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变迁》第十七章 依拓盛泽镇，丝织显活力

第十七章  依拓盛泽镇，丝织显活力 

丝绸织造既是开弦弓村集体工业的主体，也是开弦弓村个体私营经济的重要行业。而且，个体私营丝织业同样是借助了盛泽镇织造优势这一重要的外部条件。所以，在详细记述开弦弓村村民发展个体私营丝织企业、以及依拓丝织业发展自己的事业之前，有必要先概要介绍盛泽丝绸和东方丝绸市场的历史和现状。

一、丝绸巨镇，万商云集蕴商机

盛泽镇位于吴江东南隅，地处江浙两省之缘，是著名的丝绸产销重镇，历史上与苏州、杭州、湖州共称“四大绸都”。据周德华《盛泽丝绸发展史料补缀》[①]和朱云云《盛泽丝绸的历史和现状》[②]等资料分析：

明朝初期，盛泽还是一个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普通村庄，却因顺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承上启下，发扬光大，集锦绣于一镇，扬芳名于四海，丝绸织造手艺世代相传，技术精益求精，成为江南一绝。至洪熙、宣德年间（1425—1435年），家庭织绸已很普遍，成为当地农村重要的手工业。经成化（1465年）、弘治（1488年）等时期的发展，盛泽镇出现了以社会分工和雇用劳动力为特征的现代工业的萌芽——工场手工业。

进入明嘉靖年间，盛泽丝绸工场手工业得到发展，开始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冯梦龙在《醒世恒言》里有一段对盛泽镇的精彩描写，摘要和概述如下：

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

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最盛。这盛泽镇上有一人，姓施名复，夫妻两口儿最初仅有一张绸机，由于精于养蚕、缫丝、织绸，织下的绸光彩润泽，拿上市去都增价竞买，比往常多添银子。夫妻俩省吃俭用，尽夜营运，不下十年，就长有数千金家事，又买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开起三四十张绸机，施复之富，冠于一镇。[③]

这时期的盛泽镇，丝绸品种已有绫、罗、绸、纱、绢之分，花素、长短、轻重也有一定规格，农村经济开始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走向商品生产。所产丝绸销往中原各地，并作为贡品，进献皇宫宗室。

至清乾隆九年（1745年），盛泽全镇已有居民4436户，人口16682人。全国各地采购丝绸的商人，带了巨款云集盛泽，街道上行人“摩肩连袂”，市河里“舟楫塞港”。各地为了便于采购盛绸，保护同乡商人的利益，或借盛泽繁荣市面立业谋生，纷纷在盛泽买地产建会馆，先后建立会馆10余处，作为同乡人固定的贸易和服务机构。这些建筑华丽的会馆，一方面拓宽了盛绸的销售渠道，另一方面也为外地移民来盛泽经营丝绸和从事服务业创造了条件。在一个镇上，建立这样多的商业会馆，在我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到清朝后期，盛绸的织造水平已相当高超，花色品种越来越多，以织绸为主要生计的农户遍及周围乡村。据周德华翻译的上海海关资料反映：清光绪五年（1880年），英国人E-罗契受海关派遣，到江南作为期37天的丝绸生产调查。其资料证明，当时盛泽拥有织机8000台，超过苏州（5500台）、湖州（4000台）、杭州（3000台）、绍兴（1600台）、唯亭（500台）等地。在盛绸中，有记录的丝绸品种，有罗通纱、丹线绫、金银罗、纺绸、素绸、花绢、丝巾等56项，产品不但销往国内，而且外贸出口已占很大比重。

自道光以后，盛泽镇上绸行应运而生，相继成立六七十家，形成专业绸市。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出版的《无锡区汇览》上，有这样一段记载：“盛泽有一特区，即所谓‘庄面上’，在镇之东南部，为绸类买卖之集散地，每日上午八九时至下午三四时止，绸之营业总数，每年约五六百万金。”庄面旧址在今盛泽花园街南、庄面一弄、二弄、庄横头、和徽州弄等组成的区域内。“庄面上”是盛泽镇上绸行绸庄的集中地，它与周围丝行、染练作坊、和开设在上海、汉口、南京等地的分行，组成一个功能齐全、辐射面广阔的丝绸销售网络。分散在周围农村的众多织造农户，通过庄面上的专门人员，卖掉手中的绸匹，再从设在庄面上的丝行买回蚕丝，开始再生产。

