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变迁》第十五章 家庭办工业，奋勇奔小康

第十五章  家庭办工业，奋勇奔小康

九十年代中期，开弦弓村村办集体工业彻底破产，落入“抚贫村”的行列。但是，开弦弓村仍然没有停止农村工业化的探索。全体村民在完全失去对集体经济的依赖和希望后，重新振作精神，挺起胸膛，坚定地迈出了发展个体家庭工业的步伐。有的拉横机、有的搞丝织、也有的外出做生意，可谓历经沧桑，自强不息。

在短短几年里，全村形成了以家庭羊毛衫编织、化纤织造为主体的家庭工业和股份制企业的工业群体。至2007年底，全村工业收入16880万元，开办家庭羊毛衫63家，拥有横机365台，年产羊毛衫近500万件，产值约8000万元。私营企业14家，从业人员690人，营业收入14348万元。其中丝织企业8家，拥有喷水织机近400台。从此，村民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人，一只只创家立业、发家致富的小故事组成了这一阶段变迁的主旋律。

一、启动民资，鼓励私人办工业

开弦弓村家庭私营工业的兴起，既是村民自发的创造性活动，又是在国家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大环境中，得到吴江市委“启动民资”的政策性鼓励和支持下发展起来的。所以在祥细介绍之前，先要回顾一下吴江全市的相关情况。

九十年代中期，苏南模式的集体乡镇工业如日落西山，暗然失色。一部分农民不顾政策上的反对，己在暗底里自发地创办家庭工业。如邻近开弦弓村的横扇镇搞家庭羊毛衫编织，盛泽、坛丘、南麻等镇合伙排丝织机等等。不少集体企业的干部看到浙江个体老板发财了，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也在心动，也想单独干。在这样的形势面前，苏南集体经济的乡村企业己经失去优势，亏损企业越来越多。

如果政策上再一成不变地坚持集体经济，不但无法挽回农村经济衰退的局面，而且政府必然与农民处于对立的位置上，打击农民奔小康的积极性。所以国营、集体企业的转制和鼓励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是形势所迫、大势所趋，这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适应，其结果不仅仅是量变，而且是质变。

1999年，吴江市委从全市实际出发，大胆实践和探索经济发展的新路子，提出以“三资（制）”（引进外资、启动民资、搞好改制）工作为重点的工作思路。一是紧紧抓住台资投资大陆的历史性机遇，改善投资环境，加大招商力度，大批台资电子企业落户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二是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方向，攻坚攻难，民进公退，全面完成了对原公有制企业和乡村集体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三是因势利导，营造政策放开、干部放手、业主放心的发展纷围，鼓励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

在长期坚持农村集体经济的苏南，吴江市率先打开了限制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大门，农民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投资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开始时，很多长期受左倾思想影响深的人，还难以摆脱“苏南模式”的限制，以及对私营经济的禁忌。就象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思想上不理解、有疑惑，认为辛辛苦苦几十年，又要走回头路了。

所以虽然吴江市委、市政府出台了鼓励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政策，但是社会上指责之声不绝于耳，个别村书记抱定“苏南模式”，守住集体经济，拖延了4年多时间，直到维持不下去了再转制。也有大报记者写信给市委书记汝留根，提出为什么办了几十年的乡村集体企业，今天都要转成私有制？名为探讨，实为责问。显然，当年在苏南地区敢于率先提出“民进公退”，当仁不让地支持农民发展家庭工业，在很短的时期里，把日见衰退的乡镇集体企业全部改制成股份制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是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的。

令我们不能忘怀的是，2000年春，费孝通先生二十四访江村，在家乡听取了市委书记汝留根关于开展“三资（制）”工作情况的汇报，知道农民收入增加了，十分高兴和赞赏。当场挥毫写下了“审时度势、倡行‘三资（制）’、功不自居、泽及桑苎”的条幅。在关键时刻，费老又一次站在农民利益的立场上，支持农民致富，支持农村工业化的进程。

二、当仁不让，老书记从容说改革

为了理清从坚持发展集体经济向鼓励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这一政策大转折的指导思想，我们专门访问了当年担任中共吴江市委书记的汝留根先生，他向我们介绍说：

国营、集体工业企业的改制和鼓励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这一件事情的发生，是形势所迫，而不是某一个人的主观臆想。或者说这是团结全市干部群众，为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奔小康的目标，共同完成了由公有制向私有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做了一件顺应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具体事情。

