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变迁》第十一章 “文革”怪事多，过桥背语录

第十一章  “文革”怪事多，过桥背语录

自1966年至1976年，称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简称“文革”。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阴霾笼罩下，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国力衰退，人民贫穷，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当人们还不认识左倾思潮对社会的严重破坏时，在汹涌而来的“文革”面前，显得那样软弱无力，不知所措。它的突然降临，无人能预料，也无人能逃脱，开弦弓村同样不能幸免。

一、破除“四旧”，传统文化成垃圾

1966年5月和同年8月，相继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这是“文革”全面发动的标志。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首先从北京的北大、清华开始，带起北京和全国其他城市的大专院校。很快又从学校波及工厂、机关，同时不可抗拒地由城市殃及农村。

姚富坤回忆了“文革”时期开弦弓村的情况：

“文革”初期，城市里已乱哄哄，村子里还很平静，村民们认为大学生写大字报、上街游行，是吃饱了空，他们不读书照样有饭吃。但是我们农民不好好种田，田里不长稻谷，就要饿肚皮。农民吃过了三年困难时期的苦，对农业生产十分重视，以平常心态勤俭过日子。

但是，1966年8月，从有线广播的大喇叭里听到毛主席亲自贴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感到肯定是京城里出了大事了。年轻人也坐不住了，对照城市里的做法，依样画葫芦，成立“红卫兵”，先搞“破四旧”。凡是古里古董，上代头（祖上）传下来的东西，以及值钱的物品，如金耳环、金戒子、银元、银器、铜器、锡器、丝棉、丝绸衣服等，统统列属于“四旧”，成为破除的对像。

开弦弓南村有一只石牌楼，是周姓大门里传下来的，已有几百年历史，被红卫兵拆掉。当时多户周姓后代敢怒不敢言，但有一户周姓村民出来交涉，说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有什么错？红卫兵认为他的行为是对抗文化大革命，就把这位村民捉起来，捆绑在大队部的旗杆上。后来被他犟脱逃走，但害怕再被红卫兵捉起来，吓成精神病。

接着，红卫兵到村民家里去破“四旧”，把画有帝皇将相的书、画、黄历，收集起来撕掉、烧掉。墙上反映历史记录或传统文化的字画都被刮掉，老式床上的雕花板敲掉，画有传统鱼、鸟、花卉图案或人物的瓷器、少量妇女带的金银手饰，都拿到村里，多数被破坏或遗失。

最令人惋惜的是，村民家里土改时由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方单（契约）也都作为“四旧”破掉了，至今全村很难看到土地证。而且把农村里的传统风俗全部破除，结婚不准办喜酒，新娘不准坐轿子，亲戚不准行“人情”（送婚礼）。村里原有两只庙，被砸掉，不准群众烧香，死了人不准和尚念经。

我们在吴江市档案馆查到一份当年编印的《红卫快报》第四期，编印单位是“开弦弓村红卫大队革命委员会”，日期是1969年11月8日。快报上端印有“最高指示”和仿林彪手迹的标语“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所刊文章的题目有：“坚持革命统帅生产”、“贫下中农骨头硬”等。在这张油印快报的字里行间，还可以使我们感受到原汁原味的“文革”狂热。

我们还在开弦弓村档案室找到了当年的“红卫大队查抄四旧物资处理汇总表”，制表日期为1970年2月23日。表中反映当年红卫大队被红卫兵抄家的村民，记录在案的有10户。其中：两户地主份子（包括一户半地主），两户地主子女，6户中农或上中农，查抄物资当年的作价为1559.97元。1970年处理时，退回中农和地主子女共7户937.27元，两户地主和一户戴反革命帽子的中农户622.70元，全部上交。

二、“文革”趣闻，村民过桥背语录

再下来，就是整人，先批斗被称为“阶级敌人”的地主、富农。因为这是土改时评定的成份，所以又称为“死老虎”。反正城里红卫兵怎么搞，农村红卫兵也怎么搞，破坏的力度和花样并不比城里的红卫兵逊色。

