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分湖叶氏官声政绩
一、叶绅
弹劾除奸
叶绅于明弘治十年（1497年）任吏科左给事中时，不计较个人安危，敢于弹劾（揭发检举）被弘治皇帝宠信的太监李广。弹劾的奏章中列举李广的罪行∶谎称托人炼制的丹丸为不死之药，以此欺骗皇帝；侵夺百姓土地、强征劳力为他建造私宅；向外任官员大肆索贿等八条罪状。李广在赃证俱在面前供认不讳，慑于皇权的威严励害便畏罪自杀。
同一年他又弹劾弘治朝的权臣尚书徐琼、童轩侯；侍郎郑纪、王宗彝；巡抚都御史刘瓛、张诰、张岫等19名贪赃枉法之徒，要求弘治皇帝罢他们的官。
他还进谏弘治皇帝，应改变朝廷大臣死后的恩荫（享受待遇）过于丰厚，葬祭太铺张等规定以减轻百姓负担。
治洪减赋（赈灾）
弘治七年（1494年）叶绅奉命去浙江、福建巡视，路过家乡吴江时，正遇上太湖洪水暴发，灾情很严重，他上书弘治皇帝汇报吴江地区的灾情说∶“国家粮饷、仰给东南，苏松诸郡、水道湮塞，甚为农害。请择任廷臣有才力者，疏通之。并议蠲赈，以甦民困。”因上书言之凿凿、句句在理，不久朝廷果真命工部侍郎（工部尚书的副职）徐贯到吴江负责指挥开浚吴江长桥、白茆港以及斜堰七浦等水系工程，吴江地区大受益处。朝廷还派遣户部（管理财政的机构）主事祝萃到吴江负责救灾工作，使吴江民众尽快获得救济钱物。
二、叶可成
抗倭有功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入侵浙江沿海各县。叶可成刚到山阴（浙江绍兴）出任知县，即有大批倭寇进犯曹娥江一带，形势异常险恶。可成急调集兵力，备足粮饷于柯亭坂，候敌深入。当与敌遭遇时他身先士卒参与战斗，以自己的义勇激励将士，经过激烈斗争，入侵倭寇全军覆没于柯亭坂。当地士绅为铭记叶可成的抗倭功绩，特编纂《平倭诗》一册以纪念。
胡宗宪奉命带兵到江浙沿海抗倭，知叶可成有治军才能，便推举其到他麾下共同谋划抗倭策略。可成不负众望，与胡配合默契，彻底清除掉在江浙骚扰的倭寇。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七月，倭寇从嘉兴方向窜来吴江，途经平望之盛墩（即现在的胜墩，为纪念当年抗倭胜利而改现名）全体抗倭军民在叶可成的谋划下，于倭寇北去的必经之运河、湖荡等水下布下竹、木桩、尖锐的铁器等物，在陆上于敌楼内驻有伏兵，当倭寇进入伏击圈时，军民奋起袭击，倭寇进退无路，溃不成军贼首徐海被迫自杀。
倭寇探知他们是惨败于叶可成手中，而叶的家乡是分湖叶家埭。顿起报复之心，便由盛墩战斗中败退下来的六、七十个倭贼窜到叶家埭，幸叶家预料倭贼会垂死挣扎，已将家属、贵重物品转移去外地（大部分转移到离叶家六、七里之遥的池亭，后来叶可成后裔定居于此），只留一佣人守家，所以倭寇一无所得，临走把佣人的一只臂膀斩断，将一只鹿抢走。
为民请命
明万历六、七年间（1578—1579年）吴江连续两年发大水。七年秋，江浙总督衙门催交税赋的公文发到吴江，此时叶可成辞官闲赋在乡，他得知催税事即去会见吴江知县徐元，要徐向总督反映吴江连续遭灾，百姓无力交粮纳赋，要求缓交，徐脸上显出为难神色，叶可成据理力争，徐无奈照办，结果获得允许缓征要求，使民众得到休养生息，保证了社会安定。
他家乡有一个姓汝的村民被其堂伯父告成死罪。另有一唐姓的村民被仇家诬陷也定成死罪。可成知悉这两件命案均有冤屈，便利用他的社会影响（时已辞官）为他们的翻案周旋于各衙门，终于昭雪成功。
任山阴知县时，严厉打击奸吏酷豪。有一部分人依仗上层有背景，长期来鱼肉百姓，他不顾后果将他们当众责打。自此后山阴县的邪恶势力“惴惴不敢肆”获得当地人们称道为“治行一时卓卓”的赞誉。
知冤谏斩
胡宗宪幕下有一个很能干的办事人员，遇事敢于与胡争论，于是胡耿耿于怀，一天假借酒醉之机寻衅，欲把此人杀掉以维护自己的威严，其他僚属明知是冤，但不敢为其求情。叶可成挺身出来对胡说∶朝廷依靠你来巩固东南沿海的战略阵地，今醉杀无辜，这对你所负的使命会引起不良后果，请持重、三思。结果此人未被杀。事后胡更佩服可成的胆识、远见，他称赞可成“公之可大任也”。
胡宗宪的四位副将在一次战斗中失利，胡以他们为严重失职论为死罪。又是叶可成牵头联络百余官兵集体出面担保，让他们在今后战斗中戴罪建功。后来此4人果真都建立功劳。
三、叶重第
不畏强暴 为民除弊