庄面的销售形式延续到1952年前后。从1955年起，经过工商业改造，逐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原来主要分散在农村的家庭丝织业，被“四新一染”5家国营丝织大厂所取代。同时，庄面的丝绸集散的商业功能，亦由国家商业机构和外贸公司所代替。

二、店多成市，市场魔力看“东方”

开革开放后，盛泽丝绸业得到快速发展，出现了国营、大集体厂与乡镇集体丝织企业并驾齐驱的局面。从1984年开始，盛泽各大厂纷纷利用出口创汇的有利条件，先后从日本、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工业发达国家，引进喷水、剑杆、片梭等无梭织机及染整设备，生产面貌焕然一新。1986年3月，朱云云参加市政府组织对盛泽镇的调查，在调查报告中记录了以下数据：

1985年，盛泽全镇（包括当时的盛泽乡）人口6.59万人，其中市镇在册人口2.74万人；工业产值5.51亿元，其中丝绸企业产值4.83亿元；丝织企业27家，印染厂2家，化纤厂2家，丝绸研究所、试样厂、丝绸中专各1所；丝绸企业职工24850人，拥有丝织机5239台，年产丝绸织品7322万米，平均日产丝织品20万米；外贸出口真丝绸2196万米，创汇5179万美元，占全国真丝绸出口量的六分之一。全年消耗茧丝1836吨，化纤丝3818吨；销售丝绸织品的单位93家，销售量5065万米，平均日销售量达到14万米。

根据调查情况，市政府决定依拓基础深厚、迅速发展的盛泽丝绸工业，创建丝绸专业市场，并在盛泽召开现场办公会议。分管工业的副县长朱士声提议，名称就叫“东方丝绸市场”。与会人士提出4个办场地点：镇北、镇西北、老庄面、钢丝绳厂原址等。各有道理，争执不下。时任吴江县县长于广洲，果断地说：“市场选址由盛泽镇政府调查决定”，一锤定音。几天后，盛泽镇政府提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市场选址：镇西西白漾围垦田。

西白漾原是碧波荡漾的湖泊，总面积460多公顷，1969年在“以粮为纲”的号召下，大部分水面被围垦，成为镇西一片农田。今办成丝绸专业市场，却蒸蒸日上，兴盛发达。所以有人诙谐地说：“盛泽镇区己是低地，八十年代大水年辰，工人在车间里捉鱼，经济却十分发达。想不到最红火、最兴旺的丝绸市场，却在更低的西白漾里兴起。真是盛泽盛泽，兴盛之泽。”

1986年10月11日，东方丝绸市场开业（后称一期工程），仅有门市部（店面）146个，占地仅8000平方米，市场气氛十分冷清。因为市场所处位置偏避，是很少有人走到的镇郊冷落之地。经县政府再三动员，并把市场的建设任务推派给各乡镇后，盛泽各大厂和全县各乡镇，才以开设门市部的形式出资建设和动员企业进市场，展销本企业丝织产品。

但是，开业不到一个月，市场就热闹起来了。来场客商日益增多，丝绸销售量越来越大，出现了“店多成市”的奇迹。开始时抱怀疑态度的企业，也纷纷要求进场，以后几年市场连续扩建，商铺供不应求，市场魔力逾显强劲。据开弦弓村老书记沈春荣回忆：

当时庙港乡工业薄弱，开弦弓村村丝织厂是乡里的骨干企业，所以县里分配给庙港乡进市场的任务，由乡工业公司硬性压给开弦弓村。村里出资7000元，在东方丝绸市场内建设一间门市部。但是，门市部建好后，却有庙港乡工业公司经营，成为乡里的资产。东方丝绸市场形成规模后，销售渠道打开了，对开弦弓村丝织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至2006年，盛泽全镇本地人口13 万人，外地人口15 万人。东方丝绸市场占地面积达30万平方米，场内设丝绸仿真丝面料和化纤原料等两千多个花色品种，九个交易区及一个仓储中心，常年入驻的公司及经营户4300 多家，年交易额超过300 亿元。东方丝绸市场就象一台功力巨大的发动机，推动着盛泽镇和周边乡镇1800 多家丝织企业，7万台无梭织和大量有梭织机的运转。丝绸织品辐射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出口世界8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东方丝绸市场名列全国十大工业品批发市场之一，江苏省十大专业市场之首。