中国原来一直是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几千年没有富起来。历史的经验证明，农村经济无工不富，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农村工业化的探索，早已开始，费孝通先生在1936年一访江村时，他在《江村经济》中，记录了他的姐姐费达生与村民共同创办的股份制缫丝厂，就是一个十分宝贵和经典的例子。在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这种探索并没有停止，只是由于受到左倾政策的限制，步子放慢了，走了一段弯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后，大环境宽松了，苏南地区借助近海和依拓上海的地理优势，乡村工业得到迅猛的发展。

由于当时，国家实行的还是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还没有松动，在苏南地区仍然坚持在农业合作化基础上的集体经济道路，所以创办的乡村企业只能是集体性质的，被称为“苏南模式”。集体的乡村企业“责、权、利”不清、管理混乱等弊端，一开始就存在，只是被发展的表象所掩盖了。

但是，吴江邻近浙江省，浙江搞的是个体私营经济，被称为“温州模式”，发展得比“苏南模式”更快，不但农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而且城镇建设大步推进。个体私营企业投资人或股份合作者，全权组织生产，利润自享，风险自担，法律责任自负，“责、权、利”高度统一。农民发展家庭工业和股份制企业，投入上积极性高，管理上责任性强，具有产品成本低，与市场捆得紧，经营灵活，竞争力强等优势。在市场竞争上，“苏南模式”的集体企业，不是“温州模式”的对手。两者一比较，优势、劣势一目了然，是真的好，好得多。

实践证明，走出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鼓励发展个体私营企业，有利于全市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致富农民，是经济体制上一次利国利民的重大转折。从全市的实际看，开展“三资（制）”工作第一年（1999年），民资投入60亿元，第二年投入80亿元，全市个体私营企业得到蓬蓬勃勃地发展，涌现出一大批有胆识的农民企业家。

在短短几年里，全市形成了丝绸纺织、通讯电缆、羊毛衫织造、彩钢夹芯板、服装等具有一定规模和竞争力的五大主要工业行业。全市财政大幅度增长，各项社会事业成绩显著，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按照《吴江统计年鉴》、《吴江市情》的记载，至2000年7月，全市累计注册登记的个体私营企业有5212家，注册资本3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0%和71%。雇用工人48117人。2000年私营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26.11亿元，工业增加值34亿元，利税7.62亿元，分别占全市工业总量的38.8%、40.8%和35%。在3年时间里，全市财政收入从12亿元增加到62亿元。

三、阻力重重，“永泰”狭缝求生存

开弦弓村最早的个体私营企业，是1983年，周玉官创办的庙港电子元件厂，即今天的吴江永泰电子有限公司。如果不是受到政策上的限制，开弦弓村的家庭私营工业，毫无疑问早已超过了“苏南模式”的村办集体工业了。

周玉官，1962年生，高中文化，开弦弓村十九组村民，1978年7月，庙港中学高中毕业（当年的高中毕业生，在村里是最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找就业之路。他在镇办化工厂当过一年多时间的技术员和副厂长，在村办丝织厂当过供销员，在学校代过课。

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入了江南农村，也吹进了善于接受新知识、平时十分关心国家大事的周玉官父亲周仁奎的耳朵里。有一天，他对儿子说，“党的政策已转向鼓励群众勤劳致富，年轻人要善于用学到的知识进行创业”。因周玉官自己对物理有深厚兴趣，在庙港街上摆起了修理无线电的摊店。1982夏，他发现市场上电风扇供不应求，天气又热，于是从嘉兴买回零件在家组装。把装好的电扇拿到市场上，人们排队购买，1个月买出130多台，赚了4000多元。这在当时，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1983年，周玉官创办庙港电子元件厂，生产电子线路板，几年后改名吴江永泰电子有限公司。开始时，周玉官与另外三位朋友搞合资，总共投资了一万元左右，添置了4台钻床，1台脚踏剪板机，1台15吨冲床，自制烂板机、抛光机、烘箱各1台。工厂办在周玉官家正屋后的龙梢（后屋）里，总面积40平方米左右。因为周玉官占的股份最大，所以当厂长。

当时原材料紧张，周玉官经常与同事一起骑自行车，去邻近浙江的嘉兴厂家买回边角料，用作线路板上的铜壳板。请了几位亲戚和邻居做工人，再到国营大厂找关系、接单子。就这样工厂因陋就简地开业生产，最早的产品是调光台灯上用的线路板。