他就任知县的河北省玉田县，有一个国家牧马场，朝廷派官兵管理。他们依仗着朝廷的势力，不顾牧马场周边农民所种的庄稼，任意让马糟蹋毁坏，农民怨声载道，但不敢阻拦马匹越界。重第得悉此事，即到实地与牧马场官员共同丈量牧马场面积，确定界限，订出规约如有马匹越界损坏庄稼要照价赔偿给农户。牧马场的官员对此规约很不满意，向叶重第提出质难。叶说∶“我知除害而已，他弗顾也。”牧马场官员则无言以对。
筑堤挡水 赈灾救民
玉田县位于河北省东北，背靠山区，一遇大雨四周之客水泄泻过来便成灾。叶重第经过考察，决定筑长堤以挡水，他亲自发动并指挥这项工程。堤筑成收到预期效果，百姓免除了常常遭灾的痛苦。叶重第到任之时，玉田正闹饥荒。他不顾同僚的反对，大刀阔斧改革赈灾办法，革除掉救灾物资不公开，分配方法不合理的陋规，从而达到“多寡悉宜、鸡犬不惊，存活万计”的救灾效果。他敢冒风险，打开国家备战的粮仓，将粮食以半价卖给饥民，办理登记造册手续，到秋收后以等价等量由粮仓悉数收回卖出的粮食。当时有人提醒他动用国库要考虑后果的，他说∶“倘利于民，制（国家的法律制度）且可矫（修正），何借籴不可邪。”此举结果“无损于官，而民赖以生者甚众。”
秉公执法 百姓安稳
玉田县城是出入关东的必经之道；战略要地。过往官吏极多，县城设驿馆（接待站）接待，入住官吏们对接待要求很高“恣横骚扰”，所须费用全由百姓负担，所以弄得当地“民不堪命”。有时叶重第在万般无奈下，亲自到驿站接送过往官员，对要求苛刻又蛮横者他果断地说∶“尔能不畏三尺（杀头的刀和明皇朝律法）乎，侵我民，我不宥尔也”。
叶重第审讯民案，不借恐吓敲打之法，而是“以德化民，以言动之”的方法打动人心，因而玉田县在他治理期间社会风气良好，社会安定。每年受理的诉讼案件从原来以千件计下降到数十件。他对前任已审理结束的一起重大案件，涉及到17人判死罪。为避免冤案，他再加以复审发现了疑点，但判词已上报，极难挽回。正好有巡按御史来玉田，他据理力争要巡按御史将复审材料转呈刑部，请求改判。结果准予撤销原判，纠正了一大错案。
叶重第离任后，玉田县民众为不忘记他在任时为民办好事的功绩，在县城建造叶公祠，以志纪念。
四、叶绍颙
关心百姓 计擒海盗
明崇祯年间（1628—1644年）广东社会很不安定，百姓在提心吊胆中过日子。原因一是地方官吏腐败，鱼肉百姓；二是海盗猖獗，侵夺官民财产。
明崇祯七年（1634年）朝廷委叶绍颙为广东巡按。他就任后通过明查暗访，将不尽职的官吏全部弹劾罢斥之；对于海盗，他组织军民进行几次出奇不意的袭击，贼势稍退，并救出被俘的官员。海盗余党，潜入近海的新会县，以方园几十里的成片蕉林为掩护，继续为害百姓。他发动当地百姓配合驻军长时期进行围剿，迫使海盗接受招抚，从此广东全省得以太平。
五、叶绍袁
操守清廉
叶绍袁一生清苦、甘于淡泊，既受其家庭传统影响又有对自身节操修养的结果。他在“清白堂”上对其子叶燮说∶我家自都谏公（叶绅）以来五世食禄所贻（传）者止此二字“清白”，故我每一顾不敢忘。
叶绍袁聪敏好学，他头年中举人，下年中进士。以他的才学，可以进入进士中的头二、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之列，况且主考官顾秉谦是同乡人（昆山），有人劝叶绍袁去攀附顾，走门路通关节定能有好的结果。叶绍袁断然回答好意劝他的人说∶“岂可附阉党（顾依附太监魏忠贤）走权门乎，即朝走谒而夕公卿吾不为也。”
急人所难
他结婚的第二年，在赵田袁家（义父家）遇见一好友诉说家境非常艰难，无奈将居室卖掉而父母妻儿居无定所，向亲友商借买屋之款未得结果。绍袁问其需多少，友说“非四十金（银子四十两）不可”，绍袁为友着急买房之银，但不敢向母亲要钱，却与妻沈宜修商议用她母家赠嫁的首饰变卖后周济给好友，沈宜修毅然同意随即将变卖所得之款如数交给好友作买房之用。晚年的叶绍袁回忆起沈宜修的乐善好施之举时感慨万分地说∶“内人时年十八，即能好义如此，今亡矣，谁与余为善乎，何能不泣下霑衿也”。
明天启六年（1626年），太仆（管理皇帝舆马的官员）周宗建，受阉党诬陷在苏州被缇骑（王宫里的警卫）逮捕。他又一次当掉沈宜修的衣钗凑足四十金，冒着受株连的风险，暗中将钱送给周宗建，让他充作活动经费。
忠于职守
明天启三年（1623年）他在工部辖下负责防守北京城市的安全以及盔甲厂（兵工厂）的官员。上述两单位的前任官员有13人受过渎职处分，他接任此职无异是一只“烫手山芋”，然而被他治理好了。
从崇文门到东直门要开挖一条城河，要他负责此工程的全部工作。为了办好此工程，朝廷拨给22万两银子，征集76000余名民工。绍袁为便于对工程的指挥、督促，在工地上搭一茅舍当官署，他白天在此办公，夜间在此歇宿。工程从天启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动工到四月二十日按要求全部结束，共化工程款99995两银子，余款12万余两银子全部交公。
