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老对南明史的研究和著述

  亚子先生是我本家叔叔（我小时叫他安如叔，后来叫他亚叔）。他一生革命事迹，早为世人所共知。

  他是个坚定的民主战士，既积极参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且坚决拥护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又是个站在反清、抗日第一线的爱国诗人。他的反清，并不仅仅局限于恢复汉族江山的旧民族思想，更主要的是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一起来推翻满清皇室的统治，建立民国即旧民主主义共和国。所以，他的反清爱国超越了汉族旧有民族主义的范畴，是爱护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是与抗日爱国的民族思想相一致的。我便从这一方面来探讨他对南明史的研究和著述。

  早在清光绪28年，亚叔十六岁时，便写了《郑成功传》，下年，继续写毕《夏完淳传略》、《读南疆逸史》二文，从此更广泛地涉猎南明史乘。并诵读当时具有民族气节的顾炎武、张煌言、夏完淳等人的诗集，初步奠定了对南明史方面的研究。此时，邓实等人在上海举办国粹学社，后改组为神州国光社，从事搜集、挖掘有关清时认为禁书的南明史料，包括各种野史、笔记、杂录、日记如《扬州十日》等等。汇集编成名为《痛史》的一部丛书，刊行出版。在此过程中，亚叔和陈巢南先生都是有力的拥护者并参与者。

  由此可见，亚叔在青年时期，即从事对南明史料的搜集和研究。他对南明史料的如此关切，是否因清方官修《明史》尚有许多遗漏之处，而作拾遗补缺之想？这一方面，固然也有其因素在内，而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南明史实来作反清宣传，唤起民族觉悟，宣扬民族气节，鼓动革命，号召国内外有志之士，共同反对清政府的反动统治，达到推翻清廷，结束帝制，实现旧民主主义革命这样一个目的。他崇拜民族英雄，仰慕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的为人，自己改名为柳弃疾，这也是他反清民族思想的具体表现。总之，他这一时期搜集、研究南明史料的目的，是为了反清，把南明史料作为反清的工具，为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目的服务。由此可见，他从事南明史方面的研究工作，一开始便具有远大抱负，并不单纯为治学而学。他这一方面的思想行动。到了抗战时期，更为发扬光大。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步步深入，国民党军队一路溃退，又造成一次极大民族危机，上海成了孤岛。亚叔目睹时艰，国事全非，忧愤交集，于是便在旧有基础上，埋头于《南明史》的著述。他在黎里故乡时，长期征集、搜购书藉、文献，尤其是本乡吴江方面的文献，搜藏极富，故手中有足够资料。此时，上海的钱杏村（阿英）先生又替他弄到南明史料数百种，更从郑振铎先生处，借到《南疆逸史》56卷足本，是大兴傅以礼长恩阁抄本，比普通本子多12卷，是作者温睿临晚年定的稿，比普通本增添了不少内容，亚叔化了二十天功夫，把增添的12卷全部抄录下来。于是他手中资料，更为充实了。1939年3月写就《南明纪年史纲》（即《南明史纲》）初稿四卷，并附《南明历日表》一卷。1940年4月到10月又陆续完成南明传纪十三篇。计有：《夏允彝、完淳父子合传》、《杨娥传》、《吴昜传》、《孙璋传》、《吴志葵传》、《徐弘基传》、《周之藩传》、《赵夫人传》、《郭良璞传》、《吴炎、潘柽章合传》、《王锡阐、戴笠合传》、《南明吴江抗虏烈士吴日生传》、《江左少年夏完淳传》，后两篇是用语体文写的。同时，又重订《南明史纲》，得六卷（第二次稿本）。下月（11月）又写了《我的南明史料经过》一文，叙述了他对南明史料的搜集和写作过程。同月，《南明后妃、宗藩志》的初稿也完成。此时上海租界上汉奸横行，暗杀和绑架事出不穷，很不安全。于是亚叔南行之志遂决，便于此年12月乘船到香港，赁居于九龙柯士甸道，而前时所搜集的南明书藉数百种，悉数携去。1941年，亚叔在港继续进行《南明史》的著述。2月，修订《南明纪年史纲》毕，扩成八卷，每卷一编，这是该书的第三稿。并补辑屈大钧《皇明四朝成仁录》目次完毕。此年，他又在茅盾先生所主持的《笔谈》期刊上发表《一年来对于南明史料的工作》报告。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亚叔仓促出走，潜赴内地，一切书藉稿件，均未携带。1942年10月，亚叔在桂林续撰《回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和《续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二文，12月，更撰《羿楼旧藏南明史料书目提要》一文。1943年1月与广西通志馆朱荫龙先生同拟《南明史编纂意见书》一份。1944年5月，亚叔在桂林被推为南明史社社长，该社又辑成《南明纪年》、《南明纪事本末》、《南明史》等条例一则，规划甚大，惜无经济条件，未能实现。9月亚叔转移重庆。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他也不再从事南明史方面的著述了。