尽管开弦弓村与盛泽镇相距30多公里，两地之间隔有平望、梅埝、震泽等乡镇，但是开弦弓村与盛泽却天生有着很深的缘份。1978年，由盛泽镇插队在村里的知识青年牵线，确立创办红卫丝织厂的计划，并选派村里的青年去盛泽国营丝织厂培训。最早投产的6台k611织机，是用收购来的3吨废旧钢材，到盛泽镇华生纺机厂提的货。生产的丝织产品（俗称面料），也是主要通过盛泽东方丝绸市场，销售到全国各地。

九十年代中期，村办集体企业彻底亏损后，村民继续借助与盛泽之间建立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仍然把丝织业作为发展工业的重要方向。到2007年底，全村有个体私营丝织企业8家，其中3家办在村外，老式铁木结构的k611织机已淘汰，代之而起的是技术含量高的喷水织机。其中最为成功的是周永林、饶贵龙和周全锋等村民，他们不但熟悉盛泽，而且成功地依拓盛泽发展了自己的事业。

三、休学学艺，江村织厂当厂长

为了理清开弦弓村个体丝织企业创办和发展的情况，我们先访问了村里最大的个体丝织厂厂长周永林。

周永林开弦弓村十组村民，1962年生。读高中时，听到村里要办丝织厂，就放弃了高中学业，由村里委派到盛泽国营新华丝织厂学艺。回村后，进大队（村）丝织厂当保全工。他在村里当过集体丝织厂厂长、村主任、村经济合作社主任、村书记，中间还在盛泽东方丝绸市场做过几年生意。现在，他拥有两家丝织厂，一家叫江村丝绸有限公司，在原来的村办集体丝织厂的旧址上。另一家是与一位庙港朋友合办的联诚丝织厂。

周永林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里，父亲周兴传（1937年生）和母亲谭林珍（1939年生），都是开弦弓村土生土长的村民。妻子陆月芬，1963年生，高中文化。她与周永林一样，也是第一批进村办丝织厂的工人，具有戏剧性的关系是，夫妻俩人还是丝织业内同心同德的行家。陆月芬与周永林谈恋爱之前，两人都是村办丝织厂的副厂长。周永林分管设备，陆月芬分管生产。1986年，周永林升任厂长后，她为了支持周永林的工作，主动要求辞去副厂长，担任生产科长。女儿周菁菁，1987年生，在苏州科技学院本科，学环境工程专业。一家三代人，文化教育的程度一代比一代高，生动反映了开弦弓村变迁的一个侧面。

我们来到周永林的江村丝绸有限公司，走进厂区就象是当年参观村办集体丝织厂一样，自然而然地联想起这里曾经轰轰烈烈十几年的开弦弓村丝织厂。但是，还是这个大门，还是这片厂房，早几年来这里时，集体企业已经资不抵债，工人都已回家，车间里积满灰尘，窗户玻璃破碎，墙角堆满垃圾，是满目破落景象。

而今天在这片老厂区里，企业的性质已由集体转成个体。一排排丝织机重新转起来了，车间的窗户又明亮了。呈现在面前是一片生机勃勃，兴旺发达的景象，社会变迁之速实在令人惊奇和感慨。最为新奇的是，在“集体厂长”和“个体老板”两个角色的转换，都落在了周永林一个人的身上。访谈时，周永林向我们介绍了自己的创业经历：

1978年，我16岁，还在读高中，兄弟读初中，家里十分困难。这一年大队要办丝织厂，要尽快培训技工。负责办厂的是担任村团支部书记的谭汉文，他给我两个选择，一是当团支书，二是学保全工。当时农村里对读书还不太重视，全大队只有4人读高中，多数同龄青年都已参加生产队劳动。我想早点参加工作，减轻一点父母的负担，所以选择了学技术。不等高中毕业，我就走出校门，到盛泽新华丝织厂学保全工。