由于他政绩突出，礼部尚书李腾芳向天启皇帝推荐出任四川副主考官，他却以母年老，旁无兄弟须靠他奉养为由辞官还乡。他为开河工程节省大量钱财，自己却囊中空空。还乡前领得的俸禄，还掉在京所欠债务后，路费都不够，只得向同在北京为官的舅兄沈君庸告借五十两银子充实回乡途中开支。
为民解难
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五月，苏州一带“久旱不雨飞蝗蔽天”、“疫气流行、死亡比屋”。地方官员及士绅（时叶绍袁辞官在乡亦在其中）要求江苏巡抚黄又生（叶绍袁同年进士）向朝廷报荒，然黄的报荒帖呈文语气平缓，不能引起朝廷重视，叶绍袁便从黄处要过呈文，加以改写为∶“云汉弥昭、江湖尽涸，向来沃壤既忧于岸高而势艰，平昔患区，又苦于土疏而善漏，兼以到处皆蝗，数十亩须臾即尽，连家是病，几千户存活无多。父老号哭于载途，妇女悲啼以偏户。窃念赋从田出，田已赤地成沙。田籍人耕，人又流亡满目。纵极催科之不恤，并无骨髓之可敲。恐此江南泽国之薮，致有山左、中州之变，伏乞轸念下邑，罹百年未有之奇灾，转为疏请圣明，霈十分改折之异数，则余黎徼更生之路，而台塞宏再造之恩。”
相隔不久天雨旱情解除，田禾得救。有一无赖名沈青芝，举报黄又生及苏州地方官员“谎报灾情”，“飞语中伤”。又幸叶绍袁向北京任“中丞”、“司理”职的好友发信，由于他们极力排解，使黄又生等得以免遭祸害。
第二节 分湖柳氏佚闻
一、柳氏迁徙之说
其一，大港上柳氏于清乾隆四十五年（1781年）分出柳逊村一支，迁往大胜居住。大胜柳氏经过数代繁衍，扩大到三房，分别居住柳宅的东墙门、中墙门、西墙门；柳亚子家住西墙门。中墙门居住着痴五爷、苹六爷和七大爷三弟兄。痴五爷有精神病，娶妻陆氏，人称五太太，未曾生养，按族规应由苹六爷的次子兼金承嗣，而五太太自作主张又去育婴堂领养一个男孩，苹六爷为此起妒忌之心，结怨于五太太。
五太太信佛，在柳宅附近买下一块旱地，建造一所名叫“还悟庵”的庙宇。村里忽然掀起了传说∶“柳家宅基地是龙形，龙怕钟鼓之声，而还悟庵里天天撞钟击鼓，龙神会头痛而翻身伤人，柳宅就不太平。说来也巧，那时柳家在二年内接连死亡七人，他们中有柳亚子的曾祖母、祖母、姑母、长妹，东墙门的中爷，五太太的死对头苹六爷等。龙翻身要伤人的流言得到应证，因此，又掀起了沸沸扬扬的议论，柳宅更惊恐万状，便都设法外迁。“于是一个多年聚族而居的大胜柳家，就此像大树倒下，猢狲尽散，又像飞鸟投林各奔前程去了。”（柳亚子著《五十七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分别移居黎里、周庄、莘塔、芦墟等地。柳亚子的父亲和东墙门金爷迁居黎里，柳亚子时年12岁。
其二，柳氏搬离大胜另有一说是，从柳树芳（柳亚子高祖）起至柳念曾（柳亚子父亲）计4代，对学业功名都十分重视，可是没有一个参加过乡试而高中。大胜村地处偏僻，有名望有学问的塾师不肯就聘，有的出于盛情难却应付一时而后借故辞馆。柳亚子自5岁上学到12岁，前后共换过6任塾师。频繁调动塾师，对于开始接受教育的儿童来说是不利的。另外，周围邻居都是农民、渔民，他们不重视也无经济条件加强对子女的教育培养，柳氏子女们缺少同读书共学习的小伙伴，没有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因而柳氏宁愿离开居住上百年的祖宅，迁移到有利于孩子读书环境的集镇去居住。
其三，柳氏迁离大胜还有一个原因是∶在清末民初，国内反封建反半殖民地统治的运动风起云涌。农村中广大劳苦农民与地主富农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农村治安状况恶化，稍为富裕的家庭，为安全起见从农村迁往城市或集镇去，柳氏是其中之一。
二、“斛子”垫木块——柳亚子破家规
每年秋收稻谷登场后，农民们都得向地主资本家交租米、归还青黄不接时借得的债款，这些付出都以大米抵数。米的计量单位是以斗石计算，量米用的量具是一种用木材制作成正方形的口小底大“斛子”。1“斛子”为5斗（合37.5千克）。“斛子”虽是常用量具，但使用时有讲究。“斛子”的底座内装有一活动木块，凡收进米者将木块抽掉，而付出时则将木块垫入，以此增加或减少米的容量，这是地主资本家盘剥农民的一种手段。
