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的旧志

  我们经常说家乡吴江历史悠久、物产丰富、人才辈出，但真要让你详细讲述家乡的人和事也说不出多少来。要充分了解吴江过去的人和事，可以研读先辈为我们留下的旧志书。

  一、吴江现存的旧志

  吴江的旧志本来很多，经太平天国战乱、日本侵华时的焚掠和后来“焚琴煮鹤”的浩劫，存留下来的旧志书已不多。现在可以见到的旧志，有官方修的旧县志，也有民间文人撰写的一些乡镇志和专志。

  明代县志共3种。

  可见到的最早的县志是明弘治元年(1488年)莫旦编的《吴江志》，原刻本未能见到，能见到的为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的影印本。

  明代县志还有吴江博物馆藏嘉靖《吴江县志》(徐师曾、沈啓等纂)、南京图书馆藏崇祯《吴江县志》抄本(史册纂)。

  清代的县志共9种。

  北京图书馆藏清顺治《吴江县志》(董尔基纂)、苏州图书馆藏(吴江图书馆藏有残本)康熙《吴江县志》(叶燮纂)、吴江图书馆藏康熙《吴江县续编》(包咸、钱霑纂)和乾隆《吴江县志》(倪师孟、沈彤纂)、苏州图书馆藏乾隆《震泽县志》(倪师孟、沈彤纂)，上海图书馆藏道光《吴江县志续》抄本和道光《震泽县志续稿》抄本，吴江图书馆藏光绪《吴江县续志》(熊其英、凌泗、凌淦等纂)，苏州图书馆藏光绪《吴江县续志》抄本。

  现存的乡镇志略多些。

  明清之替，叶绍袁晚年编撰的《湖隐外史》(苏州图书馆藏抄本)。

  清代的乡镇志：

  仲沈洙编顺治《盛湖志》(苏州图书馆藏乾隆刻本)、曹钖缵编顺治《屯村志》(苏州大学图书馆藏民国本、苏州博物馆藏范烟桥抄本的复抄本)、王梁等编雍正《平望志》(上海图书馆藏四卷中的卷一抄本)、孙阳顾纂乾隆《儒林六都志》(南京博物馆藏民国抄本)、沈刚中编《分湖志》(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上海图书馆藏柳亚子捐赠抄本)、徐达源编嘉庆《黎里志》(吴江图书馆藏)、周之桢编嘉庆《同里志》(苏州图书馆藏嘉庆十七年刻本，吴江图书馆藏民国6年铅印本)、王致望辑道光《舜湖纪略》(南京地理研究所藏抄本)、纪磊、沈眉寿编道光《震泽镇志》及民国初年龚希髯增补的续稿(吴江图书馆藏)、翁广平编道光《平望志》(吴江图书馆藏)、钱墀纂道光《黄溪志》(上海图书馆藏)、柳树芳编道光《分湖小识》(吴江图书馆藏)、仲廷机和仲腾虎编光绪《盛湖志》及《盛湖志补》(吴江图书馆藏)、蔡炳圻编光绪《黎里续志》(吴江图书馆藏)、黄兆柽纂光绪《平望续志》(吴江图书馆藏)。

  文人编的专志有：

  吴骥纂明《同里先哲志》(吴江图书馆藏抄本)、沈啓编明嘉靖《吴江水考》(苏州图书馆藏乾隆刻本，吴江图书馆藏清黄象升光绪增刻本)、潘柽章著清康熙《松陵文献》(苏州博物馆藏)、章梦易编清康熙《续同里先哲志》(吴江图书馆藏抄本)、王鲲编清道光《松陵见闻录》(吴江图书馆藏)、赵兰佩纂清道光《江震人物续志》(南京博物馆藏)、费善庆编清末民初《垂虹识小录》。

  吴江还有许多文人编写的志乘，有记载的志乘明代洪武六年窦德远的《松陵志》等30种至今未寻找到。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松陵文人周永年(1582—1647)所编的苏州地区佛教志书《吴都法乘》，该书可以认为是明代江南最著名的佛教史志，全书记录了吴地寺庙100多处、庵200多处、禅院数十处，吴江境内明及以前的所有佛寺、髙僧在此书中均有记述。

  二、几本旧县志

  古代官修的县志，谋篇有定式。有序、目录、凡例、宸翰、分野、建置沿革、疆域、城池、衙署、庙学、山川、水利、桥梁、人口、生业、职官、科第、人物、贡赋、徭役、灾祥、物产、风俗、语音、园第、古迹、冢墓、集诗、集文、著作、旧闻、杂志等内容。

