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里杂忆

  我七岁那年，随母亲到了同里，到十二岁离开同里出去作学徒，在同里一共住了五六个年头。

  这五六年，是一个人最美好的童年。从家庭开始走进学校，也从学校开始走进社会，虽然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但有些印象是几乎难于忘却的。同里镇人民政府给我来信，希望写一点当时的回忆。我出身微贱，多作鄙事，实在没有值得夸耀的东西，不过历史总是历史，倘能有助于历史的回忆，也不妨抛砖引玉，因此陆续写下以下这些。

  我初到同里是一九二二年。原先我在上海纪王庙的纪王小学读过一年“人手足刀尺”，到了同里之后，第一件事是要找个学校读书。那时同里只有小学，最出名的是同川小学，其次有泰来小学、二铭小学、丽则小学。二铭和丽则都在西弄，前者是私立学校，后者是女子学校，两校虽则隔着一道围墙，但是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我上的是二铭小学，虽距离住处稍远，但可以半费优待。

  二铭小学的校长叫费质夫，号道荃，这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老人。他非常欢喜学生。有时身边还带着桔红糕之类的糖果，每个学生分一颗尝尝；有时学生围着他拔他头上的白发，他也乐呵呵的。他自己也教书，替我们上“修身”课。我到三四年级时，他还在每天下午教我们念《幼学琼林》和《古文观止》，有时还给我们讲故事，如《说岳全传》、《海公大红袍》等等。我之知道岳飞、海瑞，倒是从这里开始的。

  学校中有好几位老师，教语文(那时叫国文)的老师叫王绍基，个子很高，样子既严肃而又严厉，我印象中似乎没有看见他笑过。有一次天下雨，我看见他在皮鞋外面又穿了一双鞋子，觉得很奇怪，过后才知道这就是套鞋。教体操和英文的老师叫何念椿，何先生是费校长的女婿，他穿着西装，走起路来一跳一跳的，大家觉得很有趣。还有一位教图画的老师姓宋，家住在陆家埭。记得有一年我考了第二名，得的奖品是一把折扇，那上面画了一幅《晚凉洗马图)，就是宋先生的手笔。

  费校长独力办这个学校，象我这样的学生又只交半费，因此学校的经费非常紧张。他筹款的办法，一是请求吴江县教育局的补助，他常常为此事写信给一个叫赵自权的督学，请他帮助；二是把学校改成临时剧场，请草台班来演出，为他筹款。每到演出时，学校放假，我们就不上课了，但我们却可以看白戏。他为了应付我们这些学生，特别在后座辟出一些地方，让学生看戏，但我们也常常不受限制，爬到前面的座位上去。

  费校长同时是个民主主义的革命者，在北伐军到达同里之前，他就同他们有联系了。他写给赵自权的信中，也有谈同里形势的，看来就是暗通消息了。北伐军到同里之后，他高兴得很，出了一个题目叫我们做作文。我的作文中用“鸡犬不惊，草木无犯”这样的句子描写北伐军的来到，他高兴得很，在我的作文上加了不少密圈，表示鼓励。

  在这个学校里，我到现在还记得几个儿时的同学。有一个叫沈根仁，他的毛笔字写得非常端正，费校长常常叫他代笔抄信，他给赵自权的信，多半是沈根仁抄写的。沈根仁后来在一家米行里做学徒，我们还通过信。有一个叫任家澄，他的家就住在太平桥堍，他读书非常用功，后来听说他是升了学的，到吴江去读中学了。有一个叫周金泉，他的家在太平桥附近开一个熟食店，出售酱肉、酱鸭。有两个姓吕的，是竹行埭上开稻香村糖果店的小开，后来大概就是自己的店中克绍箕裘了。有一个叫王炳熊，他家里开个印花布店，印白底蓝花或蓝底白花。他们店里有各种刻印花纹纸张，印花的时候，把纸张迭在白布一起，刷上一种涂料，然后放在染缸中染，染好晒干后把涂料抖掉，就成为花布了。我认为是一种了不起的艺术。不过王炳熊没有继承这个职业，后来到苏州阊门外一家糖果店做学徒去了。还有，住在竹行埭或后来在竹行埭商店中做学徒的，有郑光裕、黄元吉、顾其昌、安世民、程世英、姜世民。住在富观桥附近，家中开竹行的叫顾镜清。在三元桥盐公堂里，有三个同学叫柴庆有、柴庆年、柴庆祥。可惜这些儿时同学，一出校门，各奔东西，大家没有任何来往，更谈不上什么关系了。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十年动乱时期，我在上海新闻出版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同连队的有一个朋友，小时候也曾在同里。他认识柴庆祥，说柴现在在某出版社搞财务工作，也在这个五七干校。我忽然大发思古之幽情，要他带我去找柴庆祥，不知儿时同学还有什么印象。不料我还没有去找他，得到消息，说他在干校投河自杀了。那时这种事情也并不是什么新闻，我也只能自叹“缘悭一面”罢了。

