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没有一条笔直宽阔的丝绸之路

[摘要]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芮乐伟·韩森（Valerie Hansen）的著作《丝绸之路新史》以大量考古发现论证：从来没有一条单一的、连续的丝绸之路，有的只是东西方之间的一连串市场。

编者按：

“一带一路”战略布局让“丝绸之路”再次成为热门话题，学界、政界、民间对这一概念都有不同解读。而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芮乐伟·韩森（Valerie Hansen）的这本《丝绸之路新史》以大量考古发现论证：从来没有一条单一的、连续的丝绸之路，有的只是东西方之间的一连串市场。

韩森认为，在丝绸之路上，金属、香料和玻璃与丝绸一样重要，而中国发明的纸张则对欧洲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而且，在这些商路上传播的思想、技术和艺术比贸易本身具有更大的意义。

该书中文版即将出版，本文系该书序章（部分），澎湃新闻经后浪出版社授权使用，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丝绸之路新史》

丝绸之路是一系列变动不居的小路和无标识的足迹

“丝绸之路”这个名词是个晚近的发明。生活在这些商路上的人们并不使用这个词。他们把这条路称做撒马尔罕道有时称之为“南道”或者“北道”。到了1877年，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才造出“丝绸之路”这个词。此人是一位卓越的地理学家。他于1868年至1872年间在中国工作，调查煤矿和港口，并绘制了一套五卷本的地图集，在其中第一次使用了“丝绸之路”这个名词。

丝绸之路这个名词逐渐被人们接受。斯文·赫定在1936年出版了一本讲述他在中亚探险的书，此书1938年被译成英文发表，题目就是《丝绸之路》。1948年，《泰晤士报》的“炉边家庭问答：常识测验”栏目曾经刊载这样的问题：“丝绸之路从哪到哪？”答案是：“从中国边境到欧洲的诸多道路。”这个名词作为对横跨欧亚大陆的陆路商贸和文化交流的指称已经基本固定下来了。

丝绸之路这个词甫一出现就被看做是一条商旅往来不断的笔直大道，但实际上从来就不是这样。一百多年来的考古发掘，从来没有发现过一条有明确标识的、横跨欧亚的铺就好的路。跟罗马的阿庇亚大道完全不同，丝绸之路是一系列变动不居的小路和无标识的足迹。因为并没有明显可见的路，旅人几乎总是需要向导引领，路上如果遇到障碍就会改变路线。

当汉朝（公元前202—公元220年）和唐朝（618—907年）在中亚驻军时更是如此。中央政府为了给士兵提供粮饷被服而大量投入。在唐朝，当中央政府铸造不出与其开销等价的铜钱时，丝绸便有了另一种重要的功能。当时政府承认三种通货：铜钱、谷物和丝绸。因为货币短缺经常发生，而谷物又容易腐烂，很多交易是用成匹的丝绸完成的。

很多西北地区的军饷是丝绸，因此丝绸在西域广泛流通。当士兵在当地市场购物时，贸易便兴盛起来。但当国内叛乱威胁到皇帝使他不得不把军队召回勤王时，贸易便急剧衰落。

即便是有中国驻军的时期， 也没有任何文献记载罗马帝国时代中国与罗马有所往来。与一般的看法相反，罗马人从未用金币直接购买过中国丝绸。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罗马金币是拜占庭的苏勒德斯金币（Solidus），同时发现的还有许多仿制品。这些金币来自六世纪的墓葬，此时距君士坦丁大帝（306—337年在位）迁都君士坦丁堡已经很久了。

丝绸之路路线图

最被看重的朝贡品是中亚的骏马

从地理上讲，丝路地区的地形复杂得令人吃惊，这些地方大多很艰险。从西安向西，先要穿过河西走廊。这是一条1000公里的大致东西走向的路，南面是祁连山，北面是戈壁沙漠。到达甘肃省的敦煌之后有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北两道可选，两道汇于喀什。

最早的关于丝路贸易的描述与张骞（约公元前164—前113年）有关。他是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从长安派往中亚的中国使节。汉武帝希望张骞能说服生活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地区的月氏人跟汉朝结盟以抗击他们共同的北方敌人，即以今天蒙古为中心的匈奴。现存最早的关于张骞的史料写于其出使150年之后，很多基本的事实，比如确切的路线，在史料中都付之阙如。