  旧县志记述的对象主要是县城，下属的市镇所涉篇幅不多。而农村除了河流、桥梁、寺庙、冢墓和疆域中的都图圩外，基本不涉及。在人物方面对官吏名宦、科举贡士、列女贞孝、流寓仙释有传有表甚为翔实；对诗文、述著的收录极尽努力；对人物的事迹世系考证也缜密细致。古代文人修志是很严谨的。下面选一些志为例来谈谈。

  (一)明弘治莫旦《吴江志》

  目前见到的最早的本县旧县志，是明弘治元年(1488年)刊行的莫旦《吴江志》(实际志文中最晚的内容为弘治二年，疑在梓行之时增补)。莫旦是绮川(即越溪)人，当时属吴江一都，他在当庠生时受派参加《大明一统志》的资料收集，收集工作结束后他将得到的资料汇编成一书。天顺元年(1457年)准备出版，其父教训他说“年轻不宜出书”而搁置。成化年间任吴江知县的冯衡对莫旦所修志书极感兴趣，向莫旦要志稿锐意欲刊，后冯衡因事离任而未果。成化二十一年莫旦的女婿赵宽告诉他，现任知县孙显对编志很支持(居有馆、食有廪、服役有人，而后操管从事)，于是莫旦“掇拾旧稿，益以新闻新见，再纂成书。”重立例目，多方考证，搜寻残碑断碣、检阅遗编古纸，寻访旧宿耆老，废寝忘食成书22卷，于弘治元年交知县孙显主持出版，使吴江千百年之事得于显传。

  莫旦写志书考证较努力。例如松陵镇建镇的时间，他说：“汉高皇帝元年建松陵镇，时属吴县。”汉高皇帝(即刘邦)元年就是公元前206年，这就说明松陵建镇已有2200多年。

  他说唐代所设的古驿站即是现县衙之处(康熙县志不认同此说)。

  莫旦在志中画了一些图，其中城区图被徐师曾和沈啓转录到嘉靖《吴江县志》中，称为“县廓旧图”，图中对元末张士诚所拓建的县城内外衙署、仓库、民居、河道一一标注。志文中对当时存在的城内外建筑和已废的建筑遗址也一一记述，为后世查找留下依据。图中将垂虹桥两堍当时已废的汇泽、底定两亭的位置明确标出，2005年废汇泽亭址已在桥东端遗址出土，与所标位置一致，推想废底定亭的遗址亦可按图索骥找到。

  冯衡当知县时长桥再次坍塌，其前成化九年前任知县王廸修长桥仍为62拱，这次是成化十六年桥北段坍塌，成化十七年冯知县批准屠母赵氏捐银一千独资修长桥北段，施工不到3个月而“遄复其旧”。城区文人要求立碑记其事，冯知县不同意。结果文人们请了松江人尚书钱溥记其事，钱在记中说，垂虹桥本名长桥，“桥在吴江县治东里许”、“桥袤千有余尺，下开七十二洞”。于是产生了垂虹桥“72拱”之说，有的后人以家乡的长桥越长越有面子，信奉了钱说，把垂虹桥真的当成了“72拱”，甚至还用“曾经出现过72拱”自欺欺人。莫旦在志中记述了屠母赵氏修桥之事，但志中未收钱溥的记。在所绘的图中长桥上标了“长桥六十二拱”6个字。志文中未有一字指斥钱溥之误，可是细心的读者对莫旦的用意却一目了然。

  莫志对吴江县当时的疆域记述很清楚，特别是北部莫旦的家乡一都绮川“吴山嘴”、邵莫等处(1950年划归吴县)的情况记述详尽。

  “人物”中对张翰、顾野王等过去被认为是“吴人”，莫旦认为因为当时吴江尚未建县，地属吴县，说他们是吴人也不错的。

  莫旦在志书中写到其先辈莫辕时，将沈万三、顾学文和蓝玉案写了进去，他在志中说“张士诚据吴时沈万三已死”，明初当家的是沈万三的后人，莫沈两家关系密切所记应可征信，为研究沈万三提供了可靠依据。

  重价从台湾购回的莫旦《吴江志》影印本，不少书页字迹模糊、缺损，令人感到遗憾。这本志书已编入《纵览吴江》光盘之中，因原本字迹不清在录制光盘中又弄错了一些字，读起来真的不大容易。

  70年后徐师曾在嘉靖《吴江县志》的序中说：“县故有志……至莫公旦而大备……而其书尚阙(即缺)水利，又多芜词。”

