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变迁》第十四章 兴衰一时间，成败有规律

第十四章  兴衰一时间，成败有规律

开弦弓村的村办集体工业从1978年创办红卫丝织厂开始起步，走过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十多年的发展历程，由小变大，由弱转强，可谓勇往直前，兴旺发达。然而，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却又反过身来，由强转弱，迅速衰败，直至资不抵债，一蹶不振。1972年被公社平调去的缫丝厂，也因种种原因而倒闭。从此开弦弓村彻底结束了“苏南模式”的集体工业阶段。这是偶然的现象，还是必然的结果呢？

一、资不抵债，集体工业画句号

时代变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兴亦速，衰亦快。

开弦弓村的集体工业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形成，进入八十年代的兴盛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就象航行在太湖里的帆船，风顺势顺，破浪前进。村办企业家家都是自有资产，工厂三班制，机声不间断，产品来不及做。财务上应付款少，预付款多，一年利润几十万，高的年份超过一百万。

进入九十年中期，全村工业由兴旺转入衰退。产品难销，利润减薄，仓库里产品积压，账面利润都变成了应收款。三班制开不出，改两班制，两班制开不出改长日班。企业开始欠债，越欠越多，直至资不抵债。

1997年，村里的骨干企业开弦弓丝织厂，主要设备有丝织机149台，捻丝机59台，大卷装16台，整经车4台，发电机2组等，年生产化纤布的能力已达到55万米。全厂固定资产为317.4万元，而负债额高达396.8万元，已陷入资不抵债的境地。主要负债来源，银行贷款256.8万元，其它借款14.6万元，其它应付款125.4万元。[①]终于走完了由起步、发展、辉煌、衰退近20年不平常的历程，黯然停产。

其它村办企业也是淹淹一息，负债累累。如：江村酿造厂，固定资产23.23万元，负债126.19万元，年生产38°醉蟹酒240吨。开弦弓化学品厂主凝剂车间，固定资产9.64万元，负债90.8万元，年生产主凝剂20吨。开弦弓化学品厂银杏车间，固定资产128.7万元，负债19.8万元，年生产黄酮甙2吨[②]。化学品厂产品无销路，原来主要来自丝织厂的上百万利润的投入，随着企业倒闭，固定资产成为一堆废铁，它的货币价值随之消失。

1997年经审计确认，村级经济共负债960万元，其中最大的一笔是开弦弓丝织厂欠农信社的400万元抵压贷款，抵压物是工厂的厂房[③]。开弦弓村已完全失去了偿还债务的能力，即使市场行情好也无法恢复生产。因为只要有销售，在银行的账户上出现余额，就被银行扣去。实际上这些厂房和设备都已陈旧，已不值所抵款项，银行为了尽量减少坏账，把村里的集体资产都作为抵压物，收归了银行。从此，开弦弓村集体工业一蹶不振，画上了一个彻底结束的句号。

其中，最令人吃惊的是，抵压物中包括村部的办公楼，楼下当中两间就是费孝通先生访问江村的图片陈列室。这样的破败状态，令很多前来调研的学者感慨不已，称开弦弓村已穷得到了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

真是，时迁物移，此一时、彼一时，谁能想到曾是农、副、工各业都走在全市前列的样板村，村办集体工业轰轰烈烈的先进村，会在很短的时间里，衰败到了这样彻底的境地，最后竟成为扶贫村。

二、寻根刨底，冰山自有消融日

我们在访谈中，提起村里集体工业为什么会衰退，而且衰退得这样快、这样彻底时？村书记王建民、老书记沈春荣、谈雪荣、谭汉文、周明芝，以及姚富坤等，都先后作了比较详实的分析。对此大家都感到非常惋惜，认为，情况是明摆着的，客观原因不可否定，主观因素无法推卸。关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首先，失去市场优势。进入九十年代，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工业产品滞销，企业利润降低，乡村集体企业原有的市场优势，逐年消失。企业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偏离实际的生产指标，开始盲目生产，造成产品积压和应收款增加的现象。如1995年，开弦弓村丝织厂的应收款上升到99.2万元。据资料统计，共有应收款87笔，欠款地区有南京、上海、天津、无锡、苏州、宜兴、昆山、吴县及本县乡镇。其中超过1万元的有23笔，超过10万元的有3笔。[④]

