小社会，一应设施全部配备齐全，对职工也很关心，年轻人么，工作上的辛劳根本不以为苦，而生活上的关心，以及离开父母束缚的轻松，还有年轻人一起过集体生活的愉快才是让他们最欢欣鼓舞的事情。因此每次他们回来休假，和我说起厂里种种乐趣，总是让我心向往之。末了，他们还总是蛊惑我，叫我早日去和他们团聚。

  我已经做好了去丝织厂上班的打算，但举棋不定的是，到底去吴江还是去盛泽，两地都有大批要好的同学，去哪里都会立即汇入革命队伍的洪流之中。权衡之下各有利弊。吴江是政府所在地，离家近。但盛泽企业更多，选择余地更大。我试探着对我妈说：“妈，如果我去丝织厂上班，是去盛泽还是去吴江？”我妈说：“那还是吴江，吴江近点。”一听这话，我就理所应当地认为我妈是同意我去吴江上班了。立即拿了户口本到街道办去报名，说我要去吴江的丝织厂上班。

  街道办的人也嫌我们这帮人烦死了，最好我们一个个都早点去上班，于是立即就给我办好了手续，我还记得我挑的单位是“晋吴毛纺厂”，记得还有一家叫做“辽吴化纤厂”的，我一时之间搞不清两个厂的区别，人家就对我说，你要去吴江还是盛泽？吴江就是前面这家厂，盛泽就是后面这家厂。随着我手指一点，我一辈子的工作问题就这样尘埃落定了。

  本来以为铁板钉钉的事情，谁知我到家一宣布，我外婆、我姨妈顿时先翻脸不干了，我外婆用手指点着我的脑袋说：“你发昏了？你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的，你去丝织厂上班不要苦死啊！”我姨妈白着眼睛对我说：“多吃夜班饭，少吃年夜饭，想当年我在丝织厂上了那么多年的三班倒，现在总算跳出来了，怎么你倒要跳进去了？你这个小姑娘脑子坏掉了？”我老妈那时候不在本镇上班，不是每天回家的，被我姨妈打电话火速叫了回来，一家人像是开批斗大会一样批斗我，中心思想只有一条：无论如何也不能去外地，只能待在本镇，至于以后如何，一家人会想办法解决的。我老爸更绝，把胸脯一拍说：“大不了我养你一生一世！”

  最后我姨妈出面找到劳动服务公司的人，说这孩子是瞒着她妈偷拿了户口本出来办手续的，一家人都不同意她去，她一个孩子怎么能做得了这个主，你们也太简单了，这工作可是一生一世的事情，你们就听她一个孩子的话就算数了，也不知道问问我们大人，没个大人陪着来的，你们就给她办了？她年纪小不懂事，你们也不懂？你们是骗人还是害人？我还记得那个办事的人叫秋芳，被我姨妈噎得一愣一愣的。这板上钉钉的事情就这样被我姨妈一通话给取消了！

  丝织厂没去成，我偷拿户口本报名的故事却传得全镇皆知，那秋芳在半路上逮着我还追问我：“你这个孩子怎么这样胆子大！你这可不是害了我，我被你姨妈骂得好凶！”我涨红着脸百口莫辩。多年后看到张艺谋的电影《秋菊打官司》，我的脑海中自然地浮现了那个秋芳的脸来。一样的振振有词，一样的咄咄逼人。

  而至今，我姨妈还会说起我当年偷拿户口本报名工作的事情，言语中满是自豪，因为分明是因为她的及时出手，挽救了一个在火坑边缘挣扎彷徨的无知少年！

  在一家人的翘首盼望中，那一年的分配名额终于下来了，果然，又是满纸的盛泽、吴江两地的丝织厂。但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年本地最大的一家工厂有4个招工的名额。工种为：电焊工、车床工。不正之风是历来有之的，这区区4个名额自然早已被全镇的人觊觎。我不知道我的父母用了什么手段，花费了多少银两，反正，最后我得以挤进这四分之一。

  其实我并不念父母的情。说来很是悲哀，我至今都从未有过在外地独自求学、生活的经历。离开家独自生活，虽然苦点，可那种没有父母管束的生活就是让我向往不已。原以为可以借着工作离开家，可转了一圈，孙猴子还是没能跳得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工作分配之后，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欢天喜地，唯独我倒像是局外人一样，神情抑郁。我已经清楚地知道，我这一生，都将在这个小镇上终老，在这里恋爱、结婚、生子、衰老、直到死亡，一生一世，再也不会离开这个小镇。想到这里，我真是万念俱灰。一个人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就能看得到自己七八十岁的样子，这人生还有啥盼头？