比如，在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批斗地主时，有戴高帽子游街的描述，城里模仿执行，农村同样照搬照抄。强制要求地主富农臂膀上带着白袖套，写着“地主”、“富农”的黑字，头胫里挂大牌子，头上带高帽子游村。白天参加劳动，晚上批斗。有一位地主成份的老太，批斗时站的时间长了，实在吃不消了，她说：“我是背了水车走路，车（错）到底了”，红卫兵说什么她都承认。

斗完地主富农，再斗当权派，大队干部、生产队长，都成了批斗的对象。红卫大队（南村）干部向红卫兵作个检查，形式一下，就算过去了。立新大队（北村）还是来真的，批斗时当权派要下跪，还戴了高帽子。

早上上工，全体村民先要向毛主席“早请示”。在生产队工场上挂着毛主席像，大家手拿“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本），齐声背诵“敬祝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再一齐读一二条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然后生产队长才能具体安排当天的生产。

下工时，又要在工场上集中，向毛主席“晚汇报”，学语录，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仪式结束后才能回家。而且家庭里也要搞“早请示、晚汇报”，搞过了才能吃早饭，叫做“先吃精神粮食，后吃物质粮食”。但大家心里明白，这不过是做做形式的，有的家庭搞、有的家庭没有搞，也无人去计较了。

上工人人要带毛主席语录本，但是干活时语录本丢在田横头，容易弄脏和丢失。所以又有人发明了“语录袋”，这是一只用红布做的专门放毛主席语录本的布袋，正面印上“毛主席万岁”，袋上缝有带子，可背在身上。

最有趣的是，红卫兵在村里的小木桥上站岗，要求过桥的人，背毛主席语录。背得出可过桥，背不出不准过桥。有的村民没有文化，实在不会背，只能偷偷摆渡过河。有一次，一村民要过桥，背不出语录，被红兵挡住，垂头丧气往回走。遇熟人轻声教他一条语录，再回头过桥，红卫兵以为他仍然不会背，一把抓住他的衣服，不些他过桥。想不到他理直气壮地大声说：“要文斗，不要武斗”。红卫兵听后马上放行，因为这句话就是一条毛主席语录。

三、“文革语言”，慷慨激昂句句空。

在“文革”时期，从中央到省市，报刊文章、文件、会议记要，都有一套普遍使用的“文革语言”。在地方上的大小会议和文字材料中，也都竞相使用这套特定的语言，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套语言听起来慷慨激昂，实际上都是严重脱离实际的套话、空话、错话。这套语言在当时会讲不会讲、讲得好不好，成为衡量一个人革命不革命，水平高不高的重要标准，所以十分流行。

我们从查阅到的很多档案材料里看到，开弦弓村也不例外。如：荷花湾大队（开弦弓南村）“一九六六年蚕桑生产情况”[①]和1970年写成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粮茧连续双高产”[②]的两份经验介绍材料，从中就可略见一斑。今结合“文革语言”的主要特点，抄录原文中相应的段落（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文中存在的错误、谎诞之处，不再一一点明），与读者共赏析：

一是“形势大好”。介绍的事情无论行业，取得成绩不分大小，先要说这是在全国一片大好形势下取得的。如：

我大队今年春期、夏期蚕桑生产与其它事业一样，在全国、全区[③]、全县都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下，我队干部群众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投入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中，在突出政治、明确了政治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大学大用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下，各队出现了不少一心为集体的动人事迹。

二是“突出政治”。总结成绩的原因，都是由于突出了政治，特别是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如取得蚕茧丰收的第一个原因是：

由于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抓住阶级斗争之纲，促使蚕桑生产迅速恢复，自去年冬季以来，兴起了群众性的大学毛主席著作以后，干群的思想面貌起了显著的变化，出现了一种不为工分的思想和只为养好蚕的风气，真正树立了养蚕为革命，以革命精神养好蚕，明确到养好蚕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三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了说明取得“粮茧双高产”是通过抓阶级斗争取得的，材料中有一段十分典型的描写：

贫下中农步步紧跟毛主席，可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极力在农村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工分挂帅”，我们大队就在这股妖风的毒害下，粮食、蚕茧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在激烈的阶级斗争面前，我们大队干部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领导贫下中农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伟大教导，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原则，用阶级斗争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率领贫下中农向阶级敌人斗，向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斗。

