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变迁》第八章 重访开弦弓，见证合作化

第八章  重访开弦弓，见证合作化

开弦弓村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先后迎来了三批有身份的客人。按时间顺序排列，他们是：

1956年5月12日至16日，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人类学系威廉·葛迪斯教授对开弦弓村的访问（在本书第三章第一节已作介绍）。

1957年4月26日至5月16日，全国人大代表、时任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费孝通先生重访开弦弓村（在本书第一章第四节已作简要介绍）。

1957年9月5日至28日，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科学院、江苏省委、吴江县委组成调查组，对开弦弓村进行的再调查（在本书第六章第二节已作简要介绍）。

这三次调查虽然目的各不相同，但是调查工作都做得十分认真，都为后人留下了详实的调查资料，充分反映了农业合作化时期，开弦弓村各个方面的情况，并从中折射出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复杂的政治、社会关系。这在全国取消社会学、停止学术活动的五十年代里，是绝无仅有的现象。这些历史性的调查，对后人研究农业合作化这段历史，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地位，也是其它农村所无法比较和不可替代的。

本章仅从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角度，对其中部分材料作进一步的介绍。

一、内紧外松，重访江村全记录

费孝通先生重访江村的时间，正处在反右倾运动的前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一个十分敏感的非常时期。从表面看，费孝通先生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在这次访问中得到地方政府的热情接待，顺理成章。但是，实际上，对费先生在访问中的一行一言，已保持高度警惕，用得着一个词来形容，叫做“内紧外松”。

我们在吴江市档案馆，查寻到1957年5月21日，吴江县人民委员会呈送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和苏州专员公署《关于全国人大费孝通先生代表来我县开弦乡进行农村经济调查工作情况的报告》[1]。在这份长达7页的打印材料里，详细汇报了费孝通先生重访江村的情况。虽然我们已很难推断记录和发送这份汇报材料的起因和目的，但是在客观上，这份材料为后人了解费孝通先生重访江村的情况，提供了最详细、最正确的记录。现将前面部分主要段落的原文摘录如下，供读者参阅。

报告开头概要介绍了这次调查的全过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费孝通代表及其带领的科学研究所农村经济调查组李孚同、周淑莲、张福乾三同志，新观察杂志记者一人（先是女的，后换男的张祖道同志），于4月24日到我县震泽区开弦乡开弦弓村联合三社进行农村经济调查工作。我们派有熟悉该村情况的李海江同志和搞保卫工作的毕玉明同志参加一起工作。至5月上旬已摸出大体轮廓，费代表即于15日由乡至县转返苏州，同返者有新观察杂志张同志。

在县约停留4小时，除谈了些调查工作大体情况、提出一些问题和改进工作的意见外，并访问了他的故居和小学读书时的学校教室等。这次费代表在我县共住21天。在县告别时说，准备在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再来我县进行一次复查工作。尚有研究所的同志还在该村进一步调查，整理资料，约在6月20日左右可全部结束。

接着报告中汇报了这次调查的有关事项。

调查目的：费代表这次来调查的目的，据他自己说，主要是为了给科学经济所写一些关系南方农村经济变化的书籍，因他在1936年曾在开弦弓村作过一次调查，写过一本英文版书籍，在欧洲的朋友颇感兴趣，故这次仍到那里进行调查，看一下20多年来的农村经济变化情况，准备向国际上出版书籍。他曾不止一次地对王副县长[2]说：“你们对开弦弓乡工作要很好注意，将来书出版后，国际友人来访问是不会少的。”

调查内容：费代表调查内容大体可分三方面，1、20多年来农村历史变化情况，重点在土地的占有关系变化，对人口变化亦作了仔细调查。2、农业生产发展情况及农民收入的变化。3、副业生产发展情况及对增加农民收入的影响，着重在养蚕、饲养、水产、运输等方面。调查力量的组织，由费代表领导，组织三个研究所同志，吸收我县李海江、毕玉明和联合三社副主任周富林等参加，共6人，分三组进行工作。

调查方法：费代表在调查方法上，主要采取，1、自上而下层层听取干部汇报，了解情况。费代表来的那天，我县杨振东副县长曾汇报了约两个小时的工作情况，震泽区孙定安区长和联合三社主任亦汇报了开弦乡和社的情况。2、召开干群小型座谈会（社干部较多），具体了解情况。3、与社干（小队长等）专题研究。4、个别访问。5、实地观察，拍摄照片，共拍有80多张。6、向有关部门索取材料，如解放前地主用怎样的手段压迫和剥削农民，土改前后土地占有和使用变迁情况，互助合作发展情况，政府怎样领导农业生产和副业生产等。

