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笔杆演绎隔代情

访邵力子后裔邵黎黎孙家轩夫妇

他是历史长河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他敲响了上海“五四”第一钟，与陈独秀等一起创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兼有国共两党双重党籍；他亲历“西安事变”、参加“重庆谈判”并参与签订《双十协定》；复旦大学、上海大学、黄埔军校等都与他密切相关……他的生命就是一部中国革命史——— 

邵黎黎孙家轩夫妇一起研究《江南诗词》  

 　　拂开历史的面纱

　　当记者在南京中华门军师巷叩开邵黎黎家的门时，眼前所见无不与他息息相关。

　　他就是邵力子。如今穿过时空的隧道，依然能够感受到他当年的热血甚至心跳，而邵黎黎与孙家轩夫妇的介绍更是将历史的面纱层层拂开，仿佛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位老人，只是如今他走远了些。

　　邵黎黎是邵力子的长孙女，家中客厅没有多少布置，却全挂放着与邵力子有关的照片或字画。西柏坡会议、重庆谈判、开国大典，还有几张不同时期与家人的合影……国事家事，一一定格在镜框之内。一个有血有肉鲜明生动的历史名人就这样很近地走来了。

　　“李大钊、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邓中夏、向警予，他们都与我爷爷很熟，爷爷创办上海大学后，聘他们到学校做教授。”邵黎黎、孙家轩夫妇的回忆从爷爷办学开始。

　　“上世纪初，爷爷在马相伯主持的‘南洋公学’读书，由于这所学校受法国天主教势力的控制，只许学生读法文，不许读英文，爷爷等进步学生就起来反对，马相伯支持他们，所以1903年，马相伯就从‘南洋’带出来一批进步学生，自己创办了震旦学院。‘震旦’是‘复旦’的前身，爷爷从学生到老师，还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大学，后来他自己则成为复旦校董。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5日当天，在《民国日报》当总主笔的爷爷在报馆接到北京方面的电报后，全力组织新闻报道，5日凌晨，他赶至复旦校园，亲自敲钟，并通过学联、学生自治会等组织紧急集合全校同学，拿着报纸向大家慷慨陈词：‘北京学生有这样的爱国热忱，难道我们上海学生没有！’在爷爷等的支持下，上海学子积极声援北京，复旦学子则成为上海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骨干力量。就在那个5月，爷爷又在他主笔的《民国日报》创办了《觉悟》副刊，介绍苏联革命，宣传马列主义。”

　　对爷爷年轻时的抱负和革命行动，邵黎黎孙家轩夫妇记忆深刻，甚至连年月也都记得清清楚楚，一旦说起，他们就会激动，似乎正和爷爷一起经历着那些暴风骤雨般的岁月。他们告诉记者，爷爷兼有国共两党党籍，1920年春，爷爷和陈独秀在上海一同会见了列宁指派来华的第三国际代表维辛斯基后，又一同发起组织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进而又组织了以陈独秀为临时主席的上海共产党组织，这一行动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在上海的召开，但当时出于工作的需要，爷爷没有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后来蒋介石派他出席共产国际的会议，他也是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参加的。

　　“1922年，爷爷又在上海筹建上海大学，他的好友于右任任校长，他是常务副校长，而上海大学事实上是国共两党共同办起来的，是培养两党干部的摇篮，也是黄埔军校的前身。所以1925年，当爷爷因领导五卅运动被通缉，他便离开上海去了广州的黄埔军校，后来还担任政治部主任。”邵黎黎孙家轩夫妇介绍，从上海到广州到北京，从西安事变到庐山会谈以及开国大典，中国革命发展的每一步都留有爷爷的足迹，特别是重庆谈判，爷爷力排众议，在维护国共两党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求同存异，促成了《双十协定》的签订。

　　“爷爷一生都在追求和平民主，他因此而获得了‘和平老人’的荣誉称号。”邵黎黎说。

　　永不磨灭的记忆

　　邵力子生有两儿两女，邵黎黎的父亲邵遂初是邵力子的长子，次子邵志刚也是国际共产党人，1931年12月，邵志刚与共产国际的苏联同志从巴黎前往意大利开会，在罗马被白俄特务暗杀。

　　“当时，我父母都在法国留学，父亲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便赶去罗马，给叔叔找了块墓地，安葬了。”邵黎黎告诉记者，在他们这个大家庭中，父亲与母亲、叔叔与婶娘的婚姻都与爷爷有关。

　　“我母亲是于右任夫人的妹妹。于右任跟爷爷情同手足，比爷爷大3岁，他们一起反清，一起在上海办报，爷爷经常去于右任家，很是喜欢于右任夫人的妹妹。于右任就开玩笑说：‘要是看得起小妹，就让她做你的儿媳妇吧？’就这样，母亲嫁给了父亲，当时母亲只有17岁。我婶娘杨之英，是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的妹妹，当时，瞿秋白就在爷爷办的上海大学任教，爷爷便将杨之华妹妹介绍给了儿子。叔叔牺牲后，爷爷十分悲痛，但他力劝并支持婶娘改嫁。抗战时期，爷爷注意到婶娘有位留日时的同学吴元坎人品不错，便主动为他们牵线搭桥，还亲自为他们张罗婚事。婶娘与吴元坎结婚时，爷爷请于右任作证婚人，自己作主婚人，还邀请社会知名人士和记者前来，当众陈说：‘新娘是我的儿媳妇。自古以来女子丧夫要终身守寡，而男子丧妻则能续弦。但是，今天我要把我的儿媳妇作为女儿一样出嫁，我要冲破这些封建思想的桎梏，为新潮流树立新的榜样……’”

