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吴江长者沈云

据汾湖张舫澜先生提供，最早编印的《南社姓氏录》上编第四页上载有：“沈云、字秋凡，浙江嘉兴人，居苏州盛泽，高小教员，入社编号75”。

又有柳亚子撰于1936年，后在1983年4月再版的《南社纪略》之附录《南社社友姓氏录》第193页12行有：“沈云，字秋凡，浙江嘉兴人，已故、75。”

近得阅《陈去病诗文集》之《南社杂佩》中《感逝录》内，亦有：“沈云、字秋凡、嘉兴人、居吴江之盛泽。著有《舜湖竹枝词》（应为《盛湖竹枝词》——笔者），采摭渊博、亦是名家”的记载。

这是一位未曾被李海珉先生采入《吴江与南社》一书又完全应作为吴江南社人物看待的南社早期社员，从入社编号可以看出，沈云是除郑佩宜（柳亚子夫人）和其兄郑咏春、桐荪昆仲外的盛泽参加南社第一人。无独有偶，出版于1991年，由中国南社研究会成员李炳华先生主笔的《盛泽镇志》中，虽然注意到了成书于1918年的《盛湖竹枝词》，采入了书名，但是对作者沈云却无片言只语交代。

不久前余赴黎里晤海珉先生，询及《吴江与南社》一书未采入沈云之事，答云：“以为是浙江人寄寓盛泽，未及深究。”

沈云（1864——1921年）、字秋凡，原籍浙江秀水（嘉兴），系王江泾之世家望族。1860年为避兵祸，其父举家迁盛泽，租房居住在观音弄，1864年正月沈云降生，正月二十八日“湖州贼（指太平军）犯盛泽，沈支山之众亦大掠，纵火焚民居几大半”，故沈云在《盛湖竹枝词》自叙中称：“我生不辰、适丁阳九之厄，乐郊爰得、籍避元二之灾”。盖1864年旧历干支为甲子年，又在正月，乃六十年循环之首年首月，故称阳九；襁褓中的沈云被父母抱持逃往郊外农村后，为防备可能出现的第二次灾祸，即在近镇之永福桥边（俗称计家木桥）租房居住下来，他在自序中称：“观音弄口、永福桥边、呱呱坠地之时、呀呀学语之岁”即此谓也。

沈云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文学功底极深，柳亚子有“翩翩少日、兰成射策之才”的赞语。成人后多年游庠在外，作文人间交往，文名籍甚，《盛湖竹枝词》序二作者闻川（王江泾）唐佩金云：“余与君为文字交垂三十年，曩（过去）撰闻川缀旧诗及闻川志稿皆就正于君”，可见一斑。后在盛泽娶妻成家，首育两子，不幸前妻过早弃世，为此复择盛泽南仲家弄蔡氏女为继室，随着父亲去世和第三子降生，家庭生活重担压上肩膀，为侍奉老母、教育孩子，他才逐渐安定下来，诚如自序所云：“今者倦飞之鹤复归华表、相识之燕重认乌衣”。

此时地方新式教育之风渐开，他先后受聘于盛泽郑氏小学和盛湖公学，又迁居至阳春弄，与学校就近居住，直至1921年初去世，享年57岁。

他与许多由外地迁入盛泽居住的士人一样，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时均按原籍，他们自己也始终把盛泽视作客居之地，这也正是引起今天南社研究者错觉的原因。

据现在盛泽文化站工作的沈云的曾孙女沈亦红言及，沈云共育有六子两女，她的祖父是第七个子女，故小名七官，七官名沈季衡，字峙山，曾任盛泽国民党区党部执行委员。她的伯祖三官曾在上海求学，1921年底因参加抵制日货宣传游行，被日本浪人、流氓殴打致死。此事在柳亚子《为沈秋凡先生遗族募捐启》一文中得到印证：“盖距先生归道山未及一年，而次君仲爽复以旅殡海上闻矣”，由于沈云“胤四子、冠者二辈，长君漂泊、久绝音尘，仲氏英奇、差承堂构，既糊口于四方、更负米兮百里、青袍白袷，凄惶孤露之身”，“上遗孀亲下遗弟妹、白头多病、黄口靡依……”。