工作强度：费代表调查非常细致，有的都是他亲自进行，如调查20年来人口变化情况，是逐户逐年摸底排队：有多少母亲，生了多少小孩？男的还是女的？死亡率怎样？溺婴情况怎样？娶了多少媳妇和入赘为婿？出嫁多少女儿等，并帮助农业社建立历史资料档案。费代表的劳动强度很高，报据毕玉明同志汇报，他几乎每天晚上要工作到12时后睡觉。

二、见证历史，实事求是说江村

在吴江县人民委员会呈送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和苏州专员公署的汇报材料中，还记录了大量费孝通先生在调查期间讲过的原话，充分反映了费先生关心农民生活和志在富民的崇高精神，读来倍感亲切。以下引述的汇报材料片断，为费孝通在开弦弓村调查时，陪同人员记录到的原话，这是研究开弦弓村的珍贵史料，虽然文字长了一点，我们还是选择了原文照录。

农业生产方面。费孝通说：

农业增产很显著，从稻谷产量来看，20年前（1936年）每亩350斤，这几年增加很大，已提高到500斤以上。大概到600多斤还可能，再上去吃力了，到700斤以上不是直线上升了。农业主要是水利、肥料、技术、管理问题，如果再提高不是目前生产条件可解决，将有很大困难了。

农民收入方面。费孝通说：

1936年农副业收入除去成本，每人收入为稻谷819斤，1956生为858斤，有所增加，但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副业生产停顿，甚至下降。

桑蚕方面。费孝通说：

单产是增加的，总产是下降的。然而从吴江地区看，有技术、有劳力、有工具、有要求，为啥下降？20年前，是由区域分工来种桑养蚕的，即吴江地区桑地少，养蚕却多，向东山、浙江地区买桑叶补充不足。东山、浙江地区专靠植桑卖叶进行生产，故有分工调节的配合。现在由于提出各地发展后，东山不曾养好，浙江也不曾养好，食料是有的，技术差些。但吴江却吃亏了，非但不能发展，就是保持当年的总产也有很大的困难，因为植桑不是一、二年可以解决的。

农船运输方面。费孝通说：

摇船，这是潜力。以前农民不使船空，一空做生意，卖萝卜啦，青菜啦，解放后还在发展资本主义，合作化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停了。究竟多少船做生意？多少船做运输？摸不清。但一停下来就困难了，怎样利用这一批船，不是开弦弓一个地方的问题。当然问题不少，如工分问题，工分要1块2角，低了农民不肯出去，认为太便宜要亏本。现在国家运输力量不够，农业社力量没有发挥，要县里解决，运用农闲期间组织农船运输，来增加副业收入。

养殖方面。费孝通说：

开弦弓过去基本上不养猪，现在有所增加，数量偏低。羊比以前少了，养兔数量倒不少，同羊争草料，是否会排挤羊？总的这三方面收入不大。困难在饲料，草越割越远，小孩书不读，割羊草，总的是不值得的。养猪是糠的问题，人造糠很好，但要有砻糠和机器，大批砻糠作燃料烧掉，有9万斤，这问题请县里研究解决。还有问题是水面利用不够，大量水面潜力很大，可种水浮莲等饲料，养猪养羊。水底罱河泥，水中养鱼，这样村子可富一二倍。

捕捉方面。费孝通说：

主要是捉鱼捉虾。捉虾赚钱不多，困难：1、队与队之间有矛盾，不能全面发展。2、地区问题，浙江竹子价格涨得很厉害，捕虾笼1953年每百只35元，1956年为95元，目前150元，这要省与省解决。捉鱼各个荡都有主，各社都自己捕，不准别人捕，造成社与社之间的矛盾。去年有的人到别的荡里捉鱼，给人抓住了，结果赔了70斤鱼才放走。如这样下去，就逐步向养鱼业发展，渔船只好到很远的浙江去捉。要把他们安定下来，这批渔民太苦。吴江等几个县要研究水乡发展的特点。

劳力利用问题。费孝通说：

怎样利用中年妇女劳动力？有两个方面：一是发展养蚕，二是摇船。再有养蓖麻蚕，去年总的是失败，但失败中有成功的经验。为什么失败？1、时间没有掌握，技术低；2、社里搞，记工分，要亏本；不能做丝，价格低。解决办法，一是找能养蚕的人养；二是让社员老太婆搞；三是做丝绵、绵绸，她们会做。要研究的问题是蓖麻种什么地方？社员搞家庭副业与社有矛盾，社要积极支持社员的家庭副业，社员有资金要支持社的生产，这样矛盾就统一了。现在算算账，群众会通，但干部不敢放手。