　　在邵黎黎孙家轩夫妇心目中，无论是于国还是于家，爷爷都敢于走在时代的前沿，而在与爷爷一起的日子里，他们更加感受到了爷爷的人格魅力。

　　“听别人说，爷爷小时候是个神童，5岁就会做诗。我长大些的时候，常看到爷爷一边接电话，一边工作或是写东西；爷爷还是个十分节约的人，作为国民党元老，他有专车，而他从未让家里人私用过。我小的时候，和爷爷一桌吃饭，我们姐弟三人经常会把饭粒掉在桌上，爷爷便要我们捡起来吃，还唠叨，这每粒粮食都是农民辛苦种出来的，不能浪费！他不准我们把剩饭留下，而家中每盘菜都是用小碟子装的，爷爷还风趣地对我们说，这样才不会吃厌嘛。他到北京后，我们也都工作了，每次来信，信封都是使用过的信封反转糊起来的……”聊着家事，邵黎黎沉浸在无限思念中，她走到镜框前，看着一张爷爷和邵黎黎三姐弟的合影。照片上的老人笑眯眯的，看上去十分和蔼可亲。“生活中的爷爷就是这样的，他十分平易近人，即使遇到不愉快的事也不会发火。”

　　慈爱温和的性格也让邵力子在“文革”时没有受到过大的冲击。邵黎黎孙家轩夫妇说，“文革”开始时，也有红卫兵冲进爷爷住的院子，毛泽东知道后，点名对爷爷进行了保护，但那段时间爷爷活动的圈子只是自家的院子，为此，孙家轩去到了爷爷身边，在照顾爷爷的同时，也陪爷爷度过了人生中最孤寂的日子。

　　走一条传承的路

　　1932年出生在上海的邵黎黎，5岁之前一直随父母居住在法国。1937年，抗战爆发，邵黎黎与父母一起回国。她介绍，当时一家人都跟着爷爷去了内地，后来又到了重庆，直到1946年，大家才回到南京。

　　“回南京后，父亲在国民党审计部三厅当厅长，我在民德女中读书。1948年，国内时局十分紧张，父亲又调去杭州工作，我们也随父亲去了杭州。”

　　去杭州时，邵黎黎17岁，少女时代的她有着很多向往。但随着杭州的解放，这种向往转化为内心对解放军的无限崇敬。1949年7月，杭州解放之际，邵黎黎考入了杭州财经干部学校，8月份，25军到学校招兵，号召学生报名参军，邵黎黎踊跃响应，9月，她应征入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员。

　　邵黎黎回忆，当时解放军准备攻打金门，自己所在部队接到命令，开往福建。从杭州到福建，一路行军，还常常跑步前行，由此得了胃下垂的毛病。部队在福建守卫了2年多后，才接到上级命令，攻打金门的计划取消。1952年，邵黎黎随部队撤回，继而转到上海空军部队，在那里，她认识了同在部队的新四军抗日老战士孙家轩。

　　1954年，邵黎黎从部队转业到当时的嘉兴市地委干校（即现在的市委党校），孙家轩则转业到南京，1985年，邵黎黎从嘉兴市委党校离休。

　　离休后的邵黎黎有了更多时间整理祖父的资料，1987年，她与丈夫孙家轩一起，与邵力子当年的学生南京大学原校长匡亚明等一起，在南京办起了江南诗词学会，并创办刊物《江南诗词》。

　　夫妇俩告诉记者，《江南诗词》刊登的是全国古典诗词作者创作的诗歌，在今天这样的时代，让一些古典诗词爱好者有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也是对南社精神及传统文化的继承，同时，《江南诗词》中的“史海钩沉”栏目，还可以介绍爷爷等一些历史人物，让他们的文化精髓得到发扬。夫妇俩说，这是他们在晚年所做的最开心和感觉最有意义的事。

　　本世纪初，江南诗词学会得到了江苏省委、省政府的支持，省政府还专门拨出经费，在南京白鹭洲公园建造江南韵府，为江南诗词学会的活动提供场所。2005年竣工后，江南韵府已成为南京及周边地区古典诗词、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者、爱好者们一处谈诗论道的“根据地”。孙家轩笑言，江南诗词学会会不定期举办古典诗词写作、书画研究等讲座，这是学习了当年南社的“雅集”。他说，虽然自己已年近八旬，但每天都要去江南韵府上班，组织开展各类活动，乐此不疲。

　　末了，邵黎黎、孙家轩夫妇还向记者道出了一个秘密：“现在资料上都写爷爷是绍兴人，其实爷爷出生在盛泽，曾祖父曾做过吴江的县令。因爷爷排行老五，3岁时被浙江绍兴的叔叔领养，成了‘绍兴人’。解放后，政府派人为盛泽邵家老房子的事来找过爷爷，爷爷说‘我不要了，给公家吧’。爷爷就是这样，一生都不为名与利，他视财物为身外之物，他永远是我们的榜样。”（摄影：韦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