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如何改变开弦弓村？(三）

中国农村的共同趋势

初访江村，使得费孝通创造性地提出“恢复农村企业”的观点。但建国后的合作化运动，尤其是之后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使得农村企业发展中断。

1957年，费孝通重访了江村。他和调查组算了一笔账：1936年水稻平均亩产350斤，合作化后，1956年达到了559斤，农业增长60%，但农民收入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为什么呢？

“问题出在副业上”。费孝通在《新观察》发表的《重访江村》指出，农民收入是否增加的关键就在副业。“如果忽视了副业的多种经营，那就会发生严重的问题”。他忧心忡忡地重提21年前的主张：在原料出产地发展乡村工业，在开弦恢复1929年创办的合作丝厂，诚恳地要求领导给予注意。显而易见，费孝通再提“乡村工业”是不合时宜的，很快但他看到农民仍然被粮食问题所困，还是忍不住旧话重提。当年6月，前两部分，反映乡村工业的问题和农村副业的问题，还谈到合作化初期村民的心境，提出应当发展乡村工业和副业，增加农民收入。

但是，“反右”大潮很快就来了，“文革”也紧随其后，杂志社苦等的“重访”其三再也没有寄来。

尽管从“反右”到“文革”，整个中国都是“以粮食为纲”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吃饱肚子的本能需求迫使人们想方设法打开任何可能的缝隙。因为很多城市工厂“停产闹革命”，导致外贸急需的生丝供不应求，就通过供销社到农村寻找门路。市场需求和农民期盼一拍即合，社队工业应运而生。1968年，红卫大队就联合开弦弓村（立新大队）等周边的7个大队创办了吴江县庙港人民公社联合缫丝厂。其后，1978年后各种村办企业纷纷成立。

开弦弓村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缫丝车间（1936年摄）

开弦弓村生丝合作社第一批职员合影（1929年摄）

1981年10月，时隔23年后，费孝通再一次来到江村，他欣喜地发现，村里的人均年收入从1978年前后在110元徘徊增至300元，其中副业收入占了总收入的一半。11月18日，费孝通在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纪念章”仪式上发表《三访江村》演讲，费孝通说“这次来，看到我几十年前所想象的目标已在现实中实现，而且为今后中国经济的特点显露了苗头。”

稍后，让费孝通四访江村，认为这个苗头表现出了令他为之鼓舞的趋势——“在开弦弓村所见到的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在中国并不是个别的特殊现象。即使不能说中国几十万个农村都已发生这样的变化，但是可以说这是中国农村的共同趋势。”费孝通把这个趋势或现象称之为今天我们熟知的“苏南模式”，这个模式发展到极点就是华西村。

然而进入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村办企业“小国营”的弊端日益凸显，逐渐陷入资不抵债的困难境地。1997年，经审计确认，开弦弓村经济共负债960万元，全部厂房成为银行的抵押物，村集体企业宣告破产。

虽然苏南模式在1990年中期走向低潮，但是在1980年代中期，费孝通就注意到了农村发展工业、副业的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浙江温州地区的农村家庭企业、小商品市场，后来他将其总结为温州模式。当时，费孝通不仅在各种非议中对温州模式给予充分肯定，而且很快意识到苏南模式将不能满足经济需要。他曾在1990年代初就对开弦弓村的村干部说，要关注温州模式。

其实，几乎与温州出现创业小高潮的同时，1983年，开弦弓村也出现了个体工业户。但直到苏南模式彻底破产后，家庭工业和股份制工业才成为开弦弓村的主流。

但是，不管是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它们本质上所反映的问题是统一的，那就是费孝通在初访江村时所提出的构想：农民要摆脱贫困，不能光靠农业，一定要发展工业和副业。也就是以“农工相辅”的途径，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的富民道路。

开弦弓村职业结构图。从事工业的劳动力人口占56%。（2010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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