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洋泾浜的变迁

1930年代的爱多亚路中段

进行中的洋泾浜下水道铺设工程

填没前的洋泾浜几乎已成平地

洋泾浜上第一桥----外洋泾桥

洋泾浜虽窄，但两岸却是繁华无比

提起洋泾浜，许多上海人都立刻会联想起旧上海盛极一时的“洋泾浜英语”。但细论起来，这“洋泾浜英语”名称的由来还得归功于当年洋泾浜在申城的显赫地位。这是怎么回事呢？那就让我们来说说这条看起来不起眼，却名噪一时的洋泾浜吧。

一、荒野小河浜一水横两界

洋泾浜是黄浦江的支流之一，因通往洋泾港而得名。明永乐初年，户部尚书夏原吉治水苏松，洋泾浜被黄浦江拦腰截成两段，浦东段为东洋泾浜，浦西段为西洋泾浜。清乾隆年间，因沿浦筑塘，东洋泾浜便成死水，逐渐淤塞而致消失。因此，后世所说的洋泾浜即指西洋泾浜。洋泾浜蜿蜒曲折，东起今延安东路外滩，西至延安东路西藏中路（今大世界附近），南通周泾（今西藏南路）、西连长浜（今延安中路），全长约1600米，东段宽约40米，中段和西段约60米。对于当年河网纵横交错的上海来说，洋泾浜实在算不得起眼。

1843年以前，洋泾浜两岸尚是一片田野旷地，看不出一丝半点近代城市的影子。一位在上海开埠以前到过那一带的法国海军上将在他的书中曾描述道：“它那平庸的外貌具有一种令人可怕的单调乏味的气氛。土地上没有一点儿树木，有一半淹在水里，差不多全部种了庄稼，不计其数的污水沟和小河流纵横交错，到处是坟墩，低矮肮脏的茅屋，其实只是竹子和干泥搭成的破棚子”。然而，历史有时就是那样出人意料。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上海的通商门户，洋泾浜的命运也随之彻底改变了。

1843年11月8日，33岁的前英军印度炮兵队上尉参谋巴富尔以胜利者的姿态乘坐“梅杜莎号”（Medusa）火轮抵达上海，就任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军人出身的巴富尔在谈判桌上咄咄逼人，势不可挡，在与上海道台宫慕久的第一次会谈中就占了上风。6天之后，巴富尔发布领事馆《第一号告示》，正式宣布上海从11月17日正式开埠，并规定从李家庄沿浦（今北京东路外滩）到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外滩）之间2900英尺（884.5米）长的浦西一侧江面，为洋船停泊区，专供外国商船和军舰抛锚、靠泊、装卸。这一区域便是后来的外滩。

然后，巴富尔利用《虎门条约》内有关“允准英人携眷赴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口居住，不相欺侮，不加拘制。但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的规定，与宫慕久展开了马拉松式的谈判。直到1845年11月29日，宫慕久用自己的名义，以告示的形式公布了他和巴富尔的谈判结果。在这份称作《上海土地章程》的文件里，划定洋泾浜以北、李家厂（亦作“李家庄”，今北京东路外滩一带）以南约830亩土地租与英商建房居住。洋泾浜就这样被生拉硬拽地拖进了租界。

英租界的建立让法国人十分眼热。法国第一任驻沪领事敏体尼也不甘落后，随即与上海地方政府展开租地谈判。或许是历史的巧合，同样是戎马出身的敏体尼与上海地方官就开辟租界问题也交涉了近2年时间。1849年4月6日，一张由上海道台麟桂签发的布告张贴在外滩的江海新关门口，宣告了法租界的诞生。布告载明了法租界的具体方位：“南至城河（今人民路），北至洋泾浜，西至关帝庙诸家桥(位于今桃源路东段)，东至广东潮州会馆沿河至洋泾浜东角（今阳朔路106弄一线）”，其面积为986亩。要知道当时全上海总共只有10个法国人（不包括传教士），敏体尼一家5口就占了一半。剩下的除了1人住在英租界外，还有敏体尼的翻译、商人雷米以及他的职员。所以，敏体尼事后在致法国驻使馆的信函中还颇自豪地认为“各国人很羡慕他，想仿效他”。

“洋泾浜订旧章程，两国分疆一水横”，英、法租界的相继建立使原先默默无闻的洋泾浜来了一个180度的华丽转身，摇身一变成了租界的界河。俗话说：“背靠大树好乘凉”，依仗着特殊的地理位置，洋泾浜沿岸的发展可谓“一日千里”。装置着铁栏杆的条石堤岸修建起来了，两条煤渣马路也在南北两岸延伸开来，英租界一侧的是松江路，法租界一侧的是孔子路，据说这孔子路还是上海最早用中国人的名字来命名的马路。各种各样的中式庭院、西式楼房沿路破土而出，黄皮肤、白皮肤各色人等或居住其间、或行商贩货，一条原生态的河浜完全被西方近代文明所驯化。1863年，英租界与地处虹口的美租界合并，其正式名称就叫North of Yang-King-Pang Creek Foreign Settlement，意即洋泾浜北首外人租界。次年5月1日，上海道台应宝时委派同知一人与英国领事组成一混合法庭，专门审理租界内发生的以英、美等国侨民为原告，华人为被告的民刑案件。这一司法机构被称为“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由此可见，“洋泾浜”三字已然化身为租界的代名词。