人口变化问题。费孝通说：

我算了一笔人口账，1935年361户，1483人；1950年360户，1417人；1953年360户，1458人；1956年383户，1465人；1957年3月，1472人。从以上情况发现人口有停止发展现象，和全国发展的水平不相符合。为什么人口会停？是不是普遍？这问题原因还未找到。同时男女人数比例中女的少，100个男的对80个女的。溺婴是一个问题，现在不许他们溺也不行，怎么办？

家计收入问题。费孝通说：

我们挑了三四户，一项项用多少钱算一下，人均年收入社里分给为82元，加上家庭副业，100元以上有把握。那不低了，但产生大家叫苦，原因呢？养许多猪到年底全杀来吃了，穿的也不坏，没有俭朴的打算，积累不起来。我同他们讲，不积累，社会主义搞不起来。

教育问题。费孝通说：

教员流动性很大，4个教员平均工作没有两年以上，有的是代课教师，不能安心教书，这是人之常情。今天代课，明天又要找生活，对教育儿童根本不会有责任感。据说代课教师不少，我想要个全县数字。“肃反”、“开会”找人代课，群众意见很大，你们下决心解决。我拿学生卷子看，好的少，不好的多。一般读一年就不读了，读一二年书出来，当然要忘掉了。学生每年减少，老师不敢见群众面，一学期只有三次，第一次开学，第二次要学费，第三次学生不来要去找。学生家里要他们割羊草，有组织每天只要化两个小时，但学生主要借此出去白相（玩），很开心，对读书没有兴趣。

干部的文化素质问题。费孝通说：

现在有不识字光荣的空气，从小学生到大人公开地说。民校也停了，合作化后干部也忙，民校教师无人当了。这村子出现了文化低潮。（说到这里，费孝通停了一下，感慨地继续说）没有文化是不行的，周富林（社干）很好，就是没有文化。“勤俭办社”，连报纸都不订了。这不是办法，这将连世面也看不到了，斩根子！我看干部要带头念书。

在这篇汇报材料的最后，谈到吴江县人民委员会接待费孝通先生重访江村的体会，文中写道：

 我们感到费代表这次来我县进行农村调查工作，对我们改进工作帮助很大，他反映的情况，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提出的问题也确实存在的，许多建议都很好。我们将组织有关部门认真进行一次研究，逐步把问题解决。以上当否？请指正。

我们读到这一段话时，真是感慨良多。这是吴江县人民政府（当时称人民委员会）对费孝通先生“重访江村”发自内心的客观评价，充分说明当年吴江县地方政府及其各级干部的工作，是实事求是和积极负责的，对费先生的访问从内心表示欢迎，对他提出的忠恳意见表示虚心接受。

费孝通先生重访江村最可贵之处是讲真话。他通过自己辛勤的调查工作，凭借自己的学识，把合作化时期真实的江村记录下来，把发现的问题提出来，并反映上去，这就是实事求是。无论这篇汇报材料是应命之作，还是主动之作？已成为历史的重要见证。

三、颠倒是非，带着观点看江村

对费孝通提出的忠恳意见，吴江县人民委员会虚心地接受了（详情见上节）。但是，他回到北京后，却因言至祸。因为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自始至终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脱离农村实际的政治运动。而且箭已离弓，只能说对，不能说错，只能赞扬，不能批评，对是非的评判，只有政治标准，没有实践标准。

是年7月，费孝通先生被打成“右派”。

是年9月，中央民族学院（费孝通时任该院副院长）为了开展对费孝通先生的批判，抽调力量到开弦弓村进行反调查（以下简称：“9月调查”）。

关于这次调查的目的和概况，在他们的调查报告里有一段自白： “为了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费孝通在农村问题上对党的攻击，反映农村的真面目，我院党委决定派人前往开弦弓村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这项工作在各级党委的协助下，已顺利地完成了任务。”[3]

“九月调查”在开弦弓村实际调查的时间，是从9月5日开始至28日结束，历时23天。参加人员有：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黄万纶、余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思骞（同年5月，随同费孝通重访江村的人员之一），中共江苏省委邓克、张玉祥、李保萍、是慧琴等四人，中共吴江县县委李海江（也曾随同费孝通重访江村），共计八人。调查组由黄万纶担任组长，邓克担任副组长。

“九月调查”先后形成三份材料，依次介绍如下：

第一份材料是调查组在吴江形成的原始资料，至今存放在吴江市档案馆。原始资料包括三个独立的打印材料，它们是：《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土改前后的经济情况：土地占有和阶级关系变化的情况》、《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情况》、《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农副业生产变化情况》。封面上标注的成文日期是：“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即调查组离开吴江的前4天。

