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乡的王雨生同志

“水乡成一市，罹绮走中原。”“人家勤机杼，织作彻晨昏。”这是明朝盛泽谢天港进士巡按周灿写盛泽的诗句，说明早在明朝吴江县的盛泽就是历史悠久的丝绸之乡了。一九二〇年二月王雨生同志出生于这个“日出万绸，衣被天下”的丝绸之乡以丝绸为业的家庭之中。一九二六年入盛泽绸业小学读书，一九三二年毕业后入嘉兴秀州中学初中肄业二年，一九三九年在上海正风中学高中毕业，当时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上海，流行着鼻下留一小撮胡子的洋相，他曾不满地在黑板上写了“中国人为什么要留一撮胡子？”引起一场政治风波，幸未被侦破。一九四一年七月至一九四三年在上海大同大学肄业二年，因不愿学习日语而停学，曾起程赴大后方，中途为战争所阻而返回上海。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到天伦绸缎百货公司担任百货部主任，抗日战争胜利了，一九四六年下半年离开上海返回盛泽筹备恢复家业，一九四七年创建盛泽新生丝织厂。他是盛泽丝绸工业的企业家，为盛泽丝绸工业的发展作出了一些贡献，他是一个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社会主义者。

振兴家业的意愿

王雨生同志抗日期间在上海避难时曾自己选择“振家”两字为别名，但对外从来没有用过。他自认为虚名，其实虚名不虚，这确实是他当时的心愿。他的丝绸之家和丝绸之乡，曾经历过一段国难家破的波折。 

根据一九一八年《盛湖杂录、绸业调查录》记载：“环镇四五十里间，居民皆以绅绫为业，凡邑中所产者悉荟萃于盛泽。”这说明了当时的盛泽是由很多丝绸世家聚集形成的丝绸集散中心。王雨生的父亲王鸣泉当就是“凡百数十户”（《绸业调查录》）之一的绸领投，叫篮记领包（或庄）。“领投为业至微，始不过领机户投卖行家略沿佣金而已。今则成为机户与绸行间接机关。《绸业调查录》：后来鉴于此业越来越伙，于是便设法开设鸣新绸庄，二十年代到上海租赁厂房和织机六十台，在上海康悌路开设大中华丝绸织造厂，在北京路设立大中华发行所，在萨浦赛路开设光华丝绸织造厂。一九三〇年在盛泽舜新街开办了民生丝织厂，一九三一年将上海大中华丝绸织造厂迁回盛泽王家庄建立民生北厂。一九三四年建立民生星记丝织厂。四个厂拥有铁木电动机一百四十四台，设备新颖，生产能力约相当于盛泽镇丝绸工业的二分之一，成为盛泽首屈一指的丝绸之家。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进攻上海，盛泽先于上海为日寇占领，所属民生各丝织厂全部闭歇，每个职工发给生活费银元二十元，开始了避度国难的生活。在敌伪的中日亲善声中，敌伪华中蚕丝公司许一帆曾经联系洽谈恢复丝织厂的问题，王鸣泉坚持“永不合作”的主张绝不复业以示爱国，全家依靠变卖家产度日。“缤纷罗绮风流尽，唱彻吴愉总断肠。”陈去病为盛湖题词的这两句诗，是对他的丝绸之家的很好写照。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日战争胜利了，王雨生同志离开上海天伦绸缎百货公司百货部，开始为实现自己久怀振兴家业的愿望而活动了。

一九四六年他以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英姿活跃在盛泽筹备恢复家业，一九四七年在盛泽重建丝织厂，吸收原有职工和管理人员，从六台绸机逐步恢复发展成为具有织机二十四台的小型厂，命名为“新生丝织厂”。后来不理解者曾认为新生两字往往被误解为劳改工厂，对新字排名，颇为不快，其实王雨生同志命名为“新生”确有新意，因为他父亲所办的以民生命名的四个厂都因日寇侵占而毁坏了，抗日战争胜利了，重振民生丝织厂，使民生新生，新生这两个字中蕴蓄着爱国主义者胜利的快慰和重振家业的意愿。

统筹兼顾的观念

一九四九年吴江县解放了，他经历了旧社会的黑暗，非常向往光明。虽然他在天伦绸缎局接近到一些进步人士如肖桂生、周世林等同志，但毕竟对共产党还是缺乏认识，抱着经营企业不介入政治的主张，后来经过俞永泉同志（时任县工会副主任）的动员与介绍，一九五〇年担任吴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开始了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新起点，先后担任江苏省政协委员，江苏省工商业联合委员会常委，盛泽染织公司经理等职，热情地拥护社会主义，在接受利用、限止、改造的政策下，积极参与恢复经济的建设活动。