大胜柳家是远近闻名的大户人家，有田3000余亩。每年收租米时，沿用取掉木块的“斛子”向农民收租。柳亚子自懂事起，见上门交租的佃农大多衣衫槛楼、瘦骨嶙峋，非常可怜，对用抽垫木块欺诈农民的行为十分不满。一年秋后，又到收租时节，佃户们将大米纷纷送上门来，雇员及帐房正在对大米验收过“斛子”，柳亚子从室内匆匆到收租现场，挥了挥小手高声喊道“慢”，三脚二步跨到“斛子”前，从衣兜内掏出木块放到“斛子”底垫实后说∶“过斛吧。”这出乎意料的举动惊呆了账房先生，连忙问∶“小少爷，收进米时不能垫木块的。”“不要噜苏，就照我的办。”账房深怕东家责怪，左右为难，只得奔进内室将情况禀报柳亚子父母。柳亚子的父亲柳念曾是清末秀才，曾参加过陈去病等组织的”雪耻学会”，拥护维新；母亲费漱芳也知书达理、深明大义，他们听了毫无责备之意，低声商议一回，便语气平和地说∶“慰高要破这个规矩，破得有理啊！就照他的意见办吧。”从此以后，柳家就改“斛子”量米以进出分档为一律平“斛’作数。
三、柳亚子的金石轶事
（一）
毛泽东主席与柳亚子先生有诗词唱和之交，而且柳曾为毛两次治印。
1937年7月15日，毛泽东在签署派代表到国民党统治区协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事宜的介绍信，以及1937年7月13日在《关于对日作战总方针》的题词上都钤有同样的一方《毛泽东印》的朱文印章。这是柳亚子在那一时期刊刻并赠送给毛泽东的。
1945年10月7日，毛泽东在致柳亚子的一信中写道∶“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写一首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毛在此手书《沁园春·雪》一词署名下端，钤有两印，其中一方是《毛泽东印》的篆体白文印章，浑厚古朴。这方印章，是柳又一次为毛镌刻并赠予的。
柳亚子的治印技艺虽不能与其同时代的金石大师相比，但他倾注在印章上的对毛泽东的感情将和毛的书稿一起并存于世。
（二）
柳亚子于1958年6月，因病在北京逝世，去世前曾多次表示，愿将珍藏的各类文物无条件地献给国家。柳氏亲属遵照柳亚子生前嘱咐，于当年冬天将6000余件各类文物分二大卡车送往北京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这批文物的收藏地点是周恩来总理指定的。
中国革命博物馆于“文化大革命”前夕，曾举办了一期解放后征集的文物展览，其中有柳亚子捐赠文物内两盒装的一百多枚印章，其中两枚闲章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重庆请篆刻家曹立庵刻制的，其一为《前身弥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其二为《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于1966年3、4月间接连写了二个批示，指定柳亚子的二枚印章“政治上极端反动，只是手法隐晦”，并责令文化部“销毁印章，彻底查处”。
对柳亚子印章文字作过解释的史树青研究员首当其冲，受到批斗。中国革命博物馆馆长李兆炳，这位爬过雪山踏过草地的老红军，也因受印章的牵连被“造反派”戴上了手铐脚镣关押起来，批斗不断升级，不久即含冤去世。
这场由柳亚子的两方“印章”引发的冤案，直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才得到澄清，但两方印章已被销毁。
四、柳亚子复壁脱险记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大肆捕杀革命志士，白色恐怖笼罩东南各省。4月18日，南京政府成立，立即发布秘字第一号令。令称∶“共产党图谋倾覆本党（指蒋介石操纵的国民党）逆迹昭著，中央监察委员会举发，并致训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于最短期间亟清叛乱……各地共产党首要、次要危险分子，均应从严拿办，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各军长官、各省政府通令所属一体严缉，各获归案重办。”通缉令中开列中国共产党员以及中国国民党左派人士共193人，柳亚子也在其中，而且名列第二十一，是“要犯”中之“要犯”。
1927年5月8日深夜，一艘满载武装军警的机动船，响着闷沉沉的引擎声驶过黎里市河，停船靠岸，手持枪械的军警蜂拥离船登岸，直奔周赐福宅搜捕柳亚子。