电焊工

  12月1日还是5日是我上班的日子，具体哪一年却不记得了，总是91或者92年吧，我对数字总是如此白痴。做的是电焊工，父母安慰我说，只要进去了就好，工种是可以换的。我们的厂区实在巨大，当时在小镇上是首屈一指的大厂了。镇上有很多人家，一家人都在厂里上班，父母、兄弟、姐妹、夫妻，结个罗多一连串。我们家对门的邻居阿姨就在这厂里做，第一天上班，我母亲就和人家说好，要她对我多关照点，还要我上下班都和她一起走。我一听心里就反感，我自认为我已经是个大人了，母亲怎么还把我当个孩子，出来进去都要个大人带着。我气鼓鼓地一溜烟就走掉了。

  厂里都是熟人，第一天上班就毫无生疏感，没过几天，就如鱼得水，和同事们相处甚欢了。很奇怪，虽然我也是做过两家工厂的老工人了，可只有到了这里，心理上才觉得自在安稳了，因为以前那些工厂里我都是做临时工，只有到了这里，我才是一个正式的工人，花名册上赫然在册有我的名字，厂里发什么福利搞什么活动，都少不了咱这个学徒工一份，这才是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人的感觉那！临时工和正式工同工不同酬，这也是中国特色，是无论如何改革都改不了的一朵奇葩。

  上班第一天，发了一套行头，白帆布的工作服，翻毛皮老K皮鞋，那工作服松松垮垮，奇大无比，皮鞋我领了最小号，穿起来还是不跟脚，走路总是拖着脚，再加上衣服不合身，整个人看上去就是一副拖拖拉拉的样子。我顿时明白了为什么那些工人叔叔们总是一副拖拖拉拉爱理不理的拽样，原来奥秘就在这身工作服上，一穿上身，顿时如有了魔力，那种工人阶级拖拉颓废的感觉全部来了。我为此兴奋不已，这，才像个工人么！

  不过我还是为此悲哀，十八岁，正是一个女孩子最爱美的年龄，这样一身看不出身材，辨不出性别的工作服彻底让我失望了。记得工作没多久，我最要好的女同学从盛泽回来到厂里找我玩。我明明在车间里看到她的身影，也听到工友们大呼小叫地叫我的名字，却愣是不敢走出去，远远地找了个角落躲了起来。我们的车间大到一眼望不到边，又全是钢铁器材，还四通八达，别说躲一个人，就是躲一百个人都没问题。

  同学走后，我到底还是乘着一个星期天，把那身松垮的工作服给改了一下，在服装厂的一年学徒工到底不是白干的，那肥大的劳动裤被我改成了包屁股的喇叭裤。我的师傅一看就说，你穿这个裤子怎么蹲下来干活呢？我对她挤挤眼睛说：“师傅你放心，我不会一直做电焊工的。”我的师傅是个20多岁的大姑娘，年纪不大，可是手艺却很好，每个月都拿最高的奖金。可师傅是个乡下妹子，干得再好也是个临时工。师傅也知道我不会正经一辈子当个电焊工的，所以也并不强求我学手艺，只是让我做点领电焊条，敲打焊渣之类的零散小活，偶尔问我：“要不要来试试？”

  我心情好的时候，会蹲下来扎几枪。电焊风焊的，都会摆弄几下。干这个活关键是要心细，还有一点最重要，就是腿工要好，电焊工都是蹲着干的活儿，那些老师傅常常一蹲就是半天，我不行，蹲不了半个钟头就腿脚发麻眼冒金星。电焊的时候火星四溅，所以一定得穿工作服工作鞋，就这样保护，还往往有火星会钻到鞋子里，把袜子烫出一个个的小洞来。

  比较起来，我喜欢风割，用氧气枪把铁板割断，照画好的标记割出一个个想要的口子来。这个不比电焊，一旦蹲下去开工之后就不能动了，一把风枪牢牢贴在右侧腿部，用身体的轻微移动来控制枪口的火势，稍微动作晃动大一点，这块料就废了。我刚开始不懂，问师傅为啥风枪一定要放在右侧，不能放在左侧？师傅说风枪是跟着人动的，然后从右往左开始割的。我现在想想还是不信这个邪，难道就不能从左往右开始割？