在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他在贯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政策方面，起过良好的带头作用。解放初期百废待兴，纺织工业织成的产品一度难以销售，只产不销故使生产陷于停顿，后来接受花纱布公司加工订货任务以后，在纺织工业系统有三个问题摆在私营工商业者面前有待正确的解决。在原料方面一个是供应与需求的问题；一个是溢料与亏料的问题；在产品上还存在一个低利与高利的品种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如何执行统筹兼顾的问题。

在原料方面当时由于供不应求，往往停机待料和停工待料。根据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八日吴江工业局《关于私营工商业及手工业情况》中写道：“如棉布业由于棉花减产原料不足，供产不能平衡而减产，当经采取了对小型厂尽量多分配使其能维持，对大型厂分批停工在停工中对职工发给50％停工补贴工资……，因此，棉布业的企业职工生活都得到了维持”其他新生等大厂经常停工，直到一九五六年根据统计全行业合营合并为第六布厂即新生厂全厂（包括十八家合并的小厂）共布机二四七台，二月开动数为七十六台，九月开动数为一四〇台，停机待料的情况还不在少数。王雨生身为新生厂厂长，不争一厂之私利，立足于统筹兼顾，以身作则带动大厂照顾小厂，维持生产显示了良好的风度。

在加工方面各种产品的原料定量标准为当时颇费争议的问题，通过生产加工，王雨生同志准确地反映了溢料亏料的情况，提供了很多正确的溢料与合理的亏料的数据资料，并以新生厂带动各大厂认真执行定量标准，以溢料的实绩抵制和暴露了个别企业少报溢料多报亏料以窃取加工产品的现象。

在加工产品的品种方面，他以新生厂和仁基等大厂一起，主动多承担薄利品种（如灯芯绒和府绸等）将高利品种（如直贡呢等）让给小厂，在各计盈亏的情况下，能兼顾全面，在盛泽纺织行业中深得好评。

在所得税汇算清缴中新生厂由于资金紧张在纳税方面遇到了困难，他考虑到这是国家税法规定，他又衡量到自己的企业大，数字大，影响大，毅然对所缺金额用家藏的金器首饰换兑补足金额，及时的将税金如数纳库，在汇算清缴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拥护社会主义

一九五四年上半年王雨生同志赴省开会，通过对传达中央领导同志报告的学习，受到了启发并与太仓朱丹初等探讨自己的意愿，回县后便主动地在取得全厂工人的支持下，写报告要求公私合营，积极地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在苏州市范围内他也是比较早参加合营的成员之一，显示了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的品格。

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新生厂正式批准公私合营，王雨生同志担任厂长，金介甫同志担任付厂长，在整个合营的过程中他具体地谦逊地进行清产核资，为对私改造工作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新生厂核定资金时王雨生资产为十三万另七十一元，据对私改造后的统计是全国同样规模的企业二千余个之一。在清产核资中对生产资料作价，他不计较私有资产的得失，对具体资产的核价采取愿低勿高的原则，后来盛泽地区同行业中同类型资产要仿效执行，这样的作价和上海杭州的作价相比，上海要比盛泽高一倍，杭州也要比盛泽高50％。

一九五六年盛泽全镇迎来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九月以老公私合营的新生厂为主，将新公私合营联成的十八户改组为一个厂，并任命王雨生兼厂长。在对私改造高潮中他处处现身说法，为党和政府做了大量的细致的工作。例如盛泽纺织工业通过清产核资发现二种特殊现象，一、有五六户倒挂负债无定息可议，他和各大厂计议，为了解决今后的生活问题，为了大家欢欢喜喜地进入社会主义，由大厂划拨一些资金给负债单位转换定息，新生厂主动划出约二千元左右。二、祥新厂辛益厂汪可为等以出租绸机为业，无法转换定息，实行合营后领取定息低于出租金额，这样对生活有所困难，通过计议与请示，以安排工作解决生活出路，使大家都愉快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

公私合营后，随着所有制的改变，思想的适应也必然产生了新的反映，他经常地把自己听到中央首长和省领导的报告后想通了的问题宣传给大家听，他说：“有些人怕公方代表，担心搞不好关系；反过来公方代表也怕你们，担心违反政策。”“有些人认为有职无权，有些会议轮不着参加，这是不习惯，叫你参加就参加，不叫你参加就不参加，中央开会中央首长也不一定都参加，这叫组织原则。”此后他由不习惯到习惯，由不理解到理解，在政治思想上进入了新的境界，“听党的话，跟党走，走社会主义路。”才是正确和光明前程。

一九五七年他当选为吴江县副县长，后任吴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的感召下，虽然年逾“耳顺”，但老骥伏枥，仍为振兴中华建设四化而努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