从柳亚子的文字中可知三官死时尚未及冠，即不到二十岁；“胤四子”则说明有二子早夭，“胤”乃嗣续之意，未能承嗣自然已夭亡；除长子“久绝音尘外”，一家尚余五口，全仗二官在外当差维持，生活极度窘迫，柳亚子认为沈云身后如此萧条，“宁非文人之奇阨，而吾党之深哀哉”！

另据沈亦红云：其曾祖去世时柳亚子等人均来吊唁，柳亚子还书挽联一付，惜已久失。

沈云年长柳亚子23岁，他们的交往历史若自1906年柳亚子与郑佩宜结缡时起计，前后15年。由于沈云与柳亚子老泰山郑式如友善，与郑佩宜姨父张嘉荣交称莫逆，更兼又是郑咏春、桐荪昆仲儿时业师，故柳亚子对沈云以先生称，执后学之礼。沈云则因早年游庠，亲历鸦片战争以来之社会动乱、民生凋敝，目睹清庭腐败、丧权辱国之种种，忧心于国运衰微、列强环伺之危殆。得识柳亚子后，犹如一股清新之风吹入心田，使他引起强烈的共鸣。

在辛亥革命以前参加南社的人，一般均具有要求社会变革的强烈愿望和推翻满清统治的政治主张，以明末复社、几社志士自况，相信教育救国和借诗歌文辞鼓吹革命、唤醒民众。沈云作为一个前清秀才，又年逾不惑、家庭负累沉重的封建制度下产生的知识分子，却能在当时率先参加南社，成为他这一辈盛泽知识分子中参加南社的第一人，即如当时同在盛湖公学，且担任校长，还比他小3岁的洪鹗也是直到成立新南社时才加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沈云参加南社后直至1921年去世，没有参加过历年的南社雅集，这可能与他担任教员，离不开教学岗位有关，因为大多数雅集都不在寒暑假期间，但更重要的原因却由于极度贫困，沈云自称：“一椽赁伯通之庑、十年下仲舒之帷”，即他在阳春弄租住的是一处廊棚屋，四周通风，屋内也无墙壁分隔，拉一道布帷隔成内外，整整过了十年。柳亚子称其：“乐道安贫、室自忘其四壁”，比家徒四壁尤差一筹的条件。估计连每年的社金交纳都要从牙缝中挤出来，自然很难花费额外的旅费、饮食费去参加了。虽然如此，他对南社、尤其对柳亚子等南社领袖人物却十分敬重。

民国六年（1917），沈云撰写的《盛湖竹枝词》二百首和《盛湖杂录》完秩，当时正值朱玺、成舍我辈图谋分裂南社之际，沈云首先邀约了南社人物为此书题诗填词，推测应有一次小小的雅集，经济上当有郑式如、张嘉荣、洪鹗等人的支撑。由次年成书的《盛湖竹枝词》中可见，柳亚子排首位、题七绝十首，第二位陈去病、题七律一首，第三位范烟桥、题七绝四首，然后依次为陈次青（盛泽南社社员）、洪鹗、张嘉荣、简书勋、孙光文、李世由（时任吴江县知事）、徐佩青、曹詠絮等人的诗或词。时任吴江警察所警佐的李涤以书法之长，为《盛湖竹枝词》和《盛湖杂录》题写了书名。

鉴于沈云穷困，此书出版费用皆由众人捐助，其中柳亚子居首位，捐金四十，占了全部费用的三分之一，李世由、洪鹗各捐二十金，郑式如十金等，共集一百二十金。

这一次交往还成了此后不久李涤加入南社的契机和洪鹗深入了解南社、了解柳亚子，为日后加入新南社种下了姻缘。

民国八年（1919）沈云为《盛泽张氏遗稿录成四种》一书作序，次年、柳亚子亦为此书作序，二人分别为该书的首序、二序，三序为同里黄鳌所撰。

同年（1919），沈云又为张氏编撰的《慰志汇编》一书作序，还同时撰写了《仲母沈孺人传》一文，柳亚子则撰写了《郑母张节孝君家传》一文，并在1922年此书付梓前写了序，另一南社成员金祖泽为该书题跋。

《盛泽张氏遗稿录存四种》和《慰志汇编》分别于1921、1922年正式付印，成书时沈云已去世，除1925年印讫的《盛湖志》和约印刷于1937年的小册子《盛泽风灾记》，民国时期盛泽出版的五种著作，前三种均和南社人物联系在一起。此外，柳亚子于1920年还有重印《话雨楼碑帖目录》之举，虽自谦云：“仅印刷百帙、稍稍貽同好者”，实乃“保存历史文献也”。