  每天一早，我就拎着个花布小包去上班了。包里是各种糖果话梅之类的零食，还有一个空的饭盒。先到厂对面的食堂里买早饭，花5毛钱就可以吃到一碗榨菜肉丝面，后来老油条了，买根3毛钱的面筹，下面的姐姐也给我吃肉丝面。反正揩的都是公家的油，谁管谁呢。（几年后机缘巧合和下面的姐姐成为了同事，她告诉我说食堂里的肉是从来不洗的，我那时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有些便宜真的不应该沾的）面下在饭盒里端到车间里去吃，上下班都是要打卡的，总得掐着点走进工厂的大门。

  车间里此时都是稀里哗啦吃面条的人，大家习以为常了。吃过了面，把饭盒洗了，然后给自己泡一杯茶。当工人的首要标志是得准备一个大号的搪瓷茶缸，一溜儿摆在工具箱上头，茶垢结了厚厚的一层也不洗，这才是老师傅的标志。然后是喝茶吹牛，总得喝过那么三五开茶，牛皮也吹得差不多了，然后各人开始懒洋洋地起身干活了。

  一个上午总是过得飞快，下午时间漫长一点。太阳总也不落山，下班时间总也盼不到，于是有时候实在太无聊了，我们就会翻围墙出厂去玩。我们的厂区在镇稍头的郊区，一道围墙相隔的就是广袤的原野了。到了春天，麦苗绿，油菜黄，桃花红，梨花白，一阵阵春风吹得我们心里痒痒的，怎么还坐得住。于是三五成群结伴翻墙出去游春。

  有一次我刚翻出围墙，两脚才一落地，赫然见到地上横躺着一条赤练蛇，吓得我慌忙再翻回围墙内去，谁知两脚发软手中无力，撑了好几把都没能撑上围墙，又怕赤练蛇醒来咬我一口，最后还是用足气力爬上围墙翻回了厂里。从那以后，我好几天都没敢出去游春，宁愿在厂里憋着。

  在厂里也有很多的乐子可找。我们的厂区实在巨大，走一遍就要很久，直到后来厂子转制我们统统下岗，我还有很多地方是从未涉足过的。据说，有些地方是闹鬼的，很邪门。老师傅们口口相传，我们学徒工是从来不会去那里的。时间一长，那些地方就成了禁宫内院，再也无人涉足，也就越发地显得阴森恐怖。

  我们一般都是各个车间乱窜，就像窜门一样，和人随便聊天。我最喜欢到行车上去玩。开行车的都是三十多岁的女同志，开行车，需要胆大心细，女同志的确比较适合。下面的工人有需要了，喊一声，坐在上面的女同志就按照下面的指令把行车开过去，做一些起吊转挪的工作。当然事情不是每时每刻都有的，于是没事的时候，女工们就尽可以在高高的行车楼里打毛线纳鞋底，绝对不用怕车间主任来查岗。同样的道理，我蹲在那个小小的行车楼里也是绝对安全的。我那时候十分羡慕开行车的工人，觉得这个工作既威风又舒服，实在是胜过电焊工百倍了。可是工人师傅都说，厂里是不会让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开行车的，这是很要紧的工作，弄得不好会出人性命的。

  冬天很快就来了，空旷的大车间在夏天是十分阴凉的，但是一到了冬天，那真是四处漏风，西北风从各个地方吹来，冷如冰窖。不过工人师傅们在出力干活的时候是不觉得冷的，只有闲下来的时候才会觉得冷。于是闲聊的时候，师傅们就会在角落里生一盆火，大家围炉闲话。

  我们学徒工就负责四处找寻柴火，顺便在菜地里挖几个山芋啥的，于是烤火的时候，还有烘山芋可吃了。山芋偷得多了，有时候干活的时候就顺带着用焊枪对着块铁板猛烧一气，烧到铁板发红，把山芋搁上去烤着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饭菜冷了，也同样参照以上做法，简便得很。

  一晃，那都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了。我至今想起，还觉得当工人的那段日子，是我一生最快乐，最难忘的时光。因为那是一种纯粹的，无忧无虑的快乐。我以后的人生自然经历过很多比这更美好，更富足的快乐时光，但我总觉得相比这段时间而言，那种纯粹的、没有功利，也没有目的的快乐实在是太难得，太美好了。

  回想到当初那一幕幕场景，只觉得当年的欢笑和山芋的香甜清晰如昨，但时光却早已悄然流逝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