  (二)明嘉靖《吴江县志》

  嘉靖《吴江县志》，全书共28卷，分8种志(此处志即所谓的编)，，其中地理志3卷，记沿革、疆域、山水；建置志5卷，记城池、桥梁、栅坝、公署、学校、表坊、古迹、园地、墓域、名胜；食货志2卷，记户口、土地、物产、贡赋、徭役；典礼志6卷，记官制、吏额、祀典、风俗、典籍、祠庙、寺观；官政志2卷，记守令、佐幕、儒官、属官；经略志2卷，记水利、武备；人物志7卷，记科第、贡举、名臣传、儒林、卓行、烈女、文苑、隐逸、材胥、艺行、寓贤、仙释；杂志1卷，记逸闻、丛谈。

  徐师曾自己说他们编的志书，“芜者以剔，阙者以增，而山水一类尤为特备”。与其共事的沈啓“尤邃于水学”，为写好“水”的内容，沈啓又“乘舫周游，考究水利”。志书很明显对莫旦志作了剔芜增阙，其中水利、河道等记述为我们了解吴江县域内平望到松陵间地貌的变化，历代对太湖的围垦，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此志写法有一个特别之处，作者徐师曾和沈啓“会出来说话”，志文中标明“徐师曾曰”、“沈啓曰”，有点像《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实际上这是作者对所记的内容说一些评论和看法。

  嘉靖《吴江县志》记述了52处古迹，在“园第墓域”中记了18处名人园第和17处墓域，绝大部分早已不存，但为后人提供了查找的线索。

  “公署”中记到“长桥巡检司”，说：“宋在八斥，元因之，大明洪武二年巡检拜住移置醋坊桥北之左，嘉靖十九年知县喻时更移置于庞山村之南，今圯。辖三都、二十三都、二十五都。”记到“简村巡检司”时说，“在本村，宋时建，元因之，大明洪武二年巡检牛山移置充浦村，辖一都、二都、四都、十九都”。文字不多但对这两个巡检司的沿革和移迁说得极其明白，充分体现了志书言简意赅的特点。

  (三) 乾隆《吴江县志》和《震泽县志》

  乾隆《吴江县志》，虽由倪师孟“总其事”,但因其先病后逝,实际由沈彤为主,我们通常称之为“沈志”。 其时吴江一县分成两县,同时还编一部《震泽县志》。沈彤等“本旧志、参群籍，各殚其心力为之。凡事与人之可资考鉴而属今吴江地者，远迩巨细无不书，书无不谨”。

  乾隆《吴江县志》和《震泽县志》所辑的内容，以清雍正四年划分成两县的地界为范围，各书其事与人，一些大家熟知的吴江人，因其居地在当时“震泽县”范围，便称“震泽人”。但这个“震泽人”不等于是震泽镇人，例如顾大典的居地在今小园弄北，顾为震泽人而其园第“谐赏园” 列入《震泽县志》。

  由于沈彤等的努力，59卷乾隆《吴江县志》和39卷乾隆《震泽县志》，两部县志所包罗的内容，比前数志更详、更确。在研究吴江历史时此两志可作依据。

  由于清代文字狱的严酷， 沈彤等人编写时极为谨慎，我们在阅读时必须注意到这个问题。例如在五十六卷“旧事”中说到沈万三时，沈彤用按语说：“但莫志云，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而此云万三尝伏法，高皇帝籍没其家。《明史》亦云洪武时沈秀助筑都城，请犒军。其事互异，未知孰是……姑存备考。”其中所说的《明史》是在乾隆《吴江县志》修撰前不久钦定的，沈彤不敢与朝廷相悖，用“未知孰是…故存备考”，言虽模棱两可而本义却清清楚楚。吴昜抗清事沈彤也写了，但以“昜与自炳均文弱书生，不娴军事，激奋而起糜烂不堪”，“乌合之众”等来形容他们。

  (四) 光绪《吴江县续志》

  旧县志中熊其英、凌泗、凌淦的光绪《吴江县续志》也是一部格局完整的官志，这部志书记录了道光以后特别是咸同年间的事与人。在志书“纪兵”中详细记述了太平军攻占吴江及其后与清军、洋枪队的战争(史称江震保卫战)，记述了战争给吴江造成建筑破坏、人死伤的灾难等。志中对清末吴江人物记载极多，像陆燿、金士松、沈钦霖、费振勋、李治运、周元理、周日藻、周鹤立、殷寿彭、殷兆镛、费兰墀、沈桂芬、张燿、任兰生、费金绶、徐大椿、郭麐、徐达源、翁广平、翁雒、杨澥等，著作开列也极多，可谓今日研究清末人物的资料库。