四是以革命大批判为武器。抓阶级斗争的主要方法是开展“革命大批判”，而且这个方法是“一抓就灵”的。材料中这样描述：

革命大批判大抓大胜利，小抓小胜利，不抓要失败；大批判大增产，小批判小胜利，不批判要减产。

五是“学习‘老三篇’[④]”。在各级报刊发表的文章，篇篇都带“老三篇”，大小会议上发言，三句话不离“老三篇”。如：

以“老三篇”为武器，把蚕房变成活用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课堂，“斗私批修”的战场，人人象张思德那样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象白求恩那样在技术上精益求精，象老愚公那样“下定决心”。养蚕人员未进蚕房先举办学习班，用“老三篇”武装头脑。一进蚕房要求人人带“老三篇”，天天读“老三篇”，处处用“老三篇”。

六是贫下中农语言。“文革语言”也讲“文采”，其中以打比喻为主要特色的“贫下中农语言”十分吃香，材料中多处采用这一语言特色。如：

“（在‘三自一包’妖风毒害下）蚕桑生产像温度计掉了冰箱里，直线下降。”“刘少奇的黑货是蜜浸的蚍霜，阶级敌人和我们虽然吃的是一杆称上称的粮，走的却不是一条路，资本主义的道路是糖衣包着的黄莲。”

七是实用主义。虽然在“文革”期间，只能说“文革”的话，但是开弦弓村干部的工作作风仍然保持着十分务实的一面。他们巧用“文革语言”之矛，射发展生产之的。以抓“阶级斗争”为挡箭牌，虚树阶级敌人反对发展蚕桑生产的靶，然后再通过大批判的形式，宣传发展蚕桑生产的实质。在偏面强调粮食生产，限制发展副业的“文革”期间，使开弦弓村的蚕桑生产一枝独秀。如：

阶级敌人散布“养蚕吃亏论”，什么“种桑树不如种山芋”、“一斤茧子不如一斤棉花值钱”，“养蚕不如卖桑叶，种桑不如种白菜，多养不如少养好”；散布“家有两行、必有一荒的论调”……（通过革命大批判）我们认识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是辩证统一的正确方针，我们没有上他们的当，人有两只手都能动，有两只脚才能走，为什么生产上粮食、蚕茧不能都跃进呢？

四、“教育革命”，师生接受“再教育”。

“文革”开始后，正常的教育秩序打乱了，村里造反派经常占用开弦弓村小学的操场开展所谓的“革命大批判”，使学校教育一度中断。后来搞“复课闹革命”，各村成立“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学生上课主要是背“毛主席语录”，学习“老三篇”，唱毛主席语录歌和《红梅赞》、《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等革命歌曲。请没有文化的老农（贫下中农）当“赤脚教师”，讲“忆苦思甜”，经常由老师带学生到生产队参加劳动，称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下图是我们在开弦弓村档案案卷中查到的一张“通知”，顶端印有的毛主席语录是：“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要过细地做工作，要过细，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要认真总结经验”。发通知的上级单位是“庙港公社教育革命委员会”，发文日期是“1969年11月27日”。

这份“通知”从一个侧面生动反映了“文革”期间，农村教育工作的真实状态。今天读来，还可品味到“文革”中愚蛮、狂热的程度。正文抄录如下：

各大队革委会教革组：

公社似于十二月上旬召开师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和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现在请各个大队认真选择典型，总结经验，迎接会议的召开。以下提纲供大队总结时参考：

1、革命师生在“四秋战斗”中是如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经验体会。

2、大队组织贫下中农对革命师生接受再教育，促进师生思想革命化的做法和经验。

3、上好社会主义文化课的经验。

4、如何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

5、如何发动革命师生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

6、课堂教育与现场教育相结合的做法和经验。

7、怎样处理好专职教师与赤脚教师的关系？

8、开展红卫兵、红小兵活动的经验，怎样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红卫兵、红小兵的作用？

各大队、各学校可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选择典型，有重点地进行专题总结。要求每个大队至少选拔一名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教师或学生在大会上讲用，要总结一份以上教育革命的的经验材料（专题性）在大会上交流。