  大概是我读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开始在同里做小堂名了。

  我初到同里，住在三元桥的胡家白场，后来搬到了北埭街。北埭的对岸叫漆字圩，彼此之间隔着一条柯。在漆字圩有一个唱堂名的班子，叫凤鸣堂。堂名是当时豪门权贵在婚丧喜庆时用的演奏班子，大抵有七八个人一班，演奏时还搭了一座台。那种台很象旧式的大床，不过比此床还要大了点，四周镶以雕花的木板，装着彩灯，挂着流苏。演唱时演员们围着坐在台内，用乐器的用乐器，拍曲子的拍曲子。后来为了适应迎亲、送丧等等的需要，另外抽出几个年青的跟着沿途吹打，成为一种仪仗队。这种堂名一般六个人一班，而且因为年青人，有的还是娃娃，所以大家叫它作小堂名。

  凤鸣堂也有一班小堂名，他们都是堂名的学徒，但人数却不满六个，因为有生意而缺人的时候，常叫我去凑数。我不会用任何乐器，他们给我一对罄子，在奏乐的时候，只要敲响罄子就行了。好在这种演奏在行进中举行的，人家只是为了看热闹，也没有人来管你演奏的质量，我这个小小的南郭先生，倒是很容易滥竽充数的。

  做一天小堂名，除了供给吃穿之外，每天有三百文收入。穿，是讲小堂名的服装，有的小堂名的穿戴，象《回荆州》里的刘备，下着裙子，上穿马褂，头顶珠冠，有的则如梁山伯和祝英台扮男装时的打扮。我们这个凤鸣堂的小堂名，则是后面一种打扮。我人特别矮小，穿着戏袍腰间要用一根带子结住，才不致于使下摆拖到地上，而且因为人矮，排起队来排在最前面。好在每逢迎亲、出丧，这样的仪仗队很多，有放铳的，有打锣的，有军乐队，有掮着“肃静”、“回避”牌子的，有方弼方相，而且还不止一班，有的前前后后有几套小堂名，几套军乐队，道子可以排里把路长，沿途吹吹打打，居民夹道观看。记不起来一家什么人家结婚，新娘的嫁妆整整摆满了东埭街和南埭街。二十年代同里富豪、官僚、地主的生活，着实奢侈。

  这种迎亲、回门、出丧仪式，走路都有一定的规格，凡办喜事，一定要走过太平桥、吉利桥，取其太平吉利之意，有的还专门去兜一次富观桥，以保其子孙的富贵。记得有一次东溪一家什么人家结婚，前前后后花了七天时间，排场之大，如不是亲身经历，几乎难以想象。

  凤鸣堂的堂名不仅接同里本地的生意，也接外地的生意，接到外地的生意时，也把我们这班小堂名带去。通常是租用一只有棚的船，船头上放着刻有凤鸣堂字样的两只大木箱，箱内是拆卸下来的拍曲时坐人的台，以及各种乐器。大人们在中间的舱内，我们六个小堂名，挤在前舱内。前舱没有窗，天晴时，可以从舱口看到湖面，天雨或晚上，舱门关上，舱中漆黑一团。有时碰到过九里湖、庞山湖时，风高浪大，听浪头叩击在船头上的声音，一下—下都敲在大家的心上，好象随时有船破落水的危险，人人提心吊胆，不敢出声。我年纪小，特别怕，但每天三百文的收入，对于家里则不无小补，因此也只能去挣扎。因这个缘故，我幼年时期，就跑遍了这一带的小镇，吴江、盛泽、芦墟、黎里、南厍、北厍、八坼、震泽、周庄，都给我留下了印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仍带着美好的回忆。我特别欣赏吴江的那座长桥，传说有七十二个桥孔，我看到时已经没有此数了，但它一头通到城墙边，一头通向郊野，水波连天，确是壮观。后来在一九四三年时，柳亚子先生送过我一首二十韵的长诗，其中有句云：“垂虹钓雪钟灵秀”。垂虹，就是这条长桥的名字，而钓雪是桥上的亭名，悠悠几十寒暑，不知此地的近况若何了。