柳亚子的长女柳无非，时年16岁，曾亲眼目睹当夜情景，今记其回忆∶
“5月8日夜半，我们一家人都已熟睡，忽然申姑母（柳亚子三妹，名公权字英侬，小名申官）手持烛台，走来告知父、母亲，外面有不寻常的叩门声。母亲思路灵敏，立刻意识到定是有人来抓父亲。她机智镇静，让父亲起床穿衣，藏身复壁（密室）。吩咐佣人搬几幢箱子把复壁小门挡住，不露一点痕迹。自己回到睡房，依旧卧着，叫侍女阿吟睡在旁边。我和妹妹无垢同卧一床，母亲叮嘱我们不要起来，照样躺在床上。
“果然，敲门的是国民党反动派派来的一小队士兵，他们把大门打开，冲进屋内，指名捉拿父亲。他们抓到一个男仆，不见父亲。于是到处搜查，有的上屋顶用电筒四处照射。申姑母的乳母被胁迫，带他们到楼上楼下各处寻人。因房子大，间数多，待士兵们走到父、母亲的卧室时，父亲早已躲进复壁，……我和妹妹睡在床上，听到士兵们咔嚓咔嚓的脚步声由远而近，进入我们的卧室。几个士兵问母亲∶‘柳亚子在哪里？’母亲沉着地回答‘不在家里’。他们中一个说∶‘有人昨天还看见他。快说出来，柳亚子究竟到哪里去了？’母亲不予理睬。一个士兵走到我和妹妹床前，揭开蚊帐，用手电照着我们，并问∶‘柳亚子在哪里？’我们冷冷地说∶‘不知道。’士兵们问不出什么，又找不到父亲，走到书桌旁边，看见我哥哥无忌（他在北京清华大学念书）的半身大照片，把它丢在地上，以泄气愤。
“几个士兵终于在楼下天井角落，找到一个穿长袍的男子，如获至宝，高声嚷道∶‘柳亚子在这里！’一个为首的士兵问道∶‘你是柳亚子？’在我们家中作客的凌姑夫（凌诵益，申姑母丈夫）吓得期期艾艾的说不出话来。另一士兵说∶‘不错，就是他！他是哑子。’（北方话“亚”“哑”同音，那批士兵不是本地人）。于是，他们把凌姑夫带走……士兵走后天还未亮，我们赶紧起床，父亲从复壁中出来，大家默默庆幸父亲脱险。”
五、柳亚子三写遗嘱
（一）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得逞，随即大肆捕杀革命志士。5月8日，南京政府在上海的东路军派出军警，深夜闯入黎里周宅搜捕柳亚子。此时身藏复壁的柳亚子，自度恐难脱险。他想起历史上直言敢谏而退隐自娱的杨恽，终被权贵腰斩于市；刚正不阿目无权贵的祢衡，结果被曹操借刀杀身。柳亚子想到此，满腔激愤口占《绝命词》二十八字∶曾无富贵娱杨恽，偏有文章杀祢衡。长啸一声归去也，世间竖子竞成名。
这是柳亚子在黎里遇险时所写遗嘱。
（二）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柳亚子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全面抗战的方针政策，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表示极大的愤慨。淞沪沦陷，南京失守，他悲愤交集，蛰居上海寓庐中，自题寓庐为“活埋庵”，心情极为忧愤。生活在日军铁蹄下又不肯屈膝的人，生命有朝不保夕的危险。柳亚子为防不测，于是在1939年l0月写下了第二次遗嘱∶
余以病废之身，静观时变，不拟离沪，乱人倘以横逆相加，当誓死抵抗。成仁取义，古训垂昭。束发读书，初衷具在。断不使我江乡先哲吴长兴、孙君昌等辈笑人于地下也。中华民国廿八年十月，亚子书付儿辈。
（三）
1950年10月，柳亚子偕夫人郑佩宜从北京乘车南行，拟先抵上海，然后去无锡、南京和吴江故里一行。至于吴江故里，他自1927年5月8日复壁脱险，已离别二十三载有余。对故乡故物非常想念，拟于10月18日作吴江故乡行。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于10月16日在上海百老汇大厦设宴，为柳亚子洗尘，席间一边嘱郑佩宜夫人勿让其饮酒过多，以免伤身。一边劝阻柳亚子原拟10月18日的吴江故乡之行作罢，因当时乡下社会秩序尚未完全正常，柳亚子对此深以为憾。此时蒋介石虽然逃离大陆，仍要加害柳亚子等左派人物，派潜特务跟踪，伺机杀害。柳亚子赴南京晋谒孙中山陵及廖仲恺墓后，于10月23日离宁返沪途中，据报告有人窥伺，虞有意外，即于24日凌晨4对在火车上写下第三次遗嘱∶
我自此次自宁返沪，据华东局高署长报告，途中有人窥视。自问衰朽，蒋帮不应重视，或者被反噬之计，图破坏民主党派合作，且将血口喷人，混淆海内外视听耳！为此声明，柳亚子不论在何时何地，有何意外，决为蒋匪帮毒手。我死以后，立刻将此嘱在报纸上公开宣布为要！！！我死后裸体火葬，一切迷信浪费绝对禁止；于公墓买一穴地，埋葬骨灰，立碑曰∶“诗人柳亚子之墓”足矣！（地点能在鲁迅先生墓地附近最佳，我生平极服膺鲁迅先生也。）如不遵照，以非我血裔论！！！