其次，体制性弊端显露。村办工业名为村里集体所有，经营好坏却关系到县、乡镇、村各级干部的政绩。每年下达生产指标，都要层层加码，只能增不能减，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企业发展规划或项目开发，都由上级作主，不是看市场，而是看上头。厂里听村里的，村里听乡里的，乡里还要听县里的。各级干部分别为了向上级显示自己的政绩，层层向企业压指标、压任务，不怕产品积压，不怕贷款增加。

企业的规章制度，制度一套又一套，大多数是从大厂抄来的。这些规章制度不从本企业实际出发，不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是贴在墙上，专门给参观的人看的。厂不大，机构齐全，管理人员成堆。有人无事做，有事无人做。在利益分配上吃大锅饭，做好做坏一个样，管理上出的问题，厂长很难处理。村里为了把水端平，招工时强调一户一工，家家户户都能增加收入。并把招工当作照顾困难户的手段，而不是发展生产的需要，招进的工人不是文化偏低，就是年龄偏高。表面看，工厂是大家的，关心支持的人多，实际是大家负责，又大家不负责。市场行情好，企业发展，大家有功劳，皆大欢喜。市场行情低落，企业亏损，大家都没有责任。

其三，企业负担重。村干部工资和村里的日常开销，都有村办企业承担，而且还有多项上交项目。我们在村档案室找到1996年开弦弓丝织厂的承包合同，从中可看出村办企业效益的分配情况：

开弦弓村丝织厂当年承包利润为50万元。

承包的效益指标有：

固定资产折旧491400元（折旧率12.6%）；

基本工资、奖金835200元（职工290人，人均基本工资2400元、基本奖金480）；

福利97440元（为基本工资的14%）；

建农金34800元（每人1200元）；

教育附加费42000元（按销售额的千分之六收取）；

管理费7000元（按销售额的千分之一收取）。

以上6项总计：1507840元。上交利润按实际净利润的25%计算，还在6项之外。也就是说，开弦弓丝织厂，要在税后形成效益（毛利）1507840元，人均创利5200元，才能不亏损。这些指标比3年前1993年的948380元，又增加了559460元。

其四，盲目发展，管理混乱。进入九十年代，市场已开始疲软，企业资金短缺，时任村领导心血来潮、不顾后果，决意要上化学品厂新项目。在未经深入的可行性调研和科学试验的基础上，盲目投入上百万元，不但把丝织厂积累的利润全部用完，而且还向银行贷款，加大了村办工业的风险与资金压力。

化学品厂生产制药中间体黄酮甙，属制药行业，应与制药厂配套。但本项目却登记为化工企业。更为严重的是，该项目在投资和投产前，都未取得该产品的生产许可证和销售许可证。因为药剂行业生产要求高，制药厂不愿买、也不敢买村办小化工厂生产的制药中间体，使产品生产出来就没有打开销路。化学品厂的主要原料银杏叶，从山东等地采购，路线远，运输成本高。原料质量又不严格把关，进料枯黄，提练不出黄酮甙，最后只能当柴烧。

其五，人心涣散。吴江邻近浙江，浙江搞的是在家庭工业和手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温州模式”，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九十年代中期，在浙江的影响下，在开弦弓村周边的乡村里个体私营工业已在悄悄发展。在高工资的诱惑下，村办集体厂里有技术的年轻职工和管理人员，跳槽到个体企业的人员不断增多。使集体企业人才流失，人心涣散。

三、投机失败，缫丝厂终成败局

讲到开弦弓村集体工业衰败的事实时，还应交代一下庙港镇缫丝厂的结局。因为这个厂的前身是开弦弓村缫丝厂，它是1967年由开弦弓村（当年的红卫、立新大队）与邻近大队合股联合创办的股份制村办企业。相对于1929年开弦弓村创办的老丝厂，村民乐意称之为新丝厂。新丝厂既属于村办集体企业、又具有股份制性质，是在“文革”期间特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下，开弦弓村人民在农村工业化道路上的一项伟大创举。