刚满20岁的周玉官，开始办厂时缺乏管理经验，成本核算粗估估，认为生产一块线路板，可以卖3角钱，毛利可赚1角钱，心里蛮高兴。但是，忽略了工艺落后、生产效率低、合格率低等不利因素，一年下来一算，大吃一惊，除去人工开销，亏了几千元，第二年就散伙了。

在失败面前，周玉官又一次得到父亲的支持。父亲不但不责怪儿子，反而鼓励他要战胜暂时的困难，把工厂办下去。使周玉官坚定了办厂的信心。但是，当时的地方政策不支持发展个体经济，因此处处受到限制。银行不贷款给个体私营企业，为了筹集办厂资金，周玉官只能向亲戚朋友借钱，常常是借了东债还西债。

为了提高产品的合格率，周玉官经常结合生产实践，反复钻研工艺技术，自己实在解决不了，再请大厂技术人员指导。在实践中，碰壁和曲折是常有的事。有一次，周玉官为了解决“丝网印刷”的质量问题，好说歹说，总算请来了一位技术员。但他只做几个示范动作，不肯把技术的要领讲出来。周玉官看到对方操纵自如的样子，而自己就是学不会、印不好，真是急煞人。幸亏父亲在傍边冷静观察，发现对方在操作时，总是用一个指头把丝网板提空，自己实践一下，果然有效，总算摸到了技术关子。

周玉官想买一本线路板印刷工艺的书籍，学点理论知识。但当时的书店里买不到，后来好不容易在大厂技术科里发现了这样的书，好不客易托朋友偷偷借回家，化几天时间匆匆抄写了一本，成为自己的理论根基。为了找业务，维持正常生产，周玉官找国营大厂联系。但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办个体私营厂就是搞资本主义，国营大厂都尽量不与私营厂往来，要跟国营大厂联系业务实在太难了。

我们在访谈时，周玉官深切地说：

我几次走到大厂的厂门口，就犹豫了。进去呢，难免受人讥笑、讽刺和白眼，转头回家吧，工厂不能开工。最后只能厚着脸皮往里走，好不容易接到一点业务，往往不是难做的，就是利润很薄的。但我们就是靠做人家不愿意干的、利润差的活起步起家，依靠自己过硬的产品质量和真诚的态度，在狭缝中求生成、求发展。

周玉官经过几年跌打滚爬，农舍兼厂房的小工厂，也有一百三十多平方米，所做产品从简单到复杂，加工手段从原始的手工操作到机械化操作，生产技术也过关了，外面的门路也宽了，盈利逐年增加。1991年跟上海松江等地多家企业接上业务关系，年产值上升到27万元。1992年、1993年产值又连续翻番，分别达到了50万元和100万元。后来又接到生产电视天线的线路板业务，生产红红火火。

原有的厂房越来越制约着生产发展的要求，迫切需要建造新的厂房。但是，庙港乡对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限制十分严厉，他们打着保护集体乡村工业的旗帜，制定乡规民约（实际上是土政策），采取强行剪断织机经轴上的经丝，拉掉织机上的电线等粗野做法，强行制止家庭丝织工业的发展。

周玉官的线路板厂也不能幸免于难。1995年初夏，周玉官父子俩商量在住宅南面空地上，建造一幢上下两层的厂房。这块地是他父亲用自己家的土地与别人换来的，中间还破费了点钱。为了尽快把厂房建起来，周玉官到镇上土管所办理了建房手续。

正当厂房快要上梁盖屋面，亲朋好友前来贺喜的时候，传来了出人意料的坏消息。周玉官被某副镇长招到镇上，严厉批评他私人建厂房是犯法的，离犯罪只差一个字了。后来由土管所调解，采取一个折中办法，把上层的楼房拆掉，下层保留。虽然事情已过去多年，周玉官仍记得清清楚楚。他回忆说：

镇上派人来拆房子的那一天，我们全家人都眼巴巴地看着，辛辛苦苦建起来的楼房被强行拆掉，心理非常难过。那天，我父亲看着被拆下来的砖瓦，泥灰未干；看着用水泥浇铸的大梁，往下丢，最坚强的老汉也憋不住伤心，这天我父亲哭了。我家创办无线电线路板印刷厂，在同行业中是起步早的，如果镇上不加阻挠，我完全可能把握机遇，做大做强。但是，无情的事实，使我错失了发展的良机。