  每逢春节或赶庙会的时候，同里最热闹的地方，一是南观，一是北观。倘从苏州乘船到同里，南观就是同里的入口处，实际上它是隔了一条富观街，与西埭桥相对的。观是寺观的观，这个庙供的什么菩萨，我已记不起来，但同里人每逢春节，都要到南观去“点罗汉”，以卜一年的吉凶。南观的十八罗汉并非塑像，却是画像，人们倘是左脚跨进大殿(罗汉堂)，就从左边点起，依着自己的年龄，周而复始，点到那一个罗汉，看他的喜怒哀乐，就是一年吉凶的象征了；右脚跨进大殿，就从右边数起。当然这是一种迷信，但儿时为此也很得生民之乐。我记得那时日盼夜盼，把“点罗汉”当作一种什么大典似的。新春佳节，是这个小镇最热闹的时刻。北观则在南观相反的方向，它在东溪的后面，倘从三元桥动身，要经过泰来桥、新填地、东溪，才可以到北观，对于幼时来说，这是一次“长征”了。北观比较荒凉，但却大于南观，它有菩萨，有戏台，门口塑的偶像中，我记得有作皂隶打扮的公差。有一个皂隶手里还牵了一匹马，有几个皂隶手里拿着打人的板子，那样子，可能是城隍庙吧。北观平常不大有人去，逢到庙会，则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变戏法的，演杂技的，看西洋镜的，做海棠糕的，贩卖各种货物的货郎担，摆满了道路的两旁。这些东西，好象一下子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把北观的空气也搞得沸腾起来了。不知北观在不在，那个戏台还在不在，倘在，看来是一个应保护的古代建筑。

  在到北观去的路上，和东溪隔河相对，有一个陈家牌楼，那里确实有一个石牌坊，规模很大，好象有五开间的样子，牌坊后面都是大房子。同里的房子不少同苏州一样，从外表看起来非常一般，常常是一个四扇门或六扇门的墙门间，但一到里边，却曲径通幽，一个厅接着一个厅，楼台亭阁，华丽堂皇。有的房子进门是一条长长的黑黑的弄堂，你从阳光下进入这样的弄堂，常常会伸手不见五指，但沿着弄堂前进，过一段路一个侧门，侧门里头是一个世界，或一房家族。陈家牌坊的房子就是属于后面的这一种形式。我有一次到陈家牌坊的一家人家去做小堂名，有人告诉我，这个陈家牌坊就是弹词《珍珠塔》中方卿见姑娘的地方，因为这是当年陈御史的府邸，而弹词中提到的九松亭、白云庵，都在这附近一带。至于邱六桥当塔的地方，也在同里。我当时也似懂非懂，不过同里的书场多，典当多，却是事实。我记得西埭、南埭、竹行埭对面和新填地都有。竹行埭对面，在泰来桥附近的好象叫隆兴或者兴隆，新填地的叫怡园，在东埭和南埭的转角处，则是设在一个茶馆楼下，没有独立的场名。至于典当，也有不少，我生于贫穷，常常代替大人去同他们打交道。典当的柜台特别高，我要掂起了脚把东西送上去，还要劳掌柜先生的驾，把手伸到柜台外面来接过去，真是仰之弥高。后来我才懂得，这个很富庶的小镇，它倒是很能反映两极分化的特点：它有摆满了两条街的新嫁娘的嫁妆，它也有靠典质维持的市民；它有结一次婚摆七天排场的大户，也有为了三百文改弃学业的小堂名。可惜我那时实在懂得太少，倘不然，详细记录下来，它倒是我们社会发展的最好实录。