1972年，当新丝厂形成生产能力和一定的规模后，被庙港公社无偿收去，一夜之间变成了公社办厂。然而，虽然缫丝厂的全部支配权都收归公社，原投资办厂的各个大队与缫丝厂已无直接的关系。但是，缫丝厂仍然建在开弦弓村的土地上，各地来开弦弓村调研的学者和来宾，都要参观这家缫丝厂。他们看到车间里一排排整齐的立缫机和先进的自动缫丝机时，就会联想起在费达生的支持和指导下，开弦弓村两次创办缫丝厂的史实。在他们的心目中，缫丝厂仍然属于开弦弓村的。

而且，工厂里有100多名工人来自开弦弓村（主要是女工），工资是这些家庭的重要经济来源。工厂兴旺村民得益多，工厂低迷村民得益少，所以在村民的感情上，也仍然把工厂看作是村里的，希望缫丝厂一直兴旺。

在收归公社的二十多年时间里，缫丝厂确实有过兴旺和风光的昨天，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缫丝行业进入重要的发展时期。1982年，由庙港公社委派的书记陈圣江兼任厂长。在他的主要管理下，工厂每年把取得的利润用于技术改造，继续投入生产，扩大生产规模。使缫丝厂进入高速发展期。如1987年，缫丝厂全厂固定资产超过100万元，职工人数508人,立缫车120台，年产白厂丝78.01吨，产品等级3A.62,工业产值338.24万元，利润56.69万元。[⑤]

1986年，乡缫丝厂在苏州丝绸工学院教师杨志超教授的指导下，成品率达到98.5%，品级继续提高，逐渐接近4A级，被省丝绸公司评为优质产品。在缫折单项评比中，居全省100多家丝厂之首[⑥]。九十年代初，缫丝厂已全部淘汰了办厂初期的土设备，增添了当年先进的自动缫丝机，建造了宽敞的新厂房和办公大楼，成为全市知名的乡镇骨干企业。

1993年，以缫丝厂为核心，组建金蜂集团，陈圣江任总经理。至九十年代中期，虽然由于市场上茧丝绸行情疲软，企业效益下降。但缫丝厂仍不失为庙港乡最体面的龙头企业和接待参观者的第一选址。但是，在1998年企业改制时，累计总投资457.8万元的庙港缫丝厂，却以“零资产”转让，成为企业新主人金永观的私营企业。

金永观原是本乡某村书记，1997年接替陈圣江任缫丝厂总经理。所谓“零资产”转让，从理论上讲，就是虽然工厂的规模很大，但负债也同样庞大，两者相抵，企业净资产已为零。也就是说，金永观不必投入一分一厘，就有乡镇办企业负责人变为私人企业的老板，缫丝厂也有乡镇企业变为私营个体企业。

如果缫丝厂转制后，能继续稳定生产，提高效益，那么理应能继续惠及地方、惠及村民。问题在于各地缫丝能力在迅速发展，十年前，白厂丝二十多万元一吨，现在已降至十多万元。丝价下跌，工资、能源等生产成本不断提高，利润逐年降低。面临市场低迷的局势，金永观感到，做缫丝赚钱太难了。他的目光开始离开缫丝，瞄准了设在嘉兴的中国茧丝绸交易市场，做期货交易。

2003年，蚕茧、厂丝行情上扬，来自浙江湖州蚕茧市场的信息显示，当年每担秋茧的价格将突破1000元，比春茧每担560元翻了近一番。每吨茧丝从春茧上市后最低的9万元，上涨到17万元以上。在短短几个月间，涨幅近100%，可谓暴涨。有专家认为，价格大幅度涨跌都属不正常现象，丝绸企业一定要冷静，提高依靠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合利按排生产，避免行业发展的大起大落[⑦]。这一年，并不精于期货交易的金永观，竟在期货市场上，旗开得胜，赚了近两千万元，一夜实现暴富。但最后的结果是，金永观在期货市场上惨败了，缫丝厂也因此倒闭了。用开弦弓村村民们的话来说，就是金永观“好赌”，赌得缫丝厂停产，赌得大家失业。详情请看周拥平教授，在书中的生动记述[⑧]：