此项总结工作，大队教革组必须加强领导，切实抓好。

发各中小学

庙港公社教育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五、疑神疑鬼，阶级斗争天天抓

文化大革命的核心思想就是抓阶级斗争，有几条家喻户晓的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那么什么是阶级斗争呢？我们在吴江市档案馆查到多份“文革”期间开弦弓村的文稿，这些文稿都是用特定的“文革”语言写成的，虽然并无实际价值，但真实地记录了“文革”期间的开弦弓村。

1969年10月31日，在红卫大队（开弦弓南村）大批判大会上的发言稿（未具名）[⑤]，摘要如下：

革命的人民创造了历史，但是，人民的敌人为了复辟他们的反革命统治，总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这是当前阶级斗争经常出现的现象！所以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擦亮眼睛，密切注视阶级斗争新动向。

我们红卫大队在对敌斗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形势也是大好。但是，我们大队在解放前，也可以说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老窝，国民党员、中统特务、军统特务、调统室、密侦组等反动组织都有。我大队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主要是：

1、书写反动标语，明目张胆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特别是趁我们大队落实“九大”提出的战斗任务，奋战四秋期间第九生产队又发现反标。

2、一小撮阶级敌人制造小道消息，造谣破坏，扇阴风、点鬼火，妄图反案！

3、一小撮阶级敌人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挑拔离间，制造矛盾，搞勿团结，破坏革命纪律，搞投机倒把活动。

4、一小撮阶级敌人拉拢一部分受蒙蔽的群众，搞迷信活动，“四旧”还在露头。

5、在农业生产方面，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是，以粮为纲，还是以钱为纲；是发展巩固集体经济，还是多分少留，削弱集体经济。

以上问题充分证明，当前阶级斗争是尖锐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激烈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我们要进一步发动群众，打一场深挖、细找、围歼阶级敌人的人民战争。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革命统帅生产，抓紧革命大批判，把阶级斗争熄灭论批倒、批臭！

红卫大队造反派抓阶级斗争的所谓经验，还在庙港公社召开的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上作交流。发言材料的题目是《红卫大队革委会是怎样发动群众认真落实党的对敌斗争政策的》，为了证明阶级斗争的尖锐性，不惜把红卫大队描绘成国民党特务的老窝：

红卫大队原有四类分子（泛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等被管制的人士）六名，国民党党员二十六名，在清队中新挖出中统特务五名、密探二名，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名富农子女被群众戴上臂章，合计三十九名。其次还揪斗了伪乡、保长和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员数十名，（红卫大队）的确是落实政策的“老大难单位”。

在长篇大段陈述了抓阶级斗争的做法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红卫大队革委会、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一致认为，这样落实党的政策有几个好处：提高了认识、学到了政策、总结了经验、找出了差距、促进了工作、查清了问题、落实了政策。现在红卫大队革委会决心团结一致，进一步抓紧落实斗批改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争取更大的胜利。

真是满纸空话荒唐话，句句骗人骗自己。事实证明，所谓特务、密探都是无稽之谈，因为毕竟开弦弓村在政治、经济和地理上，都不具备成为国民党特务老窝的起码“资格”。

六、灵机一动，化解“反革命事件”

开弦弓村红卫六队老队长倪进兴，他在回忆“文革”的亲身经历时，常常在愤怒中露出开心的嘻笑。因为在农村基层，“文革”时期所做的一切，实在都是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奇闻：

 大批判时，连生产队长也不放过。当年，倪进兴队长也被列入“走资派”，成为大批判的对象。有一天吃过中饭，造反派召开批斗会，批斗倪队长，讲他强横，是国民党作风。但他们不讲生产队长开早工、开夜工，都是带头做的。这天，一直批到晚上11点钟，散会时，年龄大的村民都不走，责问造反派：“生产要不要搞了？老倪不管谁管？”造反派辨护说：“我们斗他的思想，不是斗他的人。”第二天一早，老队长倪进兴照常吹哨子开早工，一位造反派裤子还没有结好，从屋里冲出来向他讨饶说：“昨天批判会上对不起倪队长了”。

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空气笼罩着社会，大家不怕做错事，就怕讲错话。但是，越是怕讲错话，就越是容易讲错话，所以经常会出现因讲错话而发生的“反革命”事件。有一次，庙港公社召开三级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主要是交流“学毛选”经验。上台发言的代表，先要面对台中央的毛主席像，手举语录本，高声背诵：“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建康”。然后，转过身面向台下与会人员，举拳高呼“打倒刘少奇”。

