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前后

  1981年梅堰进行荻塘运河市河拓宽工程，工程指挥部组织民工开挖原属上塘街道的堤岸土方。我在梅堰镇广播站从事宣传报道工作，其间，我曾几次去现场采访施工情况。有好几次发现河底下挖起来的泥土里夹杂着许多碎瓷碗等杂物，我以为大概是古代镇上居民留下的遗物，日久天长被掩埋在地下，为此产生了兴趣。那时正好是夏天，我每天放弃中午休息时间，拿一根小棍子在淤泥堆上挑挑剔剔，寻寻觅觅。有些认识我的人见了后打趣说：“你阿是在寻宝?寻着点啥?”我知道他们在讥笑我。也有人见了我在背后指手划脚地说：“这个人有点痴兮兮的，中午这样热，在泥滩上寻点啥?”对这些议论我不予理会，还是热衷于“寻宝”。最先被我挖到的是一只完整的黑皮陶罐。再经过几个中午的努力，我一共挖到4只完整的陶罐，还有几只残缺不全的陶罐和石纺锤等。挖得最多的要数古钱币，大大小小一共四十多枚。后来，陶罐我全部交给了镇文化站(现在文化站文物陈列橱内还有我上交的陶罐)。县文管会吴国良获悉后来梅堰，他看了陶罐后认为是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黑皮陶罐，有很高的文物价值，要我今后多多注意，搜集考察。

  吴江成立文物之友协会时，我被吸收为首批会员，并参加该会举办的文物知识培训班。后来，我又被吸收加入苏州市和吴江县的钱币研究会。从此我对文物的兴趣越来越浓，下乡采访发现一些古石桥、石碑什么的总要问个究竟，1985年被评为县文物先进工作者。

  一次，吴国良同志来梅堰考察了解文物工作。他告诉我，在梅堰我是唯一的文协会员，要求我对文物工作多加关心。我陪他一起到了龙北太浦河滩，观看了。1959年开挖太浦河时发现的袁家埭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出土方位。他提醒我从这里到梅堰集镇这段距离内很可能还会有古文化遗址，今后在建房、造桥、开挖渠道时，多去看看，做个有心人，发现线索及时汇报。他的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1984年12月，梅堰乡正在修建由集镇通往各村的乡村公路路基。一天上午正下着小雨雪，我途经连接318国道通往龙北村的公路施工工地时，听得民工群里有人嘀咕：“今天真倒霉，垦出来的都是些装死人骷骨的罐头。”这句话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跑过去一看，真可惜，许多陶罐都被他们砸碎了。我连忙对他们说：“千万不要敲碎这些罐头，这些罐头不是放死人骨头的”。我边说，边掏出随身带的大前门香烟发给男民工们，要求他们再发现这些罐头时送给我，同时我就在他们挖上来的泥堆里寻找，不仅发现了较为完整的陶罐，还发现了几把磨得又光又滑打着孔洞的石刀、石斧，这些跟陈列在苏州博物馆里的石刀、石斧一模一样。我惊喜万分，向民工借上箩筐把这些陶器、石器拿回广播站，并匆匆跑到隔壁的文化站找洪志诚站长，但洪站长不在，站里的袁海荣、庄培尧同我一起来到工地，又捡了些石器和陶器的残件。还在路基一侧发现了一口井，井口砖已被民工破坏。只见井壁四周的砖是雌雄榫严密地拼接起来的，井砖磨得很光，砖长跟现在的砖差不多，宽只及现今八五砖的三分之二，榫头都磨成斜面，可自然围成圆形井。我们借了把铁鎝在井里扒，扒起一只洁白如玉的瓷碗和一只当时用作吊水用的陶罐，因为陶罐口上有两只带孔的耳，耳环上还留有系绳索的痕迹。我把瓷碗和陶罐带回文化站，交给了洪站长，同时告诉洪站长可能还有更多文物出土，还打电话告诉了县文管会吴国良。第二天，吴国良匆匆到了广播站，我把所捡到的陶罐、石刀、石斧都给他看了，接着又陪他去看现场。吴国良同志认为我汇报的情况很有价值，可能又是一个古遗址，同时他对那口古井进行了鉴定，根据井砖和出土文物的特征，他初步认定是宋代的。我把发现古井的情况写了3篇稿子发给新闻单位，后来苏州报用了该稿。

  此后县文管会十分重视，约请苏州博物馆进行详细调查，确定这是一处范围较广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后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于1987年12月至1989年1月分两期对龙南古遗址进行科学发掘。开挖现场看守很严，竖着写有“吴江县公安局和文管会关于遗址发掘现场无关人员不准随便出入”等告示的大木牌，周围用绳子围拦。第二期挖掘时吴国良同志领我到现场内看一些遗址原状和出土实物，还向我简单介绍了有关情况。

  龙南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许多文物，还发现了碳化谷物，原始村落遗迹，据报道该遗址属良渚早期文化遗址，距今5200年左右，是太湖流域最早居住人类的地方之一，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物价值。

  以上是我在发现龙南新石器时代古遗址前后一些往事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