虽然，周玉官的工厂不算太大，但已成为宽阔的致富大道。他在村里最早盖起别墅式楼房，最早用上电脑，最早用互联网代替了传真机，在电脑上设计修改和传递图纸，用电子邮件和城里的朋友通信。在他二十多年创业路上，上交国家税收两百多万元，并为增加就业，解决村里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在开弦弓村家庭工业普遍兴起之前，周玉官一直是村里公认的首富。

四、临危受命，非党人士主村政

1997年，被开弦弓村村民视为“命根子”的村办集体工厂关了门，兼任厂长的村党总支书记被免职，村中无人主持工作。这时，镇党委才想到了懂技术、会经营的私营企业主周玉官。请他出任开弦弓村一把手，主持全村工作，因周玉官是非党人士，但干部群众都称呼他“周书记”。

这件事引起了来访者和新闻媒体的关注。1999年10月16日《农民日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以《去看江村》的头版大标题，发表特派记者张民阜的专题文章，作了详细报道。江苏省社科院王淮冰研究员在他的《江村报告》一书中，以“江村非党人士主村政”为题作介绍。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法学博士薛和，在《江村自治》一书中，把私营企业家周玉官任“村书记”作为“江村社会各阶层分析”一章里的实例。

在村里的集体工业经济完全瘫痪的情况下，镇里想到了请周玉官出来主持全村工作。象他这样的私营企业家、非党人士担任一把手，在开弦弓村史上没有先例，而且在全市也是唯一的一个。周玉官的实际职务是村经济合作社社长，但是走进开弦弓村，无论是与干部交谈，还是访问农户，大家讲到周玉官，都异口同声地称之为“周书记”。

周玉官临危受命，从前任书记手中接下来的，是个负债累累的“烂摊子”，等着他的不是柳暗花明平坦大道，而是山重水复的崎岖狭径。上任后他先从镇里请来审计人员，对前任书记任期内的财务情况进行审计。费时一个多月，终于水落石出，村办企业共负债务972万元。面对一大堆债务，周玉官仍然认为，“穷家难当也得当”，深感肩上责任之重。他是个精明人，对形势和政策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对开弦弓村的发展前景仍然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他说：

政策的春天到了。政策宽松体现在，电力增容免收费用，临时用电审批手续从简，私人企业与集体企业同等待遇，银行贷款支持私企，第一年所得税免收，第二年减半。私企地位提高，私人企业者也可当人大代表。税务、派出所来查，过去总是胆战心惊，现在不害怕了。

工作中最头疼的是村里的债务。不断有人上门讨债，如借台商的8万美金，按当时的汇率，换成人民币是65万元。加上几年的利息，到周玉官接手时，账面上已是90多万元。台商得知村里换了“书记”，急着前来讨债，周玉官把审计结果如实相告，请其谅解。为了不让对方远道而来，空手而归，周玉官自己拿出2万元，作为部分利息款，交给了台商。

周玉官坚持债务不能让农民背。欠银行的债是大头，如今银行非但对开弦弓村一文不借，而且见到开弦弓村的钱，就扣下来抵债。当时，村民们向镇供销社卖茧子的20多万元，就被银行和镇财政部门扣了下来。他再三交涉：“这是农民的钱。村里欠银行、镇财政的钱，村里认，但无论如何不能以村民个人售茧的钱作抵。损害了村民的利益，今后还有谁肯种桑养蚕？”这些钱总算到了养蚕户的手中。

在至2003年的6年任职期间，周玉官始终把主要精力放在村里，把自己放在普通村民的位置上，设身处地地维护村民的利益。他除了处理遗留债务，对上为民请命，对下为乡亲们办事情。任职第一年，用17万元搬迁、扩建了村自来水厂，使家家户户都能吃到合乎卫生标准的自来水。有几户孤寡老人，舍不得花钱用电照明，村里便规定对他们免费供电10度。集体工业没有希望了，但仍然保留农技员，为农民种粮养蚕提供服务。他支持村民发展家庭工业和副业，给村民办建房手续，宅基地调解，做了大量利民的实际工作。

问起这些钱从那里来？周玉官报了个账：1、出租厂房；2、出租湖荡水面；3、代收电费差额；4、压缩开支。再有一条是开弦弓村绝无仅有的，周玉官除了自己不拿村里的工资外，还掏腰包借给村里10万元。其中8万元，后来村里以一部桑塔纳轿车过户相抵。说起来这部轿车已为周玉官个人所有，实际上仍为公用。而且如不将汽车及时过户，银行就要开走抵债。要不是他拿出这笔钱，村里几位脱产干部忙了一年，也拿不到工资。

