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舞台生涯

  我在少女时代被生活所迫，拜师学唱锡剧，16岁登台演戏，开始了舞台生涯，至1984年退休，风风雨雨经历了近50个春秋。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可谓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但锡剧艺术始终是我生命的支撑点，观众永远是我须臾难离的知心朋友。我深深地热爱锡剧艺术，热爱我曾为之尽心数十年的吴江县锡剧团。至今，我虽已退休离团，但仍然魂系梦牵，舞台往事常在眼前浮现。

旧社会的“戏化子”新中国的人民代表 

  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苦熬至10岁，不幸父亲亡故，只得跟随母亲到吴江震丰丝厂做童工。不久发生“九·一八”事变，日寇入侵我国东北，南方各地工厂受其影响相继停工，我和母亲一起失业。一家生活没有着落，母亲托人介绍我拜锡剧艺人姚家兰为师，学唱锡剧，16岁开始登台唱戏，从此走上了舞台生涯的坎坷道路。

  旧社会的艺人被人踩在脚下，称为“戏化子”，女人唱戏，更加低人一等，倍受欺凌。我终年累月飘泊江湖，忍饥熬寒地唱戏度日。最可恶的是那些地痞、流氓、恶霸，他们像毒蜂似的蛮缠，不是写帖子、打秋风，就是要我们白唱堂会送人情。有一次，我带了戏班到常塾王墅镇演出，镇上姓陶的伪区长派人叫我到他的鸦片馆去唱小调，我很气愤，没有理睬他。第二天，那个伪区长以“有伤风化”、“扰乱治安”为由，勒令立即停演。戏班只得离开王墅，辗转去屯墅演戏，刚塔好戏台，谁知又来了个黑煞神似的伪警察局署长，责问我为什么不去鸦片馆唱小调。我回答说：“我唱戏只会在台上唱，鸦片馆是唱不出来的！”黑煞神破口大骂，最后勒令：“王墅你不唱，屯墅也没有你唱的地方，马上替我滚！”就这样，戏班被迫解散了。

  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年代，唱戏艺人不唱戏要饿煞，唱戏要气煞，被逼得走投无路。我只得带着一家六口，回到苏州阊门金明戏院演戏。那时是“老板制”，艺人在政治上受压迫，在经济上受剥削，那微薄的工资难以糊口求生，真是度日如年哪！

  解放前夕，我和锡剧艺人王呆初等组建了联谊锡剧团，常在阊门外小荒场演出，好不容易盼到苏州解放，从此我和我所在的剧团获得了新生。在苏州市委宣传部的关怀与指导下，建立民主办团制度，我被推选担任剧团团长，王呆初任副团长，1950年将剧团改名“苏州市联谊锡剧团”。

  新时代迫切需要我们演新戏，在苏州市文联帮助下，剧团立即编排了反映现实生活的《解放前后》，参加1950年苏州市春节戏曲演出竞赛，荣获演出奖，我也获得了个人表演奖。接着赶排《刘胡兰》，剧中刘胡兰由我饰演。我为自己能演这样的英雄人物感到自豪，暗暗下定决心，要以刘胡兰的革命精神唱好戏，演好戏。在1951年庆祝建党卅周年期间，该剧在开明大戏院公演，连演14场，天天满座。我们就带着这个戏，到部队、工厂去巡回演出，受到热烈欢迎。最难忘怀的是到苏纶纺织厂的演出。我曾经在这个厂当过女童工，工人姐妹们特别亲切，他们看到我主演刘胡兰演得成功，纷纷热烈祝贺，觉得这是纺织女工的自豪与光荣。在苏州妇代会演出后，代表们要求我签名留念；此后每次演完戏，总有观众排队要我签名，使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特别是在部队演出，当演到刘胡兰就义时，在场的全体官兵一齐肃立致敬，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肃穆庄重的场面，心里十分激动。英雄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同时也在教育与鼓舞着我，对转变我的世界观，改造我的人生观，下决心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是极大的激励与推动。

  新中国第一部新婚姻法颁布后，剧团积极配合进行宣传，先后排演了《姐妹翻身》、《新事新办》、《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剧目，下乡巡回演出。有一个童养媳看了《姐妹翻身》后，毅然向婆婆提出解除婚约。这件事使我受到极大的震动，我开始看到了戏曲艺术的社会效果。从前为糊口唱戏的“戏化子”，今天变成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工作者”，我深知这个变化来之不易，必须好好珍惜。我全身心投入锡剧事业，团结全团艺人排好戏、演好戏，热情为基层演出。我的工作得到了领导和观众的肯定，我先后被选为苏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文艺委员、苏州市妇联委员，兼任文艺工会女工部部长。

