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与丝路学研究

丝路学是一门20世纪才问世的新学问，也是一门涵盖了文化、历史、宗教、民族、考古等人文科学，以及地理、气象、地质、生物等自然科学的，汇聚了众多学科、综合研究多元文化的学问。

丝路学来自丝绸之路这一历史性的文化概念的提出，并且最终得到了国际社会与学术界人士的共同认可。1868年，德国人李希霍芬对中国地貌和地理进行了规模宏大的综合考察，回国后出任柏林大学校长，当选国际地理学会会长，致力于《中国，亲身旅行和研究成果》写作。他从亲身的考察和得到的历史资料中发现，古代在中国的北方曾经有过一条称得上是丝绸之路的横贯亚洲大陆的交通大动脉，由此在沿途留下了许多足以令后世赞叹和瞻仰的遗迹和文物。 

李希霍芬的偶然发现，在以后半个世纪中竟演变成一场对中国历史遗迹和珍贵文物的浩劫。数以万计的堪称国宝的珍贵文物，从此流失海外。与此同时，丝绸之路经过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考察和研究，也从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明中心向西延展到了地中海东部利凡特海岸一些具有古老文明的城市。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1910年发表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丝路》完成了对丝绸之路的学术认证。后来经过他编著书籍加以宣扬，丝绸之路为世人熟知。

平心而论，丝绸之路原本只是对亚洲东部和中部的历史毫无所知的欧洲人，在经过实地考察之后从大量的历史遗存中了解到的，当时已经人烟稀少的中国西部地区在千百年前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并且在古代亚洲东部地区和地中海之间，由于频繁的使节往来、商品交换、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流形成的必不可少的交通要道，也有过足以令人刮目相看的繁荣历史。东方曾经有过的这种文明，本来足以使进入环球航行时代以来欧洲列强所标榜的“欧洲中心论”发生动摇。然而自从欧洲学术界提出丝绸之路之后，接下来就有“古巴比伦移民中国”、“腓尼基人航抵山东”、“中国人种西来”、“仰韶彩陶文化西来”、“中国青铜工艺西来”的学说接踵而来，似乎无论哪一样新发现、新材料都在显示中国文明的根在西方。足见丝绸之路的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欧洲人或者说欧洲的学术界想要指明东方文明源自西方。

丝绸之路在更深的层次上提出的是一个中国文明如何起源、从何而来的大问题。在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中，自丝绸之路提出以后，到现在为止的一个多世纪中，前50年走的正是在“欧洲中心论”框架下对历史潮流的歪曲和误解。尔后50年，丝路学自身的研究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中外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从它的发端、演进到成熟的全过程进行了规模空前的田野考古，对现今尚在的遗址、遗存的文物给予了充分的保存、修复和研究，终于弄清了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文明是一个至少在一两万年前甚至一二百万年前，就已独立形成的生态环境。

这样的研究，是在中国学术界取得自主权的同时才开始的。一旦启动，在当时便具有了国际合作的特点，迎来了丝路学研究的高潮。第一次高潮是中外科学家共同发起的。1927年经过南京政府核准，在北京由中国和瑞典双方合作组成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到中国西部地区进行综合考察。考察团搜集到大批的资料、标本、简牍、石刻、壁画和各种古文字的文书以及丝织品，第一次实现了在中国政府监管下对丝绸之路沿线埋藏的珍贵文物进行发掘、搜集并善加保管，为中国学术界建立丝路学，给今后以中国为主体进行国际合作，构筑了中外科学家相互交流的平台。

丝路学研究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进入第二个高潮。在1959-1975年间，由新疆博物馆和吐鲁番文管所牵头，对吐鲁番县的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古墓群进行系统的发掘，获得了上万件极具社会与文化价值的文书，在1992年出版了10卷本《吐鲁番文书》释文。在这段时间里，卷帙浩繁的敦煌学已从丝路学的分支脱颖而出，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1983年8月成立的敦煌吐鲁番学会，标志着自提出丝绸之路到丝路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已经走过了一百年。其中最后的50年，经过中国学术界的努力奋进，终于扭转了“丝绸之路在中国，丝路学中心在西方”的那种令中国人陷于丧失民族自尊的窘境。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就是中国学者在丝路学这一研究领域所推出的部分成果。

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丝绸之路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东西方的经济交流，更重要的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联系与交流，这种关系才是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所在,也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文明传播的重大命题。

(本文选自《丝绸之路研究丛书》(总序一)，有删节。转载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