他把家里的钱借作公用，但毕竟是为村里办事，所以父母、妻子都能理解，都在默默地支持他。同时，周玉官的工作也得到了村民们的理解和支持。个别农户不交租赁费，成为钉子户。他出面解释，对方客气地说：“真对不起了，拖了这样久，你来说，我交，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支持你，只能做到这些。” 平时讲宽容，少刻板，他劝村干部们，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也干些自己的事情，能多增加点家庭收入。

周玉官工作务实，没有官场习气，不指望做官，不指望在村官的位置上得到什么，使他在工作中从容不迫，进退自如。他的工作赢得村民的拥护和好评，被庙港南片几个村的村民选为吴江市人大代表，还被有关部门推荐为吴江市工商联常委、市私企协会理事。

如今是市场经济时代，群众十分务实，并不看重“书记”的名份，而看重实际的为人和能力。过去是政治型的干部管理企业，如今是经营的内行人当干部管村子。如果书记不是会赚钱的老扳，就没有号召力；如果书记不懂得经营，那么他怎么去管别人呢？这是人们的普遍心理，从中可以看到世风发生的变化。

五、一闯上海，两手空空一身债

随着政策的逐步放宽，开弦弓村的家庭工厂逐年增多。有的像周玉官一样直接在自己的家庭里办工厂，也有村民到村外办厂或经商。开弦弓村11组村民周跃明，就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人物。

周跃明[①]，1966年生，小学文化。他年轻时学过木工，搞家庭木工作坊，屡遭挫折，背上一身债务。但创业之心未灭，先后两次闯上海，在莘庄创办“上海阿杰木制品有限公司”，成功进入上海庞大的木业市场。

目前厂里有工人三十多人，备有较好的机械化设备，拥有别克轿车、大众轿车和货车各一辆，在村子里建有豪华别墅。周跃明艰苦创业的历程，展现了开弦弓村村民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里，跌打滚爬、倔强成长的历程和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生动画面。

关于周跃明成长的过程和创业的故事，还得从头讲起：

1966年春，周跃明出生于本镇张家浜村一家贫困的农民家庭。三个月后，被周四宝夫妇领养，成为开弦弓村的小村民。因为周四宝夫妇结婚后不久，就迎来“大跃进”和“困难时期”，生活十分艰难，为了生存，周四宝到浙江讨过饭，直到三十岁出头（1966年）才有孩子，可是孩子很快夭折了。夫妇俩在悲痛中以为两人岁数已大，今后可能不会再生育孩子，所以就从邻村领养了同龄婴儿周跃明。周四宝用喂过亲生儿子的奶接着喂周跃明，五年后，周四宝夫妇又生育了女儿周健美。

周跃明幼时得到领养父母的宠爱，如同亲生，进入儿童时代越显淘气。上学后，十分贪玩，学习成绩平常，所以只读完小学。2005年周全奎访谈时，周四宝还清楚记得，周跃明小时侯因淘气而惹下的一场大祸。她说：

时间大约在1977年秋天，有一天傍晚，跃明随他父亲到邻村姚家港，看镇上文艺宣传队做戏。开始时与父亲一起坐在台前，跃明好动，样样好奇，看不了多久，独自一人溜到后台上，看琴师演奏。看就看么，还要用手去拉二胡弓弦上的尾棕，使二胡走了调。在全神贯注演奏的演奏师，被他一次次的捣乱实在脑火了，随手打了跃明一个巴掌。却巧被正在寻找儿子的父亲看见，他见儿子被打，顿时怒气冲天，一个箭步冲上后台，揪住演奏师的胸脯，两人扭打起来。

宣传队的琴师们和勤杂人员，看见后都围了过来，有劝阻的，也有帮打的，还有台下观众起哄的，弄得场面乱作一团，看戏变成看相打了。两人互不相让，从台上打到台下，又从台下打到河边。琴师见有人帮打，愈是来劲，而跃明父亲自知寡不敌众，边打边退，被他们逼到河边，落入水中。幸亏他会游泳，迅速游到河对岸，夺路而逃。回到家里，只是对跃明骂了几句，事情就算过去了。