六、中国现代史上第一首讴歌孙中山毛泽东的诗
一九二九年，居住在上海的柳亚子作诗赞颂毛泽东。题目是《存殁口号》（之一）∶
神烈峰头墓草青，湘西赤帜正纵横。
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
七、柳亚子墓碑
柳亚子墓碑于逝世的翌年清明节立竖。汉白玉石，何香凝题字∶柳亚子先生之墓。墓碑碑文∶
柳亚子先生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战士，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和爱国诗人。一生坚持真理，爱憎分明。他积极参加了中国人民两个历史时期的革命，始终是国民党坚定的左派。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的积极拥护者……。
八、柳亚子佚闻
1940年6月，柳亚子在上海致力于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但又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兴亡。一次他做了一个奇异的梦；飞往莫斯科见到了斯大林，建议斯大林乘德英交战之机，派飞机千架，炸毁日本东京；派红军百万，帮助中国收复东三省，……梦醒后百感交集，拿出一年前写的遗嘱反复读后，亲手录了一篇，寄给在昆明的儿子，表示自己誓死抗敌的爱国志愿。
第三节 北厍人民向邪恶斗争的故事
一、顾少龙遇难
顾少龙，男，生于1904年，北厍梅墩人（现梅墩村四组），少年时期在浙江湖州，学业于酒酱业，1940年期间任芦墟区（又称第六区）厍南乡乡长。1942年春节，为救村民被日军用刀刺死在池塘里，被害时38岁。
活动在芦、莘、厍、周一带的抗日武装部队，奉命撤往苏、嘉铁路以西地区，驻在北厍的部队将不能随身带走的部分枪支弹药、修理武器用的器械工具等，命当地乡、保长派人转移到梅墩村东岳庙里，藏入村民寄存在庙内的五具寿材内，另一部分安放在野外坟堆里。
时任厍南乡乡长的顾少龙，预料日军肯定来骚扰，晚上不敢在家住，寄宿外村亲戚朋友家。1942年农历的正月初十夜，躲到邻村硖港里侄儿徐阿秋家，还邀邻居沈其生、程爱生等人同往，当晚搓麻将等候天明。天刚亮时，听到村西港口有轮船声音，大家就散场离开。不久日军即进村，挨家逐户叫开门，将男人全部赶到梅墩顾少龙家门前的空场上，连梅墩被拉来的共一百多人，全部脱去外衣，只准穿衬衣衬裤。日军通过翻译向村民们说∶谁是乡长、保长？枪支藏在什么地方？有没有“支那兵”？谁回答不知道，就往嘴里灌凉水，用竹、木棍压至上、下肢关节，上面再加石头等重物。接连查问几个，人人回答“不晓得”，但都逃不脱严刑拷打。
中饭后，日军继续逼问村民，当问到村民周春泉，周同样说“不晓得”后，两个日本兵立即将他掀倒在地。周奋力反抗，将一个日本兵连摔几跤，另一日本兵突然从背后用刺刀戳人周的胸部，当场身亡。
正月里气候还很寒冷，加上这天又下小雨，在场村民们身穿衬衣单裤，早、中两餐滴水未进，个个苦不堪言。顾少龙目睹这一惨状，毅然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承认自己是当地乡长。顿时，日军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他身上，村民们乘机逃跑。顾少龙领日本兵走出自己的场屋，到池塘边时，突然纵身跳进水中，日军急忙端起刺刀，往其背部乱戳几刀，致使当场毙命。顾少龙以自己的生命，保全了危难中的村民。
二、威武不屈、大义凛然的史五毛
史五毛，男，1922年生，家住北厍蛇垛港，泥水匠，父母亲为北厍镇柳家看守坟堂，家庭困难。
蛇垛港经常有抗日武装部队进驻。1942年春节前，部队得悉近期内将有大批日军进犯“扫荡”，随即撤离，将电台、武器装备等物品，命当地乡、保长安排转移到隐蔽处。
1942年农历正月初八，全副武装的日军闯进蛇垛港，找当地保长，追查电台等下落。两个日本兵到史五毛家抓人，史五毛竭力反抗，与之对打，日本兵接连跌倒几次，但终因手无寸铁，结果被绳捆索绑，押解去北厍。押送时，史五毛毫无惧色，边走边对目送他的村民们讲∶“你们放心，村上不会出什么大事的。”这是暗示村民，他虽参与藏匿电台、武器的事，但不会如实告诉日军的。