我到了盛泽新华丝织厂，跟的师傅叫赵好生，他父亲是厂里的厂长，女儿就是大队里的插队青年赵金妹。村里办丝织厂主要靠插青的关系，而且村里在合作医疗、学校教育等方面，都得到插青父母的支持。开始时，我跟着师傅走，看师傅怎样维修设备，熟悉后就成了师傅的助手，配合师傅搞设备检修、大修、调试等工作。

学习3个月，我回村做保全工，这是一行属于技术性强的工作，从安装设备开始做起，到平时的设备维修保养。从中能学到技术，但劳动强度很大，责任性很强，一有设备出故障，就要及时修理，减少停机损失。所以保全工的工资要比挡车工高一点，每月工资30元。当时叫转队工资，先由厂里把钱转到所在生产队，记工分，年底参加分红，实际拿到的钱低于30元，但能分到一份工分粮，粮食在集体化时期一直是紧张的。

1982年，红卫、立新两村合并，两村原各有一个丝织厂，因为是同一行业，为了便于管理和发展，合并成一个厂。在清溪河北面的稻田里建造新厂房，成立开弦弓村丝织厂。1983年下半年开工，新旧绸机共54台，我在新厂当保全工组的组长，谭汉文当厂长。下半年我当副厂长，负责设备，妻子陆月芬也当副厂长，分管生产。三年后，1986年我当厂长。因为工厂是集体的，为了便于工作，我向村里提出，对妻子的工作作了调整，降为生产科长。1990年下半年，我担任开弦弓村经济合作社社长。

四、离厂从商  夫妻双双把店开

周永林为人谦和，聪明而有技术，不但群众基础好，而且深得领导信任。从一个村的范围看，在他被推选盛泽学艺，到担任组长、副厂长、厂长、社长的十多年里，可谓一帆风顺，士途通畅。但是在周永林的内心深处，却是“官”做得越大，越感到不是滋味，最后萌发了走出开弦弓村，自己闯市场的想法。

周永林对集体厂的弊端早已看得很清楚，作主人多、管理人多，有人无事做，有事无人做，表面上大家负责，出了问题大家都没有责任，名义上厂长是一厂之长，但是厂里出了点问题时，厂长很难处理。但是，真正使周永林下决心离村，其中还有一段不小的插曲。

1991年，从上到下要求乡村工业加快发展速度。村、镇干部考虑，必须增加对村办工业的投入，村里没有这么多钱，怎么办呢？办法是与大厂搞联营，利用对方的资金、设备和技术，加快村办企业的发展，被称为：“借鸡生蛋”。但是非亲非故，单相思难结良缘。最后请出老县长于孟达当“红娘”，在他的促成下，盛泽乡办大厂工艺织造厂同意与开弦弓村联营，投入丝织机20台和拈丝车等一批前道设备。

但是，双方都是集体企业，具体运作中，双方人员责任性差，相互扯皮的事情多。联营后，实际效果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好，半年没有出效益，反而亏损了50万元，到年底工人工资发不出。时任村经济合作社社长周永林，大年三十前，连续3个夜晚，与会计一起到对方厂里商量，总算拔来20万元，解决了工人工资。

到1993年3月，联营厂的效益还是上不去，镇党委书记找周永林谈话。对他说：“联营厂不要搞了，还是村里单独搞，由你回厂当厂长。”但周永林心里明白，联营关系解散后，企业的困难更大了，而且上下都在作主，对这个左右为难的厂长实在不敢去当。而且，当时在周边地区的南麻、坛丘等乡镇都已开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而庙港依然限制私人办厂，所以周永林感到集体厂前途越来越渺茫了，当场拒绝了镇党委书记提出的要求。不久，周永林被免去村经济合作社社长的职务，在家里闲居了几个月。

到了这一年的八月份，南麻有个朋友在一家集体厂里承包了16台织机，知道周永林懂技术、会管理，请他去帮助指导。条件是织出的面料由他包销，并可买掉后再付款。这样，身无分文的周永林，也做起了丝绸生意。年底，周永林在盛泽东方丝绸市场，承包了镇劳动服务公司的门市部，有了固定的经营场所。