  这一时期，是亚叔对南明史料研究和著述的主要时期。其搜集之广，用功之勤，成果之大，远远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时期。在时间上，从1938年到1944年，可以说同抗战相始终，这也不是偶然的。他所以著述《南明史》，是与抗战密不可分的，是他爱国民族主义思想又一次的具体表现。他主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写《南明史》的主题思想。在著述过程中，更广泛地、深刻地申述和呼号民族危机，宣扬民族气节，并从这一段历史中来吸取教训。若弘光政权内部的内讧，便促使清兵渡江与南都的覆没。嗣后，鲁监国与唐王聿键之间的争立和磨擦，聿键之弟聿金粤与桂王由榔之间的磨擦，永历政权对大顺农民军馀部李过、高一功等的歧视，不能做到真诚的支持和合作，永历朝臣对大西农民军的歧视，大西军内孙可望与李定国的分裂，都抵消、削弱了抗清力量，导致南明的最后灭亡。前车之鉴，足以为抗战当局与全国民众在抗战前途问题上，上了一堂重要的课。更具体地说，亚叔对《南明史》的著述，是为了抗战而“用”，是古为今用的最好典范。与当时党的民族战线思想，是完全符合的。因此他在著述《南明史》的同时，又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反发动的皖南事变，与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等发表了谴责重庆国民党政府的联合宣言，这份宣言，就是他起草的。因此可以说，他写《南明史》是为了抗战，反对皖南事变也是为了抗战，这两件事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是他抗日爱国民族思想的结晶。

  由此可见，亚叔青年时期的搜集、研究、出版南明史料，是为了反清，作为反清工具，而这一段时间的研究、著述《南明史》，又是为了抗日，作为抗日工具。在不同时期内起着不同的作用，但同样产生着广泛的影响，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他永远站在人类进步和光明的一面。反清，抗日虽则其对立面有所不同。但他的爱国民族民主思想却前后一致。“磨剑室”和“羿楼”的命名就是体现亚叔真不愧为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族民主主义的坚定战士。

  本人再从史料的角度上来探索亚叔对《南明史》的著述和研究。

  清代官修《明史》，虽起自顺治二年，但至康熙十八年正式开局，设博学鸿儒科，征集全国饱学之士，到京编纂。嗣后，屡经易人，时停时修，直至乾隆四年才告完成，历时六十年。这部官修史书。不仅具有阶级偏见，而且亦抱有深刻的民族偏见。对于南明这段历史，在弘光、隆武、永历三个南明皇帝的处理上，煞费心机。前一阶段，把这三个南明政权的史实，附载于崇祯《思宗庄烈帝本纪》之后（见王鸿绪《明史稿》），最后索性把他们插入明代各帝子孙的《诸王传》内（《明史》卷116—120），不仅事迹不详，而且在史文里，又加上一“伪”字，如“伪号弘光”、“伪号绍武”、“伪号永历”等等，而对于他们的结局，如弘光只说“以归京师”、隆武“死于福州”、永历“死于云南”，而从未提到具体被杀情况。若鲁监国则更云：“（郑）成功使人沉之海中”，作了如此不正确记载。其用意无非把他们仍旧当作一个明室藩王看待，他们所建立的政权是“伪”的，不承认这些小朝廷的存在，不承认他们是朱明的继续。从而全面地来缩小他们的影响，至于南明抗清诸臣以及各将领，亦未完全给他们立传。《明史》如此编写，确实不全面，其遗漏之处甚多。故在《明史》编写过程中，在史局诸人，颇有争论，但在清廷压力下，就完全遵照清方意图办事，草草终局。此时，身在史局之中的万斯同，见此情况，便把编馀史料，交给温睿临，由他另立一书，睿临又搜集其它野史四十馀种，合万稿在一起校订，编写出了《南疆逸史》，以补《明史》在南明方面的不足，而且把弘光等各朝列为《纪略》，承认这些抗清政权的存在，亦比较实事求是的。后来到清道光年间，徐鼒在这基础上，又编写了《小腆纪年》和《小腆纪传》，但是他们都在清皇朝的统治下，未敢把反清的民族意识，提到日程上来。到了清末，反清思潮涌起，各种禁书陆续出现。亚叔作为一个民族、民主战士，把南明史料作为反清工具，广为搜集；到了抗战时期，更进一步潜心著述，又作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武器，确是用心良苦。而手中所积资料，亦远远超过《南疆逸史》的作者温睿临。若从史料这个角度来看，他的《南明史》方面的著述，是超越前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