周跃明虽然读书不认真，但是年记轻轻就想“寻钞票”（自己赚钱）。所以父母认为跃明有志气，对他特别欢喜，十六七岁时给他拜师学木匠。周跃明学艺十分刻苦，而且心灵手巧，一二年就能独立做家具了。十八岁就闯荡上海，在建筑工地打工，交了一些朋友，也领略到上海市场之大。二十岁刚出头的周跃明，就想独立经营，第一次接了一批做写字台的生活（业务），租用生产队仓库作为生产基地，向私人借了点款买材料，请几个外地木工，以记件制的方式，做了一批写字台。全部油漆好后，送到苏州客户处交货。

但是出师不利，令周跃明万万想不到的是，对方收到货后，却以生产质量问题为由，迟迟不肯付款，讨了几年也没有讨着，实在无奈时，打了官司。但由于周跃明性格耿直，第一次独立与客户签订合同，缺少实际经验，过于信任对方，合同行文不严，文本中疏漏之处被对方利用，法院也难于追究责任。周跃明赔了钱，欠了债，第一次“寻钞票”失败了。

过了一段时间，大概在1990年前后，周跃明为了还债，到上海找朋友，好不容易接到一批做门框的生活（业务）。包工头把自己承包的一部分加工门框的业务，转包给周跃明。包工头按照当时的行规付给周跃明百分之三十预付款。周跃明高高兴兴回到开弦弓村，租用老中学的校舍，请自己的师傅、师兄为帮手，再请几位外地木工，重新添置了木工刨床等设备，像模像样地开始了批量生产。在刚开始的半年里，生产、销售、结帐都算正常，赚了点钱。

但是好景不长，正如诗人杨万里所言：“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栏”。周跃明还在村里紧张地加工生产，做好的门框一批批送往上海，而在上海那边，包工头竟然卷款逃跑了。跟周跃明一起做这批门框的工头，得知这一消息，竟急得跳入河中。真难想像，七八个人起早摸黑做了大半年，眼看辛苦钱快要拿到手了，结果把借来的本钿都贴掉。周跃明老债还未还清，又多了一大笔新债，最多时全家负债十几万元。

在当时农村，收入超过1万元的家庭称为“万元户”，十几万元可是个大数字了。从此，弄得周跃明朋友分手，亲戚断门，家里三日两头都有讨债人。为了躲债，周跃明常常到半夜才悄悄回家，有时回来看到家里的灯还亮着，就在外面再躲躲。那时侯，从事个体工业还像是做不光彩的事一样，集体不会帮助你。在集体厂上班的村民，年收入不到2000元，要帮也帮不起。父母辛辛苦苦挣得几百元养蚕钱，为了还债，也拿出来垫上了。过年时，家里讨债的人更多了，连吃年夜饭，还有人围着桌子讨债。

因为家里穷，父母没有钱为周跃明娶别人家的姑娘成亲。到周建美18岁的时候，母亲周四宝不得不跟女儿商量，把她许配给周跃明。周建美知道虽然哥哥与她是青梅竹马长大的，但不是亲哥哥，懂事的周建美答应了。但是，家里实在没有什么钱来办婚事，到了1993年，周跃明已是27岁了，周建美也是22岁了，俩人才结婚。周建美在回忆当年结婚时的情景时，还感到心酸。她说：

结婚前，房间里唯一自己添置的一张席梦思床垫，几次差点儿被一位债主拿走，是我父母苦苦哀求后才勉强留下。结婚时，是周跃明娘家帮助添置了一些家具，才勉强办了婚事。结婚那天下午，我们还没有打开亲戚、朋友送来的人情（红包），就有许多人上门来讨债了，堂屋里围坐着一群讨债人，他们看中的就是人情钱。仅有的一点红包钱，还了几个债主，但还有好几个债主只能空手回去。结婚是人生大喜事，但对我和跃明来说，那一天根本高兴不起来。

六、二闯上海，打开市场赚大钱

就在周跃明和周建美结婚的那年秋天，夫妻俩人东拼西凑积了一千多元钱，再闯上海。周建美说：“没办法，生活还得过下去，欠下的债总得慢慢地归还人家。”他们来到当时还是上海郊区莘庄镇的一个村上，向朋友借了三万元，租两间店面，开一家小五金商店。周跃明跑外勤，负责接生意和进货，周建美看店、做生意和照顾生活。为了节约，二十来个平方的店面，白天是商店，晚上就是他们的房间。小夫妻都是从小一起吃过苦的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还债，同舟共济，以沫相濡，生活再艰苦，也毫无怨言。