送戏下乡  送戏上门 

  1952年10月，根据苏南行政公署的决定，我们剧团划归吴江县领导，将“苏州联谊锡剧团”改名为“吴江县锡剧团”。我身为团长，深知肩上的担子不是减轻，而是更重了。当时全国正在轰轰烈烈掀起抗美援朝运动，剧团遵照领导要求立即带上新戏《刘胡兰》下乡巡回演出。刘胡兰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深深感染了广大观众，尤其是那些年轻人，看过戏后纷纷踊跃报名参军。还把我们的剧团叫作“刘胡兰剧团”。庙港乡有个18岁的年轻村长带头报名参军，后来他复员回来看到我，说：“我是看了你演出的刘胡兰后报名参加抗美援朝的，我把志愿慰问团送给我的一支盒牙刷转送给你作个纪念吧。”我觉得这纪念品十分珍贵，一直保存着，数十年来，我和这位复员军人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

  从苏州市区到吴江农村演戏，这是一个不小的转折，我们面临着种种困难的考验。从1952年到1965年，剧团下乡演戏基本上都是露天舞台。寒冬腊月，我们把戏台搭成面向北方，让农民兄弟朝南看戏免吹西北风。一次演出《白毛女》，正逢天下大雪，舞台上积满了雪，我们踏雪照常演戏。还有一次，演《樊梨花》演了一半，忽然下起雨来了，观众不愿散场，演员冒雨坚持。花鞋湿了穿上套鞋；怕剧装淋湿，演太监的演员替扮皇帝的演员撑伞，直到把戏演完。逢到炎夏，露天台上锣鼓响，绿树丛中“知了”（蝉）叫，干扰很大。那时没有扩音设备，演员只得竭力亮开嗓音，同“知了”唱对台戏，一场戏演完，不知要流多少汗水。

  下乡演出中不断与困难斗争，使我们的意志得到得到了锻练。下乡多了，结识的农民也多了，还增进了友谊，不管到哪里演出，大家把我们当作兄弟姐妹一样，热情相待，亲密无间。使我格外感动的，是1970年冬天在庙港演出结束，戏船开出以后，不料大雪纷飞，在茫茫太湖里迷失了方向，天色渐渐黑暗，演员又饿又冷又急。戏船漂泊到七都乡双郎墩湖面，当地农民得悉后立即出动，从风雪中把我们接回家中，烧饭摊稻柴铺，安置我们吃饱困暖。有一对新婚夫妻，把结婚用的新棉被全部搬了出来，让我们盖，真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实践使我们逐渐认识到，农民需要看我们的戏，我们也离不开广大农民，久而久之，“立足本县，送戏下乡”便成为剧团的演出准则。到1965年为止，我团不仅跑遍了全县23个公社、7个大镇，而且深入大队，建立了130多个演出点，剧团的锣鼓几乎响遍了吴江县农村的每一个角落。送戏下乡成为传统后，持之以恒，从不终止，以1981年为例，仅上半年就演出237场，其中在本县农村演出156场，外县农村演出66场，下乡演出场次占总场次的94.5％。

  送戏下乡，一定要送好戏下乡，这是拿什么样的精神食粮给农民观众，是能不能坚持正确文艺方向的原则问题，我认为不能有丝毫含糊。1957年夏季，有人提出现在剧目开放，要演出原本禁演的《杀子报》、《探阴山》，说：“别的剧团能演，我们为什么不能演?”我把情况向领导作了汇报，然后与团委一班人以及党、团员统一思想，再发动全团艺人学习“双百”方针，准确理解与把握剧目的开放，最后终于达到了共识：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不利于人民身心健康的坏戏，不应该上演。

  演好戏，必须不断丰富剧目，为此我请回离团老艺人、动员团内老演员王呆初、马明忠、姚家兰等人，和他们一起挖掘、整理《樊梨花》、《顾鼎臣》等大型锡剧传统戏。另一方面，积极支持我团的青年编剧创作、排演新编历史剧《魏征拜相》(骆黎明创作)。同时，还采取专业与业余创作相结合的形式，鼓励创作反映现实生活的现代戏，先后创作演出了《大年夜》、《两只摇篮》、《几粒谷》(贾俊创作)、《风雨江南》(杨正吾编导)、《三喊糯米团》、《无形的锁链》等一批小戏。其中1964年下半年，由我团严仁荣、许龙生执笔，根据单志良原作《吃年夜饭》改编的《大年夜》，参加华东现代戏曲观摩演出获优秀剧目奖，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后，向台湾同胞播放。

  剧团长期坚持下乡演出，坚持演好戏，1960年受到国家文化部嘉奖，授予“红旗剧团”荣誉称号，进入了当时8个全国红旗剧团的先进行列。

作表率办团同心  葆青春艺术求精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又担任团长职务，深知自己一言一行的影响，必须以身作则，当好表率，去带动全体演职员办好团演好戏。尤其是人到老年时，身体与精力都差，考验更为严峻，我也毫不宽容自己，遇到困难，咬咬牙闯过去，激励自己过好“三关”。

   一是家庭关。1952年剧团原班人马一起到吴江安家落户，苏州文联得知我爱人老张没有工作，第二年推荐去常熟县锡剧团任总务。夫妻分居两地，一年难得见几面，我从不因此影响工作。直到1956年，老张回到松陵镇，安排在一家饭店当会计，我经常下乡演戏，团聚机会也不多，我也从无怨言。年老后，老张多病，我把在上海的姐姐请来帮助照料，尽量做到不因家庭拖累而影响下乡演出。