有一位周姓贫下中农代表，个人无文化，上台时心情太紧张，结果呼口号时，把刘少奇的名字，喊成了毛主席。全场大惊，鸦雀无声。因为在“文革”期间，有一条贯彻始终的铁律，叫做“谁反对毛主席，就要打倒谁”，而且在群众大会上喊了反动口号，真是罪该万死。这时，主持人（公社副书记）灵机一动，故意大声怒斥：“怎么让一位精神病人上台来，下去！下去！”这样，一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被巧妙地化解了。

但是，无意说错话吃点苦头的人，还是经常有的。有一位村民随意说了一句：“林彪很像村里的某某人，眉毛也是倒挂的”，因此被批判。有一次，劳动休息时，红卫兵要求大家背语录，轮到一位沈姓村民时，他在吃东西，他说：“嘴巴没有空”，也遭到批判。

最容易讲错话的要算“忆苦思甜”，这是当年抓阶级斗争时经常要组织的活动。要求大家诉解放前的苦，忆解放后的甜，不少人讲讲就讲到“最苦苦到三年困难时期”。有一次，队里安排一位解放前做个长工的李姓村民发言，想想不会出问题了。但他没有文化，讲话不会拐弯，一开口就说：“现在不如做长工，长工吃三顿饭，还要吃‘腰在’（小点心）”，结果遭批判。

开弦弓村档案室还保存着当年使用过的“文革误工（工票）”，红印章上刻着“捍卫毛泽东思想红卫战斗队总部，吴江县庙港公社红卫大队”，中间印着“壹天”两字。当年造反派参加破“四旧”、“大批判”等所谓的革命活动，担误的生产时间，可凭工票到所在生产队记工分。说明农村造反派也是有偿参加“革命”。实际上，这些无效劳动无形中加重了村民的负担。

七、千篇一律，拉线插秧吹哨子

“文革”期间的农业生产体制，就是五十年代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延续。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集体化的制度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巩固了。从公社、大队到生产队，生产、生活，国家、集体、个人，相互之间千丝万缕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制度化、规范化和表格化。

光生产大队就有一套由国家计委统一制定的年终报表，共有二十多种，从“表一”、“表二”顺次排到“表二十”多。如“表一”至“表六”为不同种类的“农作物播种面积和实际产量统计年报表”，“表二十”为“主要农机具统计年报表”等。从国家到省、市、县，从县到公社、大队、生产队，从生产队到社员各家各户的基本情况，都能在这些表格中得到反映。

在农村合作化的制度下，生产队是社员（村民）的“家”，大队、公社、县，又是一级比一级更大的“家”。从春耕播种开始，夏收夏种，秋收秋种，年终分配，甚至田间管理，都是千篇一律。先由县里制定生产要求和分配政策，然后逐级贯彻，一级指挥一级。在逐级贯彻中，公社、大队再加上自己的要求和经验，使生产和分配上的各个环节都有明确的要求和操作方法。生产队长是最基层的指挥官，除执行上级的指令外，需要自己发挥的主观能动性余地已很小。而社员听队长吹哨子上工，队长叫你做舍就做舍，完全成了没有思想的生产工具。

其实，县还不是农业生产最高的指挥机关，县里的很多做法是由地区贯彻下来的。当年苏州地区管8个县，这八个县是：吴江县、吴县、无锡县、江阴县、常熟县、昆山县、太仓县和沙州县。开弦弓村只是庙港公社的两个大队，但是各个生产队的很多具体做法，不但与邻近的大队相同，而且与全县，甚至全苏州地区八个县都是一个样。如插秧，听姚富坤介绍，开弦弓村搞过“拉线插秧”和“梳子插秧”。而朱云云当时在无锡县荡口公社参加农村工作队，他看到的情况与开弦弓村如出一辙：

传统插秧，每人拉一根线（绳），插六排，又快又整齐。但在“文革”期间，上级要求推广拉线插秧，两人蹲在田岸上拉线，线上结着插秧位置的标记，农民一字排开，听哨子声插秧。插完一排秧后，绳子向后移动一行，再听哨子插秧，以求形式上的一致和技术上的统一。但在实际效果上，技术高的不能快，技术差的不怕慢，严重降低了劳动生产率。第二年又推出新的插秧方法，在一根木条上，钉上六根小竹杆，代表六排，每根小竹杆上用红漆点出插秧的位置。插秧时每人一把，因形状像梳子，所以称为梳子插秧。