在如此难得的大行情下，做多头的金永观账面利润极为可观，如果他听从专家的提醒，见好就收，及时平仓主动退出市场，他就能赚到一大笔现金，缫丝厂连续开工两年都未必能赚到那么多钱。可是既然是“赌”，就难免被赌徒心理所左右，赚了还想赚，输了想翻本。就在行情即将逆转的前几天，他还向吴江丝绸有限公司下属的盛泽东方丝绸市场融资1000万元，继续投入嘉兴中国茧丝绸交易市场的期货交易。没有几天，价格开始大幅下跌，金永观的账面利润迅速消失。

此时如能果断退出，他还能保住本钱，还可以退回来好好搞生产。但是他不甘心，在期货市场硬挺着，既不平仓出局，也不反手做空，一心期待着行情恢复上涨。这样挺到2004年6月，行情仍不见好转，他交进市场的保证金全部赔光，而且已负债累累，无力继续筹措资金，不得不认赔出局。金永观输惨了，从账面盈利2000万的纸上辉煌到真金白银地损失2500万，他恍如经历人生一场梦。但是梦虽然醒了，缫丝厂的元气却已大伤，勉强维持到年底，工人们放假过年，过完年工厂不再开工。

四、苏南模式，一段难忘的历史

从开弦弓村村办集体工业艰苦创业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后，在苏南农村大地上乡村工业崛起的一个缩影：

纯朴勤劳的中国农民顺应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心思安、百废待兴，而又社会问题成堆的特殊社会环境，发扬“四千四万”精神（即走尽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从拾遗补缺、小打小闹开始，冲破城乡分割和计划经济重重阻碍，兴办乡村工业。农村剩余劳动力以“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的形式，从田头走进工厂，走向市场。然后乡村工业由土到洋，迅猛发展，打出工业领域里的半壁江山，成为富农、强农的经济支柱，成功地闯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新途径。

在乡村集体经济微薄积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苏南乡村工业，在改革开放之初至整个八十年代，进入兴旺发达的黄金时期。这种以集体经济为主发展乡村工业的路子，长期被称作“苏南模式”。想当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要找出路，用地宽余，城市工业受“文革”影响还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技术、设备闲置，市场上商品奇缺、供不应求。苏南各级政府抓住了这一历史性机遇，发挥出强有力的行政组织力量，坚持“苏南模式”，加强城乡横向经济联合，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乡村工业的发展。

那时候创办乡村工业，要人有人，要技术有技术，要市场有市场。常常是上一个产品成一个产品，办一个项目成一个企业。真是风起云涌，势不可挡。苏南乡村工业的兴起，就地转移了劳动力，推进了小城镇建设，发展了社会生产力。群众富了，集体强了，对国家的贡献大了，可谓名成利就，功不可没。

但是，俗话说矫枉过正。正是由于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在八十年代迅猛兴起，发展势头非常强劲，并有力地推动了城乡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以在苏南各级干部中，出现了一种错误倾向，认为坚持“苏南模式”，就是坚持社会主义，这是率领群众走共同富裕的唯一道路。并欲与邻近的浙江省以家庭个体工业为主的“温州模式”争高低，潜台词是：“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

在上述带有政治偏见的思想指导下，苏南各级政府在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不断挤压和限制个体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至九十年代中期，在开弦弓村还发生过多起打压村民创办家庭工厂的事件。曾担任开弦弓村经济合作社社长，并全面负责全村工作的非党人士周玉官，是村里最早创办家庭工业的农户。他讲述了一段痛苦的记忆：

在1994年到1995年间，镇上采取强行措施，限制家庭工业的发展，组织人员逐户进行检查。对织机户粗暴地剪轴头（剪断家庭织机的经线），拆电线（强行拉电）。我家办过建房手续，正在建楼房，镇上知道我建房为了发展家庭工业，用作厂房，所以专门派人来拆房子（这时，周玉官拿出了当年镇上强行拆房时拍下的照片）。我告到市局，市工商局来人看了现场，认为发展工业可以造。但镇上领导表示，其它地方可以造，我们庙港不能造。结论只有三条路，第一，拆；第二，拆；第三，拆。一段时间，工厂只能挤在老房子里，但是不给接电，我被迫装了10千瓦发电机。

这种做法与“文革”时期，禁止和破坏社员发展副业生产的“割资本主义尾巴”非常相似。说明当时在坚持“苏南模式”的宣传中，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文革”时期“极左”思潮的影响。实事求是地分析，“苏南模式”只是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种形式；是合作化以来形成的农村集体经济的延续；是在各级政府仍然牢牢掌握农村经济支配权的前提下，实现农村工业化的权宜之计。其内在本质是政企不分，时常显露出“政治挂帅”的气势，苏南的集体乡村工业的这种内在本质，决定了“苏南模式”在历史变迁中的短暂性。