二、洋泾浜上的桥

虽说不宽，但过河依旧少不得桥。开埠前，浜上已经有了数座木桥，可待到租界建立之后，两岸商贾云集，寥寥几座旧木桥已不能满足人们出行的需要。为了便于两租界的人车往来，浜上陆续新建和翻建了不少桥梁，最盛时，洋泾浜上曾架起14座桥，其密度之高超过了上海任何一条河浜，其中最重要的有8座：自东向西依次为外洋泾桥（今中山东一路、中山东二路连接处）、二洋泾桥（天主堂街桥，今四川中路、四川南路连接处）、三洋泾桥（吉祥街桥、今江西中路、江西南路连接处）、三茅阁桥（今河南中路、紫金路连接处）、带钩桥（又名荡沟桥、打狗桥，今山东中路、山东南路连接处）、郑家木桥（亦称泰勒氏桥、监理会桥、桂香桥，今福建中路、福建南路连接处）、东新桥（原名新桥，后为与西新桥相区别，遂冠以“东”字，今浙江中路、浙江南路连接处）、西新桥（今广西北路、广西南路连接处）。

在上述这些桥梁中，1553年建造的三茅阁桥是洋泾浜起造时间最早的桥，因附近有一座明代永乐年间造的三茅阁而得名，1802年重修。1853年，为防止小刀会义军进入租界，工部局将三茅阁桥连同三茅阁一起拆除。后又在旧桥址附近另建一座板桥，仍叫三茅阁桥。

洋泾浜最东端的桥称为外洋泾桥，它也是法租界公董局造的第一座桥。1856年，法国代理驻沪领事爱棠召集法租界第一次租地人会，讨论造桥事宜。会议决定由租地人公摊建桥费用，外滩和洋泾浜附近的地产，每亩纳银8.5两，距离稍远点的，每亩纳银5.5两。外洋泾桥为三孔木桥，用的全是新加坡产的木料，是英、法租界在外滩地区唯一的连接通道，因此作用甚为重要。

木桥由于其材质问题，最易损坏。19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合作，对洋泾浜上的桥梁进行了一次全面更新。1867年首先重建位于洋泾浜口的外洋泾桥。1月15日，工部局为外洋泾桥建造新木桥及修理六处旧木桥举行公开招标。1月21日，工部局、公董局与承包商订立包工合同，议定拨款4000两，桥面、两座桥墩由承包商自备并选用上等材料；造桥式样、细节遵照工部局图样办理；外洋泾桥完工后由工部局道路督察检验。1868年8月，横跨洋泾浜各座桥梁重新涂漆后工程完成。

洋泾浜因是两大租界的分界线，浜上桥梁的养护维修费用初期由两租界当局和上海地方官府平均分摊。1873年，上海道台沈秉成支付了重建洋泾浜上各桥的费用后，表示嗣后将不再支付这类建筑费用。自此，洋泾浜上桥梁的养护由工部局和公董局继续承担，费用则来自租界内小车（即手推独轮车，亦称“江北小车”)的捐税收入。

就财政实力而言，公共租界向来比法租界来得雄厚，法国人因此觉得负担洋泾浜桥梁维护支出的一半不合情理。1875年3月，公董局照会工部局，表示由法租界今后法租界只能以三分之一的比例承担养护各桥梁的费用。但是工部局哪里肯吃亏，立即回绝了这个建议，威胁说：若公董局不愿承担半数份额，将停止对洋泾浜上已有的桥梁进行修理，也不再建造新的桥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两租界当局同意继续对洋泾浜上的桥梁进行更新维修，费用仍由双方均摊。

鉴于铁质桥梁更为经久耐用，1869年，工部局与公董局商定在洋泾浜上逐渐用铁桥替代木桥的计划。1875年2月，工部局董事会接受了公董局的意见，同意将外洋泾桥改建为铁桥。桥梁图样由公董局负责设计，再由工部局进行修改。落成后的外洋泾新桥长23米，宽10米，桥面用混凝土浇灌，桥上设铁栏杆，装有铁柱棱形玻璃灯用于照明，美观大方。改造花费的约12300两白银由双方平均分担。1882年11月，租界当局拆除三洋泾桥旧木桥，并建造了人行步桥作为过渡措施，建步行桥的开支188两由两租界当局均摊。1884年，洋泾浜上的桥梁全部修理油漆完毕，共花费505两，一半费用由公董局承担。1885年5月，连接福建路与郑家木桥街的福建路桥建成，并向公众开放。1893年，工部局在洋泾浜上建造了两座人行钢桥。1914年两租界当局填平洋泾浜筑爱多亚路，洋泾浜上的桥梁就此消失，而这些桥梁的名称作为历史地名大多被保留了下来。比如，现在14电车靠近延安东路的那个终点站就叫“东新桥”。