当时，各级领导农业生产的方法，也完全雷同。

一是建样板队，在自己领导的区域里，挑选生产队长或村书记能带头吃苦、农业生产又搞得好的生产队或大队作为样板。样板分公社样板、县级样板，给予适当的支持和扶助，上级或本级的意图先在样板队试验，抓点及面，做出样子，然后推广。

二是召开生产现场会，比如县里要布置小麦播种的工作，先在样板队挑选一只平整的圩头，精耕细作，按照新的耕作要求种上小麦，然后召开现场会，向全县推广。所以，秋种时机快到了，各地还不敢轻举枉动，大家要等县里或公社召开现场会后，才能全面铺开。

三是对口检查，现场会开过后，接着就是检查进度和质量，县、社干部不可能亲自跑到各生产队的田块，就发明了对口检查的方法。一般有邻近的两个或三个大队，结成对子，相互检查，然后向公社或县里汇报。

八、做煞苦煞，割“资本主义尾巴”

 “文革”期间，村民做煞、苦煞，生活得不到改善。从下表中可看出，开弦弓大队（北村）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10年里，社员（村民）年平均收入始终徘徊在120元左右。

1962年至1980年开弦弓大队（北村）经济分配实绩表（单位：万元）

问题出在那里呢？

开弦弓村的几位老队长，共同认为，主要原因是生产的主动权不在生产队，更不在社员手里，而在上面。上面不从实际出发，瞎指挥，不计成本，不讲科学，偏面追求粮食增产，社员做了很多无效劳动。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今天听起来，就象在讲笑话：

种田高密植。一亩田插秧5万株，密不通风，影响分蘖，产量反而降低。

麦田开暗沟。即在麦田里先开出狭沟，用土块盖在沟上，再把田面做平，全部种上小麦。理论上讲是增加了种植面积，降低地下水位。实际上，劳动量增加几倍，而暗沟容易堵塞，又很难被发现，所以开暗沟的田易受渍害，产量降低。

养猪当作政治任务来抓。养多少只猪都有硬任务，说法是“一头猪等于一个小型化肥厂”、“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年底分配时，猪的饲料粮与人的口粮，几乎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桑地里种的大头菜、青菜，先要保证给猪吃，多下来的才能给人吃。

大搞“三水一萍”。“三水”是：水花生、水葫芦、水浮莲。利用水面放养，作饲料和肥料。“一萍”指绿萍，在水稻田里放养，作肥料。荷花湾六队绿萍养得好，形成一套“放绿萍、养绿萍、倒绿萍”的经验，1975年在江苏淮安召开的全国绿萍工作会议作交流。但是，今天回头想想，绿萍种得最好，也抵不上几担猪灰，而化的工夫和精力非常大，实际上是空忙。

按照传统做法，秋收秋种大忙结束，应该是一年最空的农闲季节。但在“文革”期间，农闲不闲，天天积肥。罱河泥、窖草泥，劳动力的一半精力都用在积肥上，生产队里的农船都成了积肥的专用船。

罱河泥有多种做法，把罱到的河泥直接挑到麦田里，浇在麦埨上，称为“浇水河泥”，有利于小麦的防冻和分蘖。但是一担水河泥约重100公斤，劳动量很大，做得小伙子哇哇叫。把罱到的河泥，划在田横头的土窖里，铺一层稻草，盖一层河泥，称为“窖草泥”。主要是春耕时作为水稻的基肥，劳动量很大，肥效并不高。而且把稻草全部做肥料，社员缺柴烧，只能到荡漾里扒泥炭。泥炭是一层层埋在土里的芦苇根的炭化物，荡漾里扒完了，再到田里去挖。有泥炭的田说明在古代曾经是芦苇荡，一般要挖一米多深，才能挖到泥炭，结果田都被挖坏了。

曾任开弦弓村负责人的周玉官，回忆起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的情况，听起来更加荒唐和风趣。他说：

