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学家和方志学家──沈彤

　　清代，是我国考据学（时称“朴学”）和方志学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考据学家和方志学家，而能二者兼而有之的却很少，沈彤则是这一时期考据学和方志学的集大成者。

　　沈彤，字冠云，又字果堂，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出生于吴江县松陵镇。其曾祖是顺治十二年（1655年）进士沈自南。出身书香门第的沈彤，少年受业于学士何焯，后游学于张伯行、杨名时等名贤门下。沈彤读书发愤刻苦，熟读儒家经典和杂家著作，喜欢穷经问底，并将前人的各类学说贯穿其中，在折中之余寻找自己的独特见解，而且追求学以致用，以助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缘于性格不喜张扬，力求淡泊，因此虽饱读经书、学富五车，其才能也很少为世人知晓。乾隆元年（1736年），人到中年的沈彤被内阁学士吴家麒荐举为博学鸿词。这本是莘莘学子学而优则仕的一条快车道。然命运与沈彤开了一个不大的玩笑。由于奏赋于夜半到达，沈彤来不及成诗应考，遂不入选。

　　仕途的失意，并没有给追求淡泊明志的沈彤带来很大的打击，相反，使他更加专心于学术研究。沈彤又因吴家麒荐举参加了《一统志》及《三礼》的编纂工作。书成后，沈彤被朝廷授予九品官职，然沈彤已无意为官，遂以父母年老为由坚辞不受，告归故里。在返回吴江途中，沈彤一路游山玩水。在齐鲁，他历游泰山、泗水、孔林、颜子墓；到南阳，登桐柏山，寻访淮河源头；到浙江，过钱塘江游山阴，登越王台，谒禹陵，访贺知章故居。告归游历途中，不仅使沈彤在美好景色中寻找着文学的灵感，文学功底愈加深厚，而且使他对历史类典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他日后成为一位著名的考据学家和方志学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北宋欧阳修曾对周朝礼制中存在的官多、田少、不给俸禄提出过质疑，并著书立说。后人多沿用其说，即使有所怀疑，也多摄于欧阳修的威名，不敢擅自发表自己的观点。沈彤因参与《三礼》的编纂，对礼制十分精通。在此基础上，他详细研究周制，撰写了三卷本的《周官禄田考》。该书积算十分精密，分《官爵数》、《公田数》、《禄田数》三篇，对欧阳修的学说进行了修正，被时人称为“其说自郑注、贾疏以后，可云特出”。随后，沈彤又撰成《仪礼小疏》一卷，从士冠礼、士昏礼、公食大夫礼、丧服士丧礼几个方面，对《仪礼》进行疏笺，修订旧学说中的谬误。从此，沈彤在考据学的研究上一发而不可收，他先后撰成了《果堂集》、《春秋左传小疏》、《尚书小疏》、《气穴考略》、《内经本论》、《释骨》、《保甲论》等巨著。其中，《果堂集》一书，总共十二卷，多是对古代经学的考订，如《周官颁田异同说》、《五沟异同说》、《井田军赋说》等篇都能引经据典加以考证，可谓严密至极。《保甲论》一书，影响也比较大，该书被后人吴德旋称为“最善”。

　　沈彤不光在考据学的研究上建树非凡，而且在方志的编纂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就。除了上述参加《一统志》、《三礼》的编纂工作以外，他还给后人留下了两部承载吴江历史的县志，分别是乾隆年间的《震泽县志》和《吴江县志》。雍正四年（1726年），吴江县正式分析为吴江和震泽两县。乾隆九年（1744年）秋，沈彤应吴江知县丁元正和震泽知县陈和志邀请，在松陵书院（三角井东）辅助翰林院编修倪师孟，共同主持《吴江县志》和《震泽县志》的编纂工作。后来倪师孟身患疾病，难于坚持工作（后于乾隆十二年，即1747年病逝），实际上立纲目、举凡例以及组织开展编纂工作的重任，都落到了沈彤一人身上。一县析为两县，两本志书同时分开编纂，并且要做到“使两志可离可合”①，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针对这一实际，沈彤建议：“今县与旧县全半不同。《吴江（县）志》于全县时之事与人，宜悉载。既分，乃列其属今县者。”②沈彤的观点得到了倪师孟的推崇，然吴江知县丁元正认为“断以地非断以时”③，因此沈彤只能采取折中的办法，《吴江县志》“于分县前之事与人，自赋役、官制外，并即今所存地编纂，而不悉载”。④沈彤苦心编纂，历时两年有余，《震泽县志》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成书刊印。该志连卷首共三十九卷十大类八十七篇，是震泽单独置县后的第一部县志。《吴江县志》也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刊印，全志共分五十九卷十大类九十七篇。因此，乾隆年间的《震泽县志》、《吴江县志》，习惯上被方家称为“沈彤志”。清光绪年间熊其英编纂的《吴江县续志》对这两本志书十分推崇，称赞道：“二志经纬分合有法，可为分邑修志者式。”由此可见，沈彤在县志编纂上，特别是针对当时一县析为两县的特殊情况编纂分邑志，是有所建树的。

　　沈彤一生执著于考据研究和方志编纂，著作等身，并且许多著作都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也为后人留下了一批重要的文化遗产。他的《吴江县志》被称为善本，连同《周官禄田考》、《仪礼小疏》、《春秋左传小疏》、《果堂集》均被录入《四库全书》；《尚书小疏》、《释骨》也被存目于《四库全书》。

　　值得一提的是，沈彤还是一个大孝子。吴江历史上，明代有吴璋万里寻母的掌故流传至今，到了清代，沈彤在尽孝方面也为官方及民间史册记载并称赞不已。沈彤的母亲去世后，他悲痛万分，痛哭不已，直至呕血。在京城供职期间，沈彤接到父亲患病的家书，忧心忡忡，连忙火速赶回老家探视。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等到沈彤赶到家门时，父亲已经去世了。千里探父，结果在父亲临终前未能见上一面，沈彤认为自己大逆不道、有悖孝礼，因此嚎啕大哭五昼夜，随后为父亲守孝三年。守孝期间，沈彤几乎泯灭了自己原来的个性，做到日日不尝荤，夜夜不入寝。因此，熊其英的《吴江县续志》称之为：“彤性至孝。”

　　沈彤一生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朝，乾隆十七年（1752年），即《吴江县志》刊印六年后去世，享年65岁，“私谥孝文先生”⑤。由于沈彤在学术研究上贡献卓越，后人永远敬仰、缅怀他，《清代七百名人传》和清光绪《吴江县续志》等书均为其专门立传，传颂万代。

　　注释：

　　①②③④，引自沈彤的《〈吴江县志〉序》；

　　⑤引自熊其英编纂的《吴江县续志》“儒林”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