从年初八被抓之日起，直到正月二十日，全村平安元事。可是，史五毛却被日军杀害在北厍柳宅，遇难时年仅20岁。
三、张其生施计救村民
1942年农历正月十九日，日军到北珠村寻找保长张其生，追查抗日部队留下的电台、武器。时张已躲藏，当天抓代保长潘和尚去北厍审讯。
第二天上午，日军驾乘轮船到北珠村，将男性村民赶往空场上，逼迫脱下外衣，然后逐个追问。开始被问的都回答不知道，僵持一段时间后，日军逼问张其生，并准备用刑。在场的潘和尚，为了让众人摆脱险境，告知通讯电台已丢人东长荡。日军当即挑选出40多个青壮年，拉到东长荡边打捞。打捞者貌似费劲，实为敷衍搪塞，佯装摸扒多时，一无所获。
日军见打捞无效，即用步枪射击，肖金林、潘桂兴首先遇难，在枪杀第14个村民时，已是下午2点左右。张其生眼看乡亲们相继遇害，便向日军建议，改用荡网拖，铁荡钯捞，使20多个幸存者爬上岸来，改用荡网、铁荡钯打捞后，直至傍晚仍无所获，日军只得将村民放回，而将张其生带往北厍。船到外头湾北虚圩港口，张偷偷离船下水，爬上北虚圩暂避，第二天早晨，受冻身亡，时年40岁。
四、柳小大的故事
柳小大原名张荣生，1887年7月生，与柳亚子同年晚2个月。1956年8月病逝。家住北厍池家湾，少年时到柳亚子家当童工，一直到柳亚子全家迁居北京，他才返回老家。为人忠厚肯吃苦，深得柳氏全家的信任，柳亚子称他为“同年老弟”。解放后他不因与柳亚子有特殊关系，向政府或柳本人提出过非分要求。有二子一女，均自寻职业，大儿子张根泉一向在家务农。
张荣生的祖父在柳亚子家当过帮工，两家关系较密切。柳氏自大胜迁往黎里，为使柳亚子有个小伙伴同时兼做一些杂务，柳父念曾看中了时年13岁的张荣生，先让他干烧火之类轻便活，并帮助柳亚子整理书籍文具。后柳家发现他凡事都办得干净利落，就让他试试大人干的事——做饭烧菜，结果，做的饭菜大家都很满意。人小能干大人事，于是就把他唤作“柳小大”。
成年以后的柳亚子经常参加社会活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被迫飘泊在外。柳家祖坟每年搞祭扫活动等事，均由张荣生代理。
1927年春，柳亚子复壁脱险后，全家会同张荣生一起商议如何离开黎里。张荣生连夜到镇郊南河村（现新方村）找孙阿六，马上准备船只，佯装运稻草船停在柳宅背后，趁清晨人少声静，柳亚子扮成渔民登船直接开往上海。张荣生则乘黎苏班轮船赶到苏州费仲深家（柳亚子舅舅）通报情况，由费通过交涉，保释昨夜被误抓的凌诵益。
柳亚子珍藏在黎里宅内的书籍、文稿共44000多册（套），长期由张荣生负责保管，到1950年捐赠给国家时，按柳亚子开列的图书目录清单，清点时不仅一本不少，而且完好如初。为妥善保存这批珍贵书籍，张荣生曾竭尽全力∶一、用纸包生石灰，均匀地排放在每只书箱底层，防止受潮霉变。还在书的缝隙处布放樟脑丸，一年更换多次。二、无论什么季节，碰到雨后天晴，将藏书屋门窗打开，通风散热驱湿。三、日军侵扰期间，将柳亚子特别喜爱的书籍、文稿放进夹弄（暗间），外用砖墙衣厨等物封没，确保珍贵图书安全。
第四节 民国时期北厍民情遗闻
一、北厍农民悼念孙中山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消息传开，举国震惊，全民悲伤。吴江县由中国国民党吴江县党部暨全县各区区党部发起，柳亚子、毛啸岑、袁天真负责筹备召开“吴江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经过十多天的筹备，“追悼大会”于1925年5月3日在黎里召开。会场在镇国民小学操场。出席大会的有吴江全县各团体各政府机关的代表2000余人。全县有18个乡镇，以及各机关、各团体、各学校和个人向大会敬送了“挽联”、“挽幛”。
在追悼大会上有二件特别引人注目的事∶
一是以沈家港农民的名义敬送的一幅挽联，内容是∶“铲除旧势力，推翻资本家。吴江黎里沈家港全体农民。”
二是西姚浜村民沈纪生、沈富堂、沈芝荣等9人，以农民代表的身份参加追悼会。此外，沈家港、金塘港也有农民代表参加。
二、巡回演讲，抗日救国
吴江县乡村巡回反日救国宣传队，由李雨苍、陈小安率领的第一队于民国21年3月28日到北厍，会同梅忍之、顾文奎等出发宣传。沿途散发宣传品并张贴画图，一时民气异常激昂。该队先在东市长乐茶馆内，当众宣传此次日军侵掠东北三省惨状。听者100多人，无不愤慨。又至西市叙丰园茶馆演讲。听者200多人，莫不精神贯注。该队至下午2时许乘船离厍去芦墟。