东方丝绸市场开业初期，市场内都以集体名义开设门市部，销售本厂产品。这些门市部，从经理到职员都是本企业职工，拿固定工资和少量奖金。经营人员就是看看店、记记数，效益高低，与己无关。后来企业开始重视经营效益，推行承包制，每年门市部与企业签订合同，确定上交企业的利润。完成上交任务，多赚的钱都归经营者所得，调动了经营人员的积极性。

这种承包经营的做法，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的观念，但已带有市场经济的性质，很快在全场推广。实行承包后，使原来的集体门市部，增强了经营活力。同时，门市部承包后，企业所关心的主要目标是拿到每年的上交利润，至于店铺是本厂职工经营，还是厂外人员经营，己不重要了。这样就为私人进市场做生意，打通了一条现实的途径——承包门市部。周永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东方丝绸市场做生意。1994，妻子也从村办厂出来，夫妻俩一起在盛泽东方丝绸市场开店。

五、随机应变，办企业以厂为家

因为东方丝绸市场起步早，知名度高，客流量大，生意好做。周永林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货源上，和连襟（妻子的兄弟）轮流跑浙江湖州等地收购绸匹。湖州农村私人织绸很普遍，虽然农户织绸批量小，地点分散，靠勤苦一家一户地收坯布。当时交通和通讯条件还很差，周永林经常步行几十里，走到偏僻的农村里寻找丝织户。但是，这些不利条件，使产地与市场保持较大的差价，利润率高，一年算下来可赚几十万元。

在东方丝绸市场做了二三年生意后，各地的交通通讯条件改善得很快。做生意的人都有手机，价格高低，一只电话就了解得清清楚楚，市场行情越来越透明，经营利润越来越薄。在这种不利的形势面前，周永林认为，要把生意继续做下去，必须开避自己的生产基地。

1997年，开弦弓村丝织厂亏损倒闭，150台丝织机都卖给了村民，村里有几十户人家排了织机，开始家庭织造。平均每户2至6台，起码是2台，但前道设备仍然集中在村办厂里。这一年的下半年，周玉官接任村书记，请周永林回村承包。

10月份，他与村里签了3年合同，承包16台大卷装机，做丝织前道和加拈。大卷装机又称牵经车，把众多经线卷在滚筒上，为丝织前的主要准备工作。周永林把加工好的大卷装发给丝织农户加工织布，织好的布交给周永林销售，并付给织户加工费。大多数织户都是本村的，最多时（1999年）周永林外发加工的绸机有200多台。

这种发料加工的形式，对拥有少量织机的村民来说，简化了前道准备的工序，减少了进料、销售等经营环节，并具有稳定的加工费收入，受到村民的欢迎。而对周永林来说，可以减少织机一头的大量投资，轻松地建立了生产基地，为经营提供稳定的货源，有效地扩大了销售量，增加了经营收入。

但是，市场形势千变万化，原来村办丝织厂卖给村民的丝织机，都是用了十几年的k611旧织机，门幅只有1.1米至1.45米。而当时已开始时行喷水织机，织出面料门幅宽达2.4米至3.3米。老织机织出的狭幅面料，市场上越来越难销，利润越来越低。周永林做了3年多时间发料加工，再也做不下去了。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周永林又一次改变经营方式，他分几批买入喷水织机，淘汰落后的老式k611织机。2002年上半年，周永林成立江村丝绸有限公司，拥有喷水织机40台。2002年下半年，在镇开发区，与庙港朋友合资创办联诚丝织厂，安装喷水织机50台，两人各半，另聘厂长管理。2003年，周永林出资，从银行手里买回他已使用多年的村里的老厂房。这些厂房和土地，是村办企业倒闭后，原开弦弓丝织厂欠农信社400万元抵压贷款的部分抵压物。从此，周永林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工厂。

2003年3月，周永林担任开弦弓村村党总支书记。4年后的2007年，他主动向镇党委提出辞职，以便集中精力管理自己的工厂。按照“男主外、女主内”的农村传统习俗，周永林主管经营和销售，妻子陆月芬分管厂内管理和生产，父母亲在厂里做些杂务。一家人各尽所能，和睦相处，真正实现了集体厂时期提倡的一句口号：以厂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