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盛湖中学二三事

  母校盛湖初级中学创设于沦陷时期。1943年开办，招收两个年级各一班。数年后母校执教外语直到退休的马明融、一直服务于桑梓教育事业的董明义、俞韵芬诸学长都是它的首届毕业生。我是1944年入学的，至1948年毕业，盖其间曾经休学故也。每个年级各用校训的一个字为级名，校训为“勤朴勇诚”四字，因而我先在勇级、后在诚级。但更后的几届恐怕就不再如此使用级名了吧。

  当时的学校不仅有校训，还有校歌，几乎每天都要唱一遍。校歌的后半段歌词是：“勤朴勇诚，矢志不移，储才救国复兴自可期。毋忘前人，毋忘校训，我校师生共勉之。”何人作词，当时不曾问过师长，后来也终于不明白。但这首校歌，受到敌伪的注意，却是听首任校长马蜚英先生说过的。敌伪方面来校“突然袭击”，责问：“为什么说‘储才救国’？”马校长似乎早有准备，用汪伪政府的‘和平救国’以对。他们来势汹汹，结果悻悻而去。直到抗战胜利，马校长对我们讲校史，说及此事，告诉我们：汪精卫的“和平救国”是把他的屈膝投降作为已经得到“和平”、已经是“救国”来说的，我们的校歌里没有这种“和平”，而着眼于储才，储才是为了救国，那就意味着抗战。

  然而，敌伪没有查我们的课程。他们定日语为必修课，代替英语。我们的课程表上有日语，却又用“选科”把英语课掩藏起来。如果他们突然进校，就会听到英语读说的声音；即使不来学校，也能从学生的家庭作业里查到这个不是秘密的“秘密”。或许是没有查，或许是查了并无所是得——没有人原意“泄密”。日语是列入课程的，学校自聘的教师是前清秀才沈俊，字职民，因为“以字行”，所以能常只知其字，不知其名。我是后来向他学《古文观止》听他讲典章制度时知道的，依稀记得是讲“字以表德”时提到：“比方说，我姓沈名俊，字职民。”他的日语，大约是清末废科举之后进上海龙门师范（江南举人、秀才颇多入龙门师范以取得讲授新学的资格）学来的。在课堂上他总是用带点吟诵古文的声调读日语句子：“这是什么？”“这是……。”可是，一年读下来，我们连片假名、平假名也没有认全。当日本占领军在我们的国土上耀武扬威时，谁肯用心读日语呢？若干年以后，有人说，这是抵制学日语。如果一定要说抵制，那也是出于大家心里不愿意，谁都不曾发动过，也没有人领头。沈职民先生当然“心照不宣”，期终考试命题要求很低，我们并无作弊的习惯，居然都能对付过去。这种情形，其实也不独我校为然。

  1944年开学不久，敌伪忽然要沦陷区的中学生上街演讲“‘九·一八’纪念”。“九·一八”，我们后来当然知道是日本侵占我东北三省的日子，当时距离日本侵华战争的尽头已经为时不远，何以要有此街头演讲，至今不得其解。其时首先感到为难的，自然是马校长。他终于想出了应付之法。9月18日课前，他从全校仅有的四个班级中每班召去一人，我亦在内。他告诉我们，要带领几个人上街演讲，并口授了讲词：“今天是‘九·一八’纪念日。这个日子，想必各位已经知道了。现在是‘非常时期’，‘非常时期’要刻苦努力……”四人之中，有一位是嗓音极好的金瑞玉，她说：“人数够了，我就不去了。”她终于不曾参加。这位同窗就是后来成为苏州评弹团演员的金凤娟。近年和她重提旧话，她也记得五十年前的这一段往事。回想起来，马校长这篇口授的演讲辞，既不愿讲日军胜利，又无法讲抗日救国，就用“想必各位已经知道”含糊过去，而“非常时期”是日伪报纸上的常用语，拉它来利用一下，以避开敏感的时事问题。就这样用煞费苦心的演辞，煞有介事地演说一番，对付了这个难题。我们依照这一口授的讲辞，每一街头由一人站在凳子上俨于然地演讲，每处只限一个人次，因为“众口一辞”的演辞是不能在同一地点连讲两回的。

  草创时期的盛湖中学，校舍借绸业公所，教学设备简陋，没有图书馆，没有实验仪器，除了课桌椅、办公桌以外，几乎一无所有，有的只是热心桑梓教育事业的校董会、教职工。虽是私立学校，却只能参照公立学校收费，因为清寒子弟太多，不能拒之门外。打从抗战时期开始，教师的待遇，不论在大后方、沦陷区都大幅度下降，沦陷区尤甚。难得的是母校教师都安贫乐道，认真教学。更为可贵的是在日本占领军的铁蹄下，马校长和全体师生团结一致，临阵不慌，巧与敌伪当局周旋，维护了民族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