店里经营的是为建筑配套的五金零件，周跃明从浙江南浔进货，南浔是重要的区域性装饰材料的供货市场，而上海是全国发展最快的城市，是巨大的用户市场。商店开业后，生意还不差，虽然店面零售并不能赚到多少钱，但以商店为基地，便于与客户联系，大多数商品直接卖给建筑工地。小五金，品种繁多，为了保证店里不断货，周跃明必须经常跑南浔，奔波在进货的路上，两地相距150多公里，来去开销也不轻。而且每年要扣除一万二千元房租金，加上水电费和两人的吃用开销，头一年还赚了三万元。

一年做下来算账时，周跃明跟朋友商量，利润全让朋友拿走，但把本钱留下，第二年再还本钱。俩口子又经营了一年，到1995年底时，周跃明信守诺言，把三万元本金如数还给朋友。这一年，除去生活费用，周跃明还赚了五万元。由于小夫妻待人真诚，经营服务周到，开了两年店，不但赚到了钱，而且结识了不少朋友。朋友们对他们的困难处境很关心，他们认为，上海是建筑业的大市场，每年需要大量门框，跃明本来是木工，有技术，应根据市场行情，还是重操旧业为好。周跃明在一位房产公司上班的朋友的全力协助下，夫妻俩把商店转让给别人，用赚到的五万元钱作本钱，租用了几间集体仓库，叫了几个外地木工，重新干起了加工木制门框的老本行。

开头两年，周跃明把一部分精力化在结识朋友和打开产品销路上，虽然生意也不差，但是赚到的钱几乎都化掉了。他认为，现在是搞市场经济，从开弦弓村来到人地生疏的上海做生意，关键不在生产，而在销售。因为生产一头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而销售一头的主动权却在人家手里。从第三年开始，很多建筑公司使用过周跃明生产的门框，并建立了一定的信誉，生意的路越走越宽。

周全奎老师在访谈时，周跃明坦然地谈起过这段成功的创业经历和自己的体会。他说：

我第二次闯上海，千方百计开了家木工厂，但还是心有余悸，只怕哪一天又要亏钱。所以，小工厂开业后，我特别看重合作伙伴的情义，以自己微薄的力量和十二分的热情结交朋友，感动朋友。有一次，为了给一位朋友送礼，没有钱，只能把自己唯一值钱的金戒指送到商店里去出出新，抛抛光，送给朋友。还有一位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总，曾给过我订单，心里对他很感激。老总退休了，我还要经常去看他，送一点家乡的时鲜特产，后来这位老总又被另一家公司返聘，很多订单又给了我。

这几年来，我的业务源源不断，工人一般每隔二三天就要加班一次，当然，我也付给工人优惠的加班补贴。现在厂里生产业务、质量验收，都由我的助手全权处理。他是浙江长兴人，跟随我近十年，为人诚恳。前几天，我特地给他（指助手）配备了一辆崭新的专用轿车。我只管接单、进货、结帐和应酬。现在我在上海的朋友多了，路也宽了，我不愁没有业务干。

从1993年起，周跃明在上海闯荡了六七年，赚的钱一年比一年多，总算还清了所欠的十几万元债。回债这一天，周跃明特地从上海赶回开弦弓村，把债主们请来，所有的债，加上百分之二十的利息，一次还清。

七、小富即安，传统农民转观念

周跃明还清债后，1999年又化了近一百万元，在老家开弦弓村，建造了全村迄今为止最豪华的别墅。这座别墅座落在村东美丽的东庄荡湖边，格外引人注目。屋前还有一块占地三百多平方米的小花园，栽种了主人喜爱的广玉兰、金桂、含笑、红枫等花木。

我们在访谈时，周四宝（跃明母亲）感慨地说：

当时跃明到上海去，只想把债还了，哪里想到能赚这么多的钱，哪里想到这一辈子还能住上这样好的楼房！最初提出盖房子主意的是跃明父亲。他说“你们在上海赚了钱，别人又不知道，要盖座房子给大家看看。”但后来盖成这么大、这么好，是跃明自己的注意。现在他也有点后悔了，在盖房上化钱太多，因为生意越来越难做，需要更多的流动资金，如果盖房少化点钱，手上多点流动资金就好了。