  对于同里的特产，我印象最深的是鸡头。

  鸡头的学名叫“芡”，是一种浮于水面的睡莲科植物，种子就是“芡实”。同里四周皆大湖，“芡”是湖中随处可生长的。同里的平民百姓，几乎家家把剪鸡头当作副业。特别是冬天在小街小巷，几乎到处可看到手里端了一个竹制的盘子，坐在太阳底下剪鸡头的女人。剪鸡头用的工具，是一种特制的阔嘴、长柄的剪刀，它既要把鸡头外面的硬壳剪开，又不能损坏鸡头的肉，这要有一点熟练的技巧，因此内行不内行，速度大有悬殊。一般剪出的鸡头，三分之一白色，三分之二裹着一层红衣，剪出之后，还要把它煮熟，然后盛在白布袋中搓，把那层红衣搓掉，洗净、晒干，才能卖给收购的地方。每月的收入极微，以此作为副业则可以，倘要靠此为生，是办不到的。

  同里有不少南货店、糖果店。东埭街的鱼行弄对面，有一家同泰兴南货店，兼售糖果。他们自制的一种“栗酥”又香又脆，好吃极了。我幼时对此有极大兴趣，直到我离开同里之后，仍念念不忘。还有东埭和北埭的转角处，有—家第一楼茶馆，附设在里边的卖生煎馒头和蟹壳黄的，也好吃极了。每逢春节，他们做一种“大肉馒头”，一咬一口汤汁，真神，悠悠几十年来，此景常怀念不止。

  我在同里住过不少地方，先是住在三元桥的胡家白场，所谓白场，大抵因为有一块空地罢了。如泰来桥铁匠弄里有一块空地，当时叫萧家白场，冬天有不少人在那里晒太阳。当地人不用晒字，叫“孵太阳”，这个“孵”字，等于上海人“孵豆芽”的“孵”，很有点形象化。胡家白场附近，在三元桥堍有一家邱隆兴小木作，专门做雕刻的木器，如大床、樟木箱等等，这是—种很了不起的手艺。还有一家自制麻油的作坊，每天用一匹驴子磨芝麻，驴子的眼上蒙一个罩子，不断沿着石磨打转，那精神很使我佩服。后来也搬到过北埭街、漆字圩，最后又搬回了三元桥。有一度还租住过陈去病先生的房子，我记得院中还有个圆门，当然这时陈去病先生已经作古了。不过看他留下来的房屋，同东溪那里的巨家富室相比，差得远了，这位南社的知识分子，留给大家的印象是不坏的。

  我十二岁就离开同里，出外谋生去了，大概十九岁时，因为逃避政治迫害，又回同里住了两个多月。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之后，我在《大公报》作战地通讯记者。东战场的迅速溃退，使我来不及后撤，因此在那年十二月，我又到了同里。那时程万军在同里到处张贴布告，说要组织太湖义勇军，我设法同他取得了联系，打算一起下太湖去打游击。有一天程万军的部队到了同里，纪律很坏，简直有点象土匪。程万军约我在三元桥一个作过水警巡官的家中见面，劝我马上跟他动身。我告诉他，他队伍的纪律太坏，我变卦了，也恰恰有情报说日本人要来同里，他匆匆走了，我也未去成太湖。后来我从同里到芦墟，转道金泽、青浦进入上海，又从上海乘琼州轮去香港，由广九铁路去广州，到汉口参加抗战去了。这个程万军，后来在汪精卫那里做了汉奸。我在桂林把这个故事告诉柳亚子先生时，他哈哈大笑，他在诗中说“晚节披猖程万军，先几早识仇非友”，即指此事。

  一九四六年，日本投降的第二年，我也到过一次同里。记得二铭小学的何念椿先生，那时在作同里的区长，区政府就设在忏堂浜，我还去拜望过他一次。但那次—共只住了几天，就走了，而且悠悠几十年，没有再到过同里了。

  在同里生活的时间不算长，但它却是我儿时生活的地方，那时的一草一木，一直在我的梦寐之中。特别是儿时生活的艰苦，使我对这个地方有更多的感情。我不知费质夫先生的后人如何了?那条西弄现在是什么样子?二铭小学的同学们，还有多少健在？当年和我一起做小堂名的、生活于社会下层的朋友们，现在又怎么样了呢?

  听说同里已成为重点的保护单位，要恢复它的原来面目。我为它祝福，我想，倘有机会，我是会去一寻儿时旧梦的。

  (原载1986年《吴江文史增刊》)

  冯英子，原名冯轶，昆山人，1915年出生，孩提时在同里生活。一生从事新闻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文汇报》总编辑、《新民晚报》副总编辑、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审等职。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以写通讯、特写和杂文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