至“文革”后期，农村仍然不允许发展家庭副业，地上种的、家里养的都被批判为搞资本主义。因为搞家庭副业会增加农民收入，使人兹生资产阶级思想，同时影响集体生产。按照县里和公社的意见，村里组织小分队，专门去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实际上是破坏。

一是拔有滕的。香瓜、西瓜、丝瓜都有滕，不许种，发现了就把滕拔掉。二是砍有杆的。玉米、高梁、甘蔗都有杆，不能种，看到了把杆子砍掉。三是割有头的。鸡、鸭、鹅有头，会到田里吃集体的粮食，不准养。鸡，每户只允许养每人一只，超过了就派人来摸鸡棚，割鸡头。

九、自强不息，老队长带头显精神

在农村，贯串“文革”期间的一条核心政策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但是，从头至尾只讲“以粮为纲”，不提“全面发展”。甚至把“全面发展”变成了“全面砍光”。把能够增加村民收入的各项副业，都列入资本主义的范畴，横加禁止。使农村经济变成了单一的粮食经济，村民的收入渠道越来越狭窄，年底分红一个工只有三角、四角，很多农户辛辛苦苦做一年，成为超支户。

下图是1969年开弦弓村立新大队第三生产队年终分配的账册。在账册的左上方印着的“最高指示”（即毛主席语录）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必须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有五角星的圆图章上刻着：“吴江县庙港人民公社第叁生产队革命领导小组”，右边为户主领款或确认欠款时盖的私章。从账册中可看到这年该生产队每工分配为0.27元，在22户农户中，16户为透支户（占73%），欠生产队276元；只有6户分到现金148.19元。

尽管发展工业和副业的路被堵塞，搞单一的粮食生产，农民做煞苦煞。但是，开弦弓村村民为生存、为发展的志气和勇气未消。老队长倪进兴，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领导的荷花湾六队，是一个有名的样板队。我们在访谈时，他依然起劲地回忆起当年的情况：

 “文革”期间的政策，本身都是脱离实际、脱离科学的，是在瞎指挥。虽然不能不听，但决不能全听，更不能照搬照套。社员要吃饭，要改善生活，该做的就要做，要利用各种机会敢做、巧做。我们六队的副业是有名的，生产队为全大队第一，大队为全公社第一，当年养蚕张产达到106斤，为全国第一。但是，在“以粮为纲”的代年，上级为了确保种粮面积，桑田只能减少，不能扩大。六队就不管这一套，照样发展蚕桑。但是发展桑树要有对付上级的“理由”，我们就抓着整田平地的机会，600亩一只城角圩，隔田成方，四周多出了88亩“边角田”，都种上了桑树。

我们还提出“千株万条，科学养蚕”、“张产超百斤，亩产超五百”。有没有根据呢？有。“千株万条”的意思是：一亩田种一千株桑，每棵桑树长十根条，一根条上七两叶，一亩田可采七十担叶。“亩产超五百”的意思是：一斤茧子十四斤叶，一亩田采七十担叶，可结茧五百斤。当然要达到以上目标，必须种出上等的桑树，加上上等的管理，才能达到。

六队一直是样板队，公社的样板田都在六队。开早工、开夜工，样样带头，跑在人家前头。大搞积肥时，他们提出“沉船拷干，漏船塞住，摇混庙港水，捞尽太湖草”的口号，社员的生产干劲领先，妇女也摇船到太湖里去割草。这样做，社员对老队长有意见，也在情理心中，但他是带头做的，所以说话理直气壮。刘金山（曾任苏州军分区司令员，“文革”实行军管时，他是苏州地区党政军的一把手）来队参观过，大队农技员姚富坤把六队作为基地，县农业局专门派技术员长住村里，县里开现场会也来六队参观，这些都成为六队社员的骄傲。有诗为证：

十年文革乱轰轰，

你斗我批一场空。

文化人才成下品，

千篇一律做煞穷。

附表：

1970—1977年 红卫大队（开弦弓南村）农作物产量表  单位：斤

1970—1977年立新大队（开弦弓北村）农作物产量表  单位：斤

1970—1981年 立新大队（开弦弓北村）人口情况统计表  单位：人

1968—1979年红卫大队（开弦弓南村）人口情况统计表 单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