俗话说，“此一时、彼一时”。进入九十年代中期，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机制逐步确立；个体、私营、“三资”企业等多种经济成分的企业在周边兴起；市场越来越开放，商品越来越丰富，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卖方市场很快转向买方市场。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乡村企业原有的市场、税收、劳动力、土地等各方面的优势，正在逐渐消失。而自身的弊端如政企不分、责权利不清，分配不公、管理混乱、后劲不足等问题，却在一项一项地暴露出来。一时间心想事成、马到成功、兴旺发达的苏南乡村集体工业，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产品滞销、效益降低、设备陈旧、人心涣散、举步难行的衰败局面。

五、变迁之速，老市长感慨说利弊

吴江市张钰良老市长，在回顾这段历史时，道出了苏南模式由兴至衰的奥秘，他说：

市场经济是一台功力巨大的推动机，是为人类造福的动力源。苏南乡村工业的崛起，“苏南模式”行出来，这是市场观念的开始。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人都想赚钱。农民自己办工业，不依赖国家计划，在当时想占也占不到国家计划的光。靠什么？就是靠市场。一是有市场。中国社会经过“文革”动荡，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商品奇缺，市场上急需乡村企业生产的产品。二是有市场机制。乡村企业得改革开放的春风，遍地开花。市场缺什么，生产什么；市场时行什么款式，就生产什么款式，当时称“船小好调头”，机制十分灵活。

为什么要搞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因为苏南地区从合作化开始，一直坚持集体经济，对个体经济管得很严，甚至对社员在自留地上种什么都有限制。农村青年想学个“五匠”（农村手工业的统称，一般指：木匠、泥水匠、篾匠、白铁匠、裁缝），都要经过生产队、大队、公社逐级批准。长期以来，在苏南只有集体经济，没有个体经济。苏南乡村工业刚出世时，只能走集体经济的路子，干部群众也只能同心协力把集体工业搞上去，只有这样个人才能多得一点，这是苏南乡村工业发展的原始动力和积极性。所以“苏南模式”是时代的产物，是适时而兴。

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舆论上，还经常出现反对发展乡村工业的言论，其中最有力的一句话是乡村企业“挖社会主义墙脚”。在坚持计划经济的人士眼光里，农民自发办工业是搞资本主义，不把乡村工业也看作社会主义的一部分。的确，乡村企业是挖了国营工业的墙脚，“星期天工程师”是挖人才，办联营厂是吃大厂，这是事实。不挖，乡村企业发展不起来，但决不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脚”，而是挖“计划经济的墙脚”。

“文革”后期的国营工厂，还处于半瘫痪状态，产品几十年不变，款式永远是老面孔。他们不看市场看计划，不从市场寻出路，只向上头争计划、争拨款。这样的墙脚不牢固，这个乡不来挖，自会有那个村来挖。从市场竞争的角度看，这是在利益的驱动下，产生的生产力要素的合理流动。原以为“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国营工业，结果在市场竞争上，败给了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土里土气的乡村工业企业。

但是，一物降一物，强人后面有强人，乡村企业的活力比国营大厂大，而个体私营企业的活力又比乡村企业大。轰轰烈烈一时的“苏南模式”，结果又败在更不起眼的家庭工业手里。有位学者经过深入调查后，说过两个例子：第一，同样一吨钢材，卖给集体厂是好钢，再从集体厂卖给私人厂，就变成了“废钢”，价格相差几倍。第二，二个厂长，一个一心一意为集体，大家都说他好；另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企业免强维持。转制时，好的厂1200万固定资产，厂长两朵眼泪；差的厂“零”资产转制，一夜成为财大气粗的私人老板。不说其中的理弯曲直，事实是个体私营工业一发展，集体乡村企业就站不住脚了，墙脚一挖就松动。根本原因是，个体私营工业的生产三要素（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更加紧密，管理三要素（责任、权力、利益）更加统一。概括地说，就是一句话：顺应经济规律就兴，违背经济规律就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