三、为巫失火，殃及邻家
新珠港有一女巫，妖言惑众，骗人钱财，民国20年曾经公安分局拘案严惩。该巫怙恶不悛，在乡煽惑一班蠢夫愚妇，魔力很大。翌年，因香烛失火，延烧邻家房屋两间，邻人提起诉讼当受重罚。
第五节 北厍历史之最
获得荣誉最高的爱国诗人——柳亚子。毛泽东称他为∶人中麟凤。周恩来赞扬他∶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张应春，于1925年秋由侯绍裘介绍经中共江浙区委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学术成就最高者——杨承宗，沈家港人。1958年起他先后出任过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副校长、合肥联合大学校长，以及中国化学学会、放射化学学会理事长。
医术最高的眼科专家——朱莲舫，沈家港人。曾任过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全国委员、陕西省眼科学会副主任。
发明成就最大者——梅斌夫。发明了中国自己独创的高效、低残毒、广谱农用抗菌剂“402”。
任职最高的铁路专家——张廷桢，北厍镇人，曾在修建滇缅、成渝、鹰厦等铁路中担负管理、技术等指导工作。
南参打鸟最早的人——袁子华，生于清道光咸丰年间（1820—1861年）。
妇女工作获得最高荣誉的单位——钢铁大队，1959年3月，国务院、全国妇女联合会联名授予“全国三八红旗单位”称号。
民兵工作获得最高荣誉的单位——幸福大队，1969年至1971年连续三年被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军区、江苏省体育运动委员会授予江苏省群众体育活动先进单位。
获得最高服装设计奖的企业——吴江绣服厂，1984年度参赛的“公主衫”获巴黎国际服装博览会设计一等奖。
创办最早的社办企业——北厍哺坊。1958年开办在北厍镇东首，其中包括禽畜养殖场、水产养殖场。
建立最早的高级农业合作社——黎星高级社（现黎星村及黎里镇的南星村），建于1956年9月。
拥有汽车最早的单位——公社农机厂（科达电梯厂前身），于1975年购进上海130载货汽车一辆。
有文字记载最早的村庄——梅墩。明《吴江县志》载∶宋建炎四年（1130年）宋高宗赵构敕建东岳庙于梅墩。
建立最早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珍字埂党支部（地下党），成立于1947年3月。
镇区最早的公办学校——北厍乡立第一初等小学校，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校址拑虚圩三官堂。
农村最早公办学校——黎里市立第七初等小学校，校址葫芦兜，创办于民国二年（1913年），校长张农。
从政最多的姓氏——分湖叶氏（叶家埭）从明成化至清乾隆间共出过进士11人；举人17人；秀才224人，任过各级官员共53人。
古代任职最高的人——吕益轩（吕家栅人）。明万历皇朝的兵部尚书。
文学地位最高的家庭创作群体——叶绍袁家。明崇祯九年（1936年），工部主事叶绍袁将妻及女儿的作品收入《午梦堂全集》，人人有集，海内咸传。
最早的女戏曲家——叶小纨。明崇祯五年（1632年），同胞叶小鸾及叶纨纨相继夭亡，为追念姐妹之情作杂剧《鸳鸯梦》，为全国第一位女戏曲家。
古代影响最大的才女——叶小鸾，叶绍袁三女，被列入全国十大才女之一。
清代最高的诗论大家——叶燮，著《原诗》被视为代表清代诗学最高水平的论著。
最早有记载的神童——潘越峰，潘水港人。生于清嘉庆年问，9岁参加秀才考试时应对如流。
出国留学生最多的家庭——葫芦兜张氏。全家于解放前后共出过6个留学生，分别留学于苏联、英国、美国。
最有名的清代中医——徐灵胎，西濛港人。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三十六年（1771年）先后奉旨两次为皇室治病。
品级最高的女子清康熙皇朝一品夫人——徐灿，被列入全国十大才女之一，西濛港徐釚之姑母。
最能反映北厍周边地区风土人情的书籍——《湖隐外史》。由叶绍袁于明末清初用地方志体裁编纂。
最早私人纂修、刻印的地方志——《分湖小识》。由柳树芳出资，于清道光年间约请了36个地方绅士纂编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