就是这样一座豪华的别墅，出人意料地降落到开弦弓村，降落到一个曾经是负债累累的贫困家庭——周跃明的家中，怎能不使人刮目相看呢？这不是海市蜃楼，也不是美丽的幻想，是这个家庭里的主人勇敢地走出农村，闯入上海大市场，用自己的辛勤、智慧和诚信，换来的劳动成果。这就是改革开放后，苏南农村现实的一幕。

2005年，周拥平教授在开弦弓村调研时，曾多次访问周跃明一家，但只有两次凑巧遇到了周跃明。一次在开弦弓村家里，一次在上海厂里。两次见面的情况，在书中都作了生动的记述，这是认识和了解周跃明和他创办的工厂的重要资料。摘要和简述如下：

去了周家很多次，可要见周跃明还真不容易，他大部分时间在上海。2005年4月23日那天，我带着正在上大学的女儿一起来到周跃明家。但见院子里停着一辆江苏牌照的别克轿车，知道周跃明回来了。我们往里走，听见厨房里传出一片笑声，显然他们也看见我们了。一家四口正在吃饭，周跃明站起来，高高大大的，颇有气派，他热情地与我们握手打招呼，他们的母亲周四宝则盛出两大碗饭，请我们一起吃饭。我对周跃明说，“来了快十次，终于见到你了！”他解释说，“我那边只是一个作坊，确实没什么看的。”话虽这么说，他还是将开在上海的“作坊”地址告诉了我。

5月11日，我开车从上海中心区出发，来到莘庄，按照地址寻找周跃明的工厂。莘松路两旁有很多新建的美丽的别墅群，他的工厂就在离别墅群数百米处，有十来栋简易厂房的大杂院内。周跃明不在工厂，他的“娘家”大哥和厂长接待了我。车间很大，里面堆着一些已经加工好的木门。有十几个工人正在加工一种与铲车配合使用的货架，这一批货架是要出口的。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这样简易的“作坊”里照样能产生百万富翁，让文化偏低的周跃明施展自己的才能，使他赚到了钱，在家乡盖起了豪华的别墅。

2005年12月8日上午，我又去了一次周跃明的作坊，知道周跃明很忙，对采访他本人不抱奢望，但想不到他那天正好来车间。其实周跃明很健谈，对他的过去无论是出身、落难，还是辉煌赚钱，都不遮遮掩掩。只是说到要把他的事写进书里，他连连摇手。车间里的景象与半年前大不相同，原来空空荡荡的场地堆满了木料，一派生意兴旺的样子。产品加工的档次也提升了，现加工的是高层住宅的防火门，加工工艺复杂很多，木料则是马来西亚进口的。周跃明也不是十几年前的小作坊主了，在他名片上的头衔是：上海阿杰木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是2001年注册成立的，“阿杰”是他儿子的小名。他像很多处于原始积累时期的企业家一样，自己管钱、自己跑业务、自己维护客户关系。他只盼着孩子将来能接他的班，尽管他今年才40岁，他的儿子才读初中一年级。[②]

在周全奎访谈时，与周跃明有一段很实在的问答，摘录如下：

问：你在上海创业近十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答：最大的收获应该是结识了上海这么多的朋友，倒并不是赚了那么多的钱。

问：那你在上海创业近十年，最大的遗憾又是什么？

答：第一要数是自己没有文化，我连写个应用条也很困难，更谈不上接受现代信息技术了。什么“电脑呀”、“伊眉儿”，我全然不懂。第二，要数当年刚挣了点钱就急于要造这幢别墅了。农村里的人有一个习惯，有了钱后就想改善住房条件。如当年（1999年）用刚刚积累起来的一百万元，不去造房子，而用于发展生产，或者买二十亩土地就更好了，上海这几年土地增值太惊人了！

毕竟周跃明夫妇刚刚走出农村，踏进市场，才开始离开贫困，迈入富裕。当他们手中有了钱的时候，首先想到了盖房子，想到要“盖座房子给别人看看”。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负债累累的贫困之中，他们再迫切的需要，就是抬起头来，争一口气，能过上体面的生活。但是，当这座豪华的别墅落成后，他们又后悔了，为什么当初不把这些钱再投入到生产中去呢？这是当今走进富裕的农民最朴实、最普遍的一种心理。

附表：

开弦弓村劳动力使用情况表

注：从上表可看出，1997年是开弦弓村集体工业的结束和家庭个体工业兴起的转折年。从这一年开始，从事家庭个体工业和经商的劳动力逐年增多。外来民工的统计从2000年开始，实际上外来民工的使用和增加，与家庭个体工业的兴起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