很明显，张骞是经由匈奴的地盘进入月氏的。张骞被匈奴囚禁了十年后终于逃脱，并继续前往月氏。他在公元前126年左右回国，并向皇帝做了汇报。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得到关于中亚各民族的详细信息。张骞特别惊讶地发现中国商人和货物已经先他一步到达了中亚。在今阿富汗北部的大夏，张骞在市场上看到了来自千里之外的邛竹杖和蜀布。这些中国货物必定是经陆路到达的。

张骞回国以后，汉朝逐渐向西北扩张。在公元前二世纪末就已经控制了河西走廊和敦煌。中国军队每征服一个新的地区就修建烽燧，这些烽燧之间有固定的距离。每当战事发生，烽燧的守军就会燃起狼烟向临近的烽燧报警，这样一直传到最近的可以发兵的军营。烽燧之外，汉朝军队还在新征服地区建立军营。在居延和疏勒出土了很多竹简，其中有军队向当地人购买衣物和谷物的记载。

莫高窟296窟壁画，描绘了北周时期丝绸之路上的商旅往来。

出土了最大量丝路早期文献的悬泉就是这样一个军营。悬泉坐落在敦煌以东64公里。50米见方的夯土墙环绕着整个遗址。遗址南边有个马厩。为公务而来的官员可以在军营换马。军营同时还有邮政的功能。遗址的北部和西部是垃圾堆，西边的垃圾坑最深处可达1.2米。

从这里出土了2650件文物，其中包括钱币、农具、武器、铁制的牛车零件、梳子、筷子等日常用具，以及谷物、大蒜、核桃、杏仁、动物骨骼等食物残迹。

悬泉还出土了35000多件废弃的文书，23000多件有汉字的木简，12000多件裁好大小尚未写字的竹简。大约2000根简有纪年，在公元前111年到公元107年之间，这正是军营有人驻扎的时期。

悬泉置（丝路上的国家邮驿）遗址，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祁连山山脉北部余脉火焰山的山前戈壁。

悬泉出土的文书中有很多是驻扎在悬泉驿的官员与附近驿站的日常通信，比如皇帝新诏书的通知、缉拿逃犯的通告、私人信件等。悬泉的书吏把木材分为几类，高级的柏木用来书写皇帝诏书，易弯的杨木和柳木则用来书写日常文书和通信。

因为悬泉是从内地到敦煌路上的最后一站，几乎所有使节在出入汉朝时都要经过这里。汉代的地理材料列出了50多个中亚国家。尽管汉语史料常常称呼这些统治者为王，他们的疆域一般不过是一个绿洲，臣民少则几百多不过几千。这些绿洲更像是小城邦而不是王国。

这些国家无论大小都派使节前往中国首都朝贡。他们承认皇帝的权威，并从中国得到回礼。最被看重的贡品是来自中亚草原的骏马。因为这些马可以自由地在草原上觅食，它们总是比在马厩吃饲料的矮小的中国马更强壮。中国人最珍视的是来自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的天马。早在汉朝便已经无法区分官方贸易和私人贸易了。所谓官方贸易是指一位使臣带来礼物（经常是马或骆驼等牲畜）并为他的宗主得到回礼。私人贸易则是指该使臣可能是自己献上同样的牲畜并把回礼归为己有。

这些使团都按照固定路线行进并持有通行证，上面按顺序列出允许他们访问的城镇。汉朝法律基于之前的先例要求所有经过水陆关隘的人员都必须持有通行证。这种通行证被称为“过所”（字面意思是“经过一个地方”）。

有几件悬泉文书列出了从敦煌到首都的每一站。敦煌是中国境内的第一站。公元前一世纪的首都是长安，公元一世纪的首都是洛阳。使团不能偏离这些路线。每一站都有官员清点使团人畜以保证其路线与过所上登记的完全一致。官员可以修改过所也可以签发新过所。他们在使团经过悬泉前往中国时查验一遍，一般六个月之后使团回程经过悬泉时再查验一遍。对每一位客人，无论中外，悬泉的厨子对其消耗的食材都有详细的记录。他们还按官品和行路方向（东或西）来区分来客。