三、小河沦为垃圾场填浜辟筑大马路

由于沿岸人口的激增，附近居民竟然把洋泾浜当作垃圾场，各种生活垃圾飘浮在水面上，发臭的淤泥日积月累，每次涨潮都会搅动淤泥泛起，路人无不掩鼻而过。1863年开始，工部局和公董局就治理洋泾浜一事进行磋商。英国人主张疏浚，1865年，建造公家花园(今黄浦公园)时，填滩用的河泥就是从洋泾浜挖出来的。但法国人觉得还是填浜更加省事。双方在洋泾浜填与不填的问题上你来我往，争论不休。起初，英国人的反对理由是洋泾浜是一条天然防线，所以公共租界不能放弃。可后来租界面积不断扩大，这个理由已无法成立。但是，南京路上的一些大房产商依旧持反对意见，他们担心如果填没洋泾浜、修筑新路以后，会影响南京路的商业发展，进而降低他们地产的价值。1897年，法租界公董局会议上，有人提出建蓄水池，利用涨潮时蓄水，落潮时以所蓄之水把河底堆积的淤泥、垃圾一起带走，或用农民及船只挖泥的设想。但最后这一提案也只是纸上谈兵。

从1863年到1913年，关于洋泾浜的各种治理方案被讨论了无数次，有的也付诸尝试，怎奈这些方案除填没之外，均治标不治本，而英国人又一再拒绝填没。结果半个世纪过去了，洋泾浜依旧污水秽浊，臭气熏天。到了夏季，河水难闻的气味令人窒息。因水量不足，船只大多要等涨潮时方能通过狭小的河道。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租界不断向西延伸，改善城市交通已成为燃眉之急。洋泾浜的治理虽按兵不动，但其周围的河浜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08年，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将南市老城厢以南至肇嘉浜的那一段方浜填没，筑成肇周路；法租界公董局则填没了老城厢以北至洋泾浜的一段方浜，辟为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如此既彻底解决了方浜的污染问题，又开辟出一条南北向干道，缓解了交通拥堵。方浜的填没对洋泾浜问题的解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14年6月4日，公共租界纳税人特别会议以380票对2票的绝对优势通过决议，批准授权工部局与法租界方面协商，共同实施洋泾浜填浜筑路工程。是年11月1日，洋泾浜截流封闭，停止航运，填浜正式动工。填没洋泾浜是两租界成立以来最大的筑路工程，英法双方为此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当时拍摄的下水道铺设作业的照片来看，埋在洋泾浜里的钢筋混凝土水管直径约1.35米，可以容纳一个儿童在里面直立行走。在填没工程进行的过程中，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也各有分工：工部局从洋泾浜最西端向东施工，公董局从洋泾浜外滩从西施工，浜上所有的桥梁全部被拆除。洋泾浜被填没之后，工程人员在路基上铺设了碎石路面。因为原先洋泾浜两侧的孔子路、松江路也一并纳入改建范围，所以建成后的新马路宽达27.45米，人行道也有5.49米宽。

这虽是康衢一条，可给它取个什么名字好呢？原先的洋泾浜是自然形成，早在英国人、法国人到达上海之前就已存在，所以，从来没有人想到给它换个名字。但是，填浜工程的费用是两个租界分摊的，而且双方各占一半路面，因此，在起名的问题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彼此互不相让，谁也不肯吃亏。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后来有人想出一个妙计：用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名字来命名这条新路，路名的拼写使用法文。因为，爱德华七世在位期间，主张英法修好。1903年，他到访法国时曾在欢迎宴会上用法语致辞，由此赢得法国上下的好感。这一建议立刻得到双方认可。法文的“爱德华七世路”译作中文就是“爱多亚路”。从此，上海新增了一条东西向干道。

1922年，爱多亚路第一次铺上了沥青。1931年，又改铺沥青混凝土路面。1943年10月，汪伪上海市政府对原租界内的道路大规模地实施更名，166条以欧美人名命名的道路被清一色改换名字，爱多亚路被改为大上海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复将大上海路更名为中正东路。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5月，有关方面以革命圣地延安的名字重新此路，是为延安东路。如今的延安东路连同延安中路、延安西路以及虹桥路组成了一条从外滩通往虹桥机场的主干道，成为上海一条靓丽的黄金通道。

掐指算来，洋泾浜填没已近一个世纪，尽管河畔那一派香车宝马、燕乐笙歌的景象早已烟消雾散，但洋泾浜带给后人的回忆却似涓涓细流，绵延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