  三、几部旧镇志简介

  吴江文人修了许多乡镇志，这些志书都是文人们父子相承或亲友合力以私人占有的材料编写而成(几乎可以称为“私志”)，虽然视角限于一人或几人，着眼于一镇一埠。但所记地方之事比官志详细，又非野史稗传，是对县志的一种补充。

  这些旧志有些为手抄本，字迹不清传抄多误，有的书写潦草且全部为繁体字，全部没有标点。为了使大家能更好地阅读使用，在吴江档案局与各有关镇支持下，我们将找得到可信本子的一些镇志，进行了点校刊行，先后点校出版了《分湖三志》(含叶绍袁《湖隐外史》、沈刚中《分湖志》、柳树芳《分湖小识》)，《儒林六都志》，《震泽镇志续稿》，《平望志》(四种)，《盛湖志》(四种)、《同里志》(两种)，道光《吴江县志续》(含道光吴江县志续和《松陵见闻录》)，另有陈其弟先生点校的其家乡的《黎里志》(两种)。

  叶绍袁的《湖隐外史》，全书共38个纪，从风景、灵异、古迹、天行(灾荒)、社赛、祠寺、名哲、令望、兴会、著作、殉难、武略到战功、义贽，从流寓、僧道、鸿术(医术)、戏优到庶姓，从村落、园墅到桥梁、冢墓还有土产，好像是一本关于分湖周边的资料摘记。书中所摘之事有些属于“独家见闻”，例如在“古迹”中写了他发现分湖水退时有一些太湖石，再根据他掌握分湖边陆姓的一些事， 说“今之分湖不即为昔之甫里哉”。对明末抗清的周瑞、吴昜等义士的事和“分湖之战”记述生动， 为后代留下可贵的资料。

  《分湖志》作者沈刚中与其父沈芳，乾隆十一年同时参加编写县志的采访工作，以官方身份出面，收集积累了诸多资料。约于乾隆十六年前， 沈刚中编写了这部关于分湖四周镇村的志书，由尚未出仕的芦墟人陆燿帮助校订。其书涉及黎里、北厍、芦墟，甚至八坼，还有分湖南的嘉善县陶庄等许多地方。志稿写成后沈与陆自知无钱出书，所成稿本一直为民间收藏传抄，民国年间柳亚子曾下决心要出版也未成。该志共8卷，有界域、村市、人物、古迹、物产、习俗、梵寺野庙、冢墓、桥梁、撰述、集文集诗、别录旧事。全书约5万字，撰述集文、集诗占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收录一些关于分湖的诗文，属于从未见到过的，志中对所涉区域内的古迹寺庙记述甚详可资考证。但此志有不少地方出现考据不详的毛病。（

  柳树芳所撰的《分湖小识》所记人物众多，作者在“凡例”中说“叶绍袁的《湖隐外史》乃一家之言，未经完稿，批评沈刚中的《分湖志》多袭邑志所已言，其未见者寥寥。”于是“就两书及各家谱牒，同人见闻，广加辑录”，编成此书。通观此书所记古迹人物等，除少量添加淸代新资料外绝大部分是照抄叶、沈二书的。

  《分湖小识》中写男人163人，又于别录轶事中涉及30多人，大多写他们醉心科考功名刻苦读书的事。全书未涉及女性文人，但大量书写贞妇烈女，有21人之多。作者在凡例中说“凡志书门类颇多，如天文、星野、疆域、形胜等目尤所首重，分湖县之一隅，故诸条不便登列”，又不写职官表，虽自认为“专就未登邑志”而书，但又以抄录袁、沈二书居多。其实此书不能算是一本真正的乡镇志。此书中记载清中期分湖的人文、自然灾情却是很有价值的。特别在“灾祥”中写的道光二十二年“英夷兵灾”，记录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兵侵入江浙所造成的灾难，资料可贵。

  孙阳顾的《儒林六都志》所记述的是今七都镇濒太湖的“古六都”的人和事，其地以南为古七都，其东为古五都，其西即浙江胡溇。孙氏虽是乡间一书生，但所编之书合乎“志”的套路。全书分上下两卷共26目。

  《儒林六都志》中对古六都的古迹记述甚详，如张士诚的湖城、运粮河，驸马第，宋代曹大学士、丁丞相、盛尚书等宅第，明曹太史的桐邱、巨富钱百万宅第、毛学宪第等以及传说中的三国东吴乔丞、孙夫人墓，宋邵皇妃、吴皇妃墓等。记述寺庙37所，并详述了始建于唐代的双林教寺的兴替，记述59座桥梁，文字虽不多但为今人留下了天到桥、双石(塔)桥等古桥梁的记载。在“人物”中对21名进士、37名举人和众多贡生、监生、庠生的记载，使人信服“儒林”之名是因六都“自宋元(以来)，人文独盛，衣冠甲第冠于一邑”而得，进士中的庄元臣虽是震泽人，但住六都薛埠戴家浜，其人著作等身，所写《叔苴子》尤其出名。