古罗马与汉代中国的直接接触不多

在向汉朝皇帝进贡的众多外国使团当中，只有一个可能来自罗马。据正史记载，有一位大秦统治者的使节在公元166年由海路抵达。对于中国人来说，大秦在世界的最西端，具有很多乌托邦的特征。仅在少数一些例子中这个词才特指罗马。大秦的特使献上了象牙和犀牛角，这些都是东南亚的特产。

很多人怀疑这名使节是个冒牌货，他只是宣称自己来自一个非常遥远，没什么人知道的地方以获得贸易许可。大秦使者这唯一的一次出现非常有趣，但并非是确凿无疑的。

正如悬泉汉简以及其他材料所揭示的那样，汉朝出于纯粹的战略考虑才开始与塔克拉玛干沿线各地展开规律的贸易，目的是开辟一条通往中亚的新路以绕开一直以来的敌人匈奴。官方使节也许偶尔做做生意，但这一直只是其公差之外的副业。他们的行为从来就不是自发的，而是沿着精心策划并记录的路线展开的。悬泉汉简尽管记载了很多中国与中亚绿洲之间贸易的细节，但其中从未提及贵霜王国（今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带）以西的任何地方，更不要说罗马本身了。

中国人确实是世界上第一个制造出丝绸的民族。如果浙江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一件刻有蚕形图案的象牙雕刻能被看做丝绸生产的证据的话，则丝绸的历史可以被追溯至公元前四千年。按杭州丝绸博物馆的说法，最早的丝绸年代为公元前3650年，来自中原省份河南。1外国专家对于这个过早的定年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最早的丝绸年代为公元前2850到2650年，即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时代。

老普林尼（公元23—79年）记载公元一世纪时丝绸已经来到罗马，但他并不清楚丝绸的生产方法。他以为丝绸是用“叶子上粘着的白色绒毛”制成的，记载说塞利斯人把这些毛梳下来制成了线（他的描述更像是在讲棉花）。但在另一段中他又写到了蚕。现代译者常常把塞利斯翻译成中国，但是对于罗马人来说，那实际上是位于世界最北端的未知国度。

在普林尼的时代，中国并非唯一的丝绸生产者。早在公元前2500年，古印度人就开始从野生丝蛾制丝，这是与中国人驯化的桑蚕不同的一个品种。与中国不同，印度人用的是蚕蛾破茧而出之后剩下的茧壳。与之相似，古代爱琴海东部的科斯岛出产一种科斯丝，也是用野生蛾的茧壳制成。

中国人很早就知道要煮沸蚕茧把蚕虫扼杀在茧中，这样茧就不会被破坏，制出的丝线才能长而不断。即便如此，有时也很难分辨中国丝和野生丝。可能普林尼描述的是印度丝或者科斯丝，而不是中国丝。

如果中国与罗马之间的贸易真如普林尼所说的那样繁盛，或许可以在中国境内发现罗马钱币。但中国出土的年代最早的欧洲钱币来自拜占庭而非罗马，年代为530到550年间。与传言相反，中国境内从未出土过罗马钱币，这与常有罗马商人出没的南印度海岸形成鲜明对比，那里出土了成千上万枚罗马金币银币。历史学家有时讲，某一时期两地之间流通的贵金属货币可能是因为后来被熔化重铸了才没有保存至今。但是在中国发现了很多晚于罗马时代的外国钱币，有力地反驳了这一观点。中国出土了很多伊朗萨珊王朝（224—651年）打造的银币，最多时可达几百枚。

总之，考古和文献资料都显示古罗马与汉代中国之间的接触少得令人吃惊。尽管老普林对于丝绸贸易的批判非常自信，但我们并没有公元一世纪罗马进出口贸易的可靠数据。如果罗马人用罗马钱币买过中国丝绸，那中国丝绸的残迹应该曾在罗马出现。从公元二、三世纪起，一些货物开始在罗马与中国之间流通，这正是帕尔米拉丝绸的时代，也是罗马人最终确定塞利斯准确位置的时候。

中国艺术史的材料也证实了罗马与中国之间时断时续的接触在公元二三世纪时加速了。在汉代，中国艺术中只有很少几个例子显示出外来影响。但到了唐代，中国艺术已经融合了比汉代多得多的波斯、印度甚至希腊罗马的元素。唐代是中国对中亚影响的高峰阶段，也是丝路贸易的鼎盛时期。（文/芮乐伟·韩森)

汉学家芮乐伟·韩森（Valerie Hansen）

（本文转载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