在原始资料中，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农业生产、文化教育、远景规划等方面素材，主要来自费孝通重访江村调查组取得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在这次调查中没有化多少精力。而对土改前后经济情况和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情况，作了重点调查。这三个打印材料虽然已带有明显的时代偏见，存有很多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和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错误观点。但从总体上看，数据详实，基本符合开弦弓村土改前后和合作化时期的实际。同时，从原始资料中，可以看出调查组在村子里的调查活动是认真的。所以在本书前两章中，决定引用了其中的部分素材。

第二份材料是该调查组回到北京后，在原始资料基础上整理形成的调查报告。它的全称是：《江苏吴江开弦弓村调查报告（初稿）》，落款是“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印”，署名黄万纶、余希，时间是1958年1月。这份稿子的成稿时间离原始材料的成文时间相距3个多月，可见是深思熟虑之作。全文共67页，近5万字，由四个部分组成，即：政治、经济、思想的变化；农副业生产的变化；农民生活的变化和开弦弓村发展的远景。

这篇调查报告的主要特点是，在原始资料基础上，插进了大量反映当时政治环境的政治化语言和阶级分析的文字，把费孝通先生重访江村的学术研究活动，武断地放在彻底否定和批判的位置上。如报告一开头就严重脱离实际，乱戴政治帽子、乱打棍子，定下了火药味十足的调子。材料中这样写道：

费孝通为了效忠于帝国主义，也是为了达到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于1957年5月又至开弦弓村进行了20天的调查，写了‘重访江村’一文。在这篇文章里尽力歪曲农村的新面貌，否认党在农村工作中的成绩，挑拨党和农民的关系，否认合作化的优越性，反对党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报告针对费孝通先生在《重访江村》中，提到姐姐费达生在开弦弓村与村民一起创办合作丝厂的事时，先说了很多办合作丝厂“侵犯”农民利益的话后，在报告第33页，这样批判道：“由此可见，开弦弓村‘合作’丝厂只是地主阶级更狡诈地压榨和剥削农民的工具，也是国民党所推行的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所主张的合作事业的缩影。它只是麻痹农民的革命意志，并不能给农民带来什么好处，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不看到当年报告的原文，是难以想像出什么叫“信口雌黄”。

在这份报告中，很多篇幅都运用了所谓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上纲上线。如针对费孝通先生在《重访江村》中，提到的恢复利用农船搞贩运增加农民收入的话，在报告中编造了很多“村民的对话”。如：“费孝通在向农业社干部提出恢复这种贩运时，农业干部当场就指出：‘这是资本主义，不能恢复’。一位雇农在背后讽刺费孝通说：‘我们说这种贩运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他硬说不是资本主义，大概是费孝通在北京看惯了大资本主义，因此，这些小资本主义就不是资本主义了。’……现在社员们都明白了：‘原来右派分子和地主富农是一家人！’。”很难想象这些生硬的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语言，会出于普通的农民之口，读后令人啼笑皆非。

第三份材料是在第二份调查报告的基础上，由调查组组长黄万纶经过进一步在政治上上纲上线，增加批判力度，写成《费孝通“农村调查”的反动本质》一书，并于1958年1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当年反右派运动中的重点出版物之一。在该书的作者前记中，作了这样的自我介绍：“这篇稿子是参照我和余希同志共同执笔的‘江苏吴江开弦弓村调查报告’中的部分材料写成的。曾经在‘哲学研究’1958年第二期上，以‘费孝通在重访江村中干了些什么’为题发表过。这次出书时，又作了部分修改和补充。同时为了使题目更切合文章的内容起见，改题为‘费孝通农村调查的反动本质’。”

全书分为5个部分，共58页，表明字数34000，印数4000册。书中内容与前面提到的《江苏吴江开弦弓村调查报告（初稿）》基本相同，不值得作重复的介绍。而且书中的错误观点，在今天看来也已不值得一驳了。为了使读者对该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仅将该书的目录抄录如下：

《费孝通“农村调查”的反动本质》目录

一  引言————————————————————1

二  对社会主义制度放出的几支毒箭————————4

    （一）农民生活到底有没有改善？———————5

    （二）粮食统购统销究竟是搞好了，还是搞糟了—9

    （三）“乡土工业”是什么货色？———————13

    （四）恢复贩运的目的何在？—————————21

三  反科学的方法论———————————————27

（一）抹煞阶级分析的方法——————————27

    （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的方法—29

    （三）反科学的方法论的根据——功能学派理论—34

四  封建地主、买办阶级的立场——————————36

（一）维护帝国主义的利益——————————36

    （二）歌颂封建地主政权———————————37

    （三）为地主阶级经济利益辩护————————43

    （四）替蒋介石反动政权献策—————————47

    （五）仇视农村社会主义制度—————————48

五  结束语———————————————————51

有诗为证：

社会调查贵在真，

实事求是说江村。

真金不怕火来炼，

历尽磨难见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