  在“风俗”中有两段记述，“薛埠以西至因读西村，多出外经商。近则江右景德镇，湖广之汉口、长沙，远则四川、两广、云贵、交趾等处经营贸易，速则一二年，迟则七八年始一返里”，“西丁港、吴溇、方(港)叶港等处人多田少，故农人耕种之余又各以小舟贩卖风菱、芋艿……至东乡近海之处，换取米豆棉花，以博微利”……可见当地人勤劳和精明的传统。“摭余”中将六都染店浜的孙孟朴与复社之事详加记述，为研究复社留下可贵的史料。

  清顺治中仲沈洙开始，经康熙时其孙仲枢，到乾隆时其曾孙仲周霈几代人编成了顺治《盛湖志》，清同治中仲廷机又编《盛湖志》14券，光绪间廷机子仲腾虎又编《盛湖志补》4卷。与其他文人私纂的志一样，仲姓所纂的《盛湖志》所涉本家的人和事见详，而其他人与事见略。从仲姓所编的几部盛湖志中，可以看到盛泽从一个很小的集市发展成邑中首镇的过程。仲腾虎在《盛湖志补》卷一一一中设了“金石”一目，记述了盛泽淸代及以前的收藏，如王鲲收藏的商代守册父巳爵和册丁二爵，仲氏小於舟藏商已丁敦、周父癸斝、唐照日镜(河东君原藏)、唐明月镜、宋兰亭砚等，王楠藏汉五铢泉范，程氏小米舫藏宋铜銙牌、明洪武权、明天顺爵。在人物中又记述了有关文人的字画收藏，虽然而今这些古董、文物不知存于何方，但给人留下了盛泽人收藏的历史信息。盛泽收藏之风由来之久，而且还曾有不少宝贝。

  王梁等编的雍正《平望镇志》、翁广平编的道光《平望志》、黄兆柽编的光绪《平望续志》，三部关于平望的志书，是平望的沿革、人文、历史，记述详细，中间有平望名称的来历、地位的重要、历次战乱对平望的破坏。翁广平在“凡例”中设了“问答”，对平望之名进行了考据；黄志中记述了太平军在平望的活动，资料甚为可贵。黄志中也列“金石”一目，记述了当年在平波台上庙庵中的多块石碑、钱武肃王的银简、古石鼎等。

  徐达源编的嘉庆《黎里志》和蔡丙圻编的光绪《黎里续志》，两志格式全按官修的邑志，卷首有疆域衙署之类的图，全镇地图展示了黎里镇区“一河两岸三里长街”全景。志中对古迹宅第、寺庙道院、墓域义冢、职官科举、人物撰著等记述甚周。例如中立阁、罗汉寺、玛瑙庵等的位置、建修、规模、兴替，史实清晰；端本、五亩、七峰等宅园的盛景和衰变，记载翔实，可以作为今天古镇黎里复兴的参考。蔡氏续志“纪兵”中对太平军与地方团练的战争记述较详，虽文字贬褒受限于作者立场，但记下了一段真实的历史。《黎里志》中对魏宪、魏志、魏贲、魏汝贤的宅第，状元牌坊有明确记载，正如柳舘前殷舘长所说魏汝贤应该是黎里人。

  清嘉庆周之桢的《同里志》24卷首一卷，设8个分志47目。对地舆、建制、典制、官政、赋役、选举、人物、艺文分志记述。志中人物涉及814人，占了全志一半篇幅，其中没有南宋魏汝贤和明计成等人的记载。由于周之桢对志载人物的域限不严，出现越域记人的情况，在地域上也超出同里当时的治域。对明代绮川莫姓的记载亦不确定。这恐怕也是文人私修志书的通病，我们在查阅这些私修的志书时头脑应该淸楚，不能“志云而云”，要加以考证以免谬误流传。

  嘉庆《同里志》中同里的古迹、寺庙、桥梁等来龙去脉的记述十分清楚，可以作为研究同里的经典，但清嘉庆距今已300多年，其中同里的情况千变万化，嘉庆志也不能作为惟一根据。清顺治曹锡瓒的《屯村志》，对屯村的历史、古代屯村的概况，特别是对江南名寺屯村报恩禅寺的兴衰记述极细，资料极其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