  二是生活关。长期到农村演出生活比较艰苦。有一次安排住房时，有一间多年未用的灶屋，屋前是鸭棚，臭气熏人，地面潮湿，我和一位老演员住了进去。老演员住一夜就生病了，被送回家休息。党委领导知道后，几次劝我搬场，我坚持住下来，整整住了10天。我能吃苦在前，全团同志也都不畏艰难。

  三是身体关。随着年龄的增大，健康水平开始下降，常常带病随团下乡。1979年春节，小分队安排去八坼公社演出，不料大年夜我胆结石和胃炎并发，需要卧床吊盐水。年初一，我拔掉针头，由老伴陪同，仍然准时上台演出。尽管两腿无力，耳朵里嗡嗡叫，但看到观众乐滋滋地看戏，也就鼓起精神，坚持把戏演好演完。年初二，一位青年演员嗓子失音，我知道后，天一亮就去叩药房门购药，幸好吃药及时，没有影响演出。接着，有位中年演员回宜兴过年，因下大雪交通阻塞不能按时返回，我连夜阅读剧本，第二天把她所演《柜中缘》中的老旦顶上去。八坼农民看到我一人前后演两个角色，都说看戏看得格外开心。

  50年代初剧团刚到吴江时，条件十分简陋，下乡演戏靠的是l条运输船、10块幕布、3只汽油灯和一些简单的戏装道具。论生活，那就更加艰苦，所有演员5年没拿过工资，除了吃饭，每月只发给每人一点零用钱。略有积余时，都用来添置剧团的设备。1954年举办华东戏曲会演，我被抽调到省里，集中时先发给我60元工资。我从来没有拿到过这么多钱，很想做两件新衣服，可是一想到剧团的艰苦条件，立即改变了主意，毅然将这笔钱寄回了团里。我和全团同志就凭这不畏艰难困苦的精神，一股为农民服务的满腔热情，才能矢志不渝地深深扎根在农村，而且剧团财产也从无到有，至1965年时，共添置了价值10000多元的戏装、道具、灯光、布景，还积累了公积金14000多元。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国拨乱反正，剧团走出“文革”误区，又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一年，剧团继续发扬送戏下乡光荣传统，取得了“四个超历史”的显著成绩：(一)一年排8台戏(5台大戏、3台小戏)，剧目数量超历史；(二)一年共演出498场，演出总场次超历史；(三)一年下乡演出362场，下乡演出场次超历史；(四)一年共收入78100元，全年票房收入超历史。

  一个演员想要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相当重要的一条是具有精湛的演技，因此，数十年间我十分重视抓艺术质量的不断提高。解放前，有些老艺人是轻易不教拿手戏的，我开始学戏时，好些台上功夫是靠“讨戏”、“偷戏”、“买戏”得到的，好难呀!解放后，党为文艺工作者提供了发展技艺的良好环境，对此我倍加珍惜。为了提高剧目质量与表演技巧，我对曾演过多年的传统戏《三请樊梨花》作了反复加工提炼，使之成为颇有影响的保留剧目。这个戏原为幕表戏，共10本，1956年开始整理时，力求精练，浓缩为3本；1978年再度加工，突出“三请”，又将戏集中成l本。加工提高中，我不拘泥于传统程式，注意吸收其它剧种的长处，达到文武兼备，唱做俱全。尤其在唱腔设计方面，借鉴淮剧“连环句”等衍变为长句或长短不一、流利自由的“大陆连环板”，设计了72个“为你冤家薛丁山”的唱段，使“三请”面目一新，再现光采。这一年在苏州人民剧场公演，连满10天，进胥江大戏院后，又连满12天，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72个“为你冤家薛丁山”唱腔自成一格，已被收入《中国音乐集成》。在1961年参加省文化厅组织的锡剧著名演员流派会演中，六个孟丽君（姚澄、梅兰珍、沈佩华、薛静珍、沈素珍、姚梅凤）同台演出，我和张雅乐演《君臣游园》一折，后列入《锡剧名家名剧集锦》。早在1954年华东地区戏曲会演中，我曾获“演员二等奖”。1956年苏州市戏曲会演，又获“优秀演员奖”，1957年省组织会演，再次获得“演员二等奖”。这些荣誉对我来说，每一次都是一个鞭策，促使我在艺术上不断进取，为逐步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奠定良好基础。

  在培养青年演员以使锡剧艺术后继有人方面，我和团里老艺人也都倾注了一定心血。我们采取现身说法、处处示范，事事指点，逐步提高他们的基本功。仅80年代前期，就有8位青年演员参加地区会演时获奖，其中王小坤还获得了优秀青年演员奖。我主演的“三请”，毫无保留地传帮带，先后传授三代，观众戏称“三代樊梨花”。

  在吴江县锡剧团工作30多年，我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和剧团团长的应以职责，党和人民给了我很高的荣誉。1960年，我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1964年，又参加全国剧团团长会议。1982年，被全国农村文化艺术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还先后被评为省先进工作者、省劳动模范、省三八红旗手，并被推选为省五届、六届人民代表和县人大常委会委员。1996年12月，我又被列入《中华劳模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