辛亥革命以后的南社人物，自柳亚子以下，对历史文化遗存特别重视，尤其对地方乡邦文化极尽搜集、整理或撰写之能事，沈云的撰著《盛湖竹枝词》，可以说也是在这种氛围和影响下，由于“盛湖旧志刊于前清乾隆中叶，中更兵燹书已仅存，至仲氏续纂新志十六卷，藏诸其家视为枕秘”。故希望能展示数百年间桑梓事，为后人所了解。虽然在沈云去世后第五年，二十卷版本的《盛湖志》亦正式出版，但是《盛湖竹枝词》，特别是《盛湖杂录》部分，对旧志史料的审视质疑，丝绸经济情况调查、重要历史人物介绍等等方面均弥补了志书的不足。

《盛湖竹枝词》是一册以竹枝词这一诗歌形式加上简明文字注释来叙述、描绘地方历史沿革、重大事件、人物掌故、社会风貌、民俗习惯、人文景观和土特产品等等，全方位的展示。

全书共撰竹枝词二百首，分上、下二卷，上卷一百另一首专述历史内容；下卷九十九首皆为作者亲见亲历。该部分共二万余字。竹枝词后另有《盛湖杂录》，撰有以《盛泽成镇始末考》为代表的，涉及沈万三、史仲彬、卜孟硕、汤豹处、柳如是、孙金彪及历代才女名媛63人的考据、质疑、论述和介绍，估计为弥补县志和乾隆《盛湖志》的不足，而《绸业调查》、《丝业调查》、《绸类简明表》和《经成丝织厂》，虽叙述简单，却是今天唯一可依据的清末至民初的丝绸业史料。《盛湖杂录》部分亦二万余字。

沈云撰成《盛湖竹枝词》一书，前后耗费了十年心血。鉴于他上卷的一百另一首说的均是历史情事，故在每首词后除有简明解释外，最后还注明出处，笔者粗略查看，发现他查阅的参考书有：《苏州府志》、《吴江县志》、《江震续志》、《百城烟水》、《松陵文献续纂》、乾隆《盛湖志》、《觚賸》、《盛湖诗萃》、《红梨社诗抄》、《吴江续志》、《松陵续诗徵》、《舜湖纪略》、《闻川棹歌》、《匏斋遗稿》、《秋树读书楼遗集十六卷》、《檇李诗系》、《朱竹垞年谱》、《汤氏宗谱》等十八种之多，这既证明他撰写这些文字耗费心力之巨，更反映了他治学态度之严谨，所撰写的无论历史、人物、景观、事件，无一件没有出处，无一桩没有依据。

更可贵的是下卷的九十九首，沈云以他的亲身经历为我们留下了盛泽在那个时代的珍贵史料，同时也让我们触摸到了沈云的思想感情、爱憎好恶。

养蚕、纺织、销售市场、机户境遇以及相关民俗等方面竹枝词有十二首之多，沈云在这些诗中赞扬了“吴绫自古夙称良、荡北浜南最擅场，云锦翻新名目夥、梯航远输达遐方”，并注明：“凡邑中生产皆萃于盛泽，天下衣被多赖之，近且行销外洋焉。”这是盛泽丝绸直接出口的有力证据；“贫妇生涯靡有它，低头夜织不停梭，新丝价贵生绡贱、蹙损双蛾奈若何”，并注：“民国纪元五六年间、时而革命时而帝制，屡次发生战事，绸货因而停滞而机户苦矣”，对“城头变幻大王旗”以致民生凋敝进行谴责，对机户的辛劳困顿充满同情。至于“先蚕庙里剧登场、男释耕耘女罢桑，只为今朝逢小满、万人空巷斗新妆”，等反映民风民俗的诗歌，已是现在盛泽广泛传颂的内容，每年小满要在先蚕祠演剧三日的传统也早已恢复，并作为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保留。

丝绸以外，盛泽的其他土特产也成为沈云描述的内容，从金花菜、野菜、马兰头，螺蛳、蚬子、银鱼、鲈鱼、蟹、蚌，直到酱肉、生泔酒、麦芽糖、汤团、馄饨和各种茶食糕点，甚而菱芡、瓜果，都成为竹枝词的内容，算来也有十余首，其中一些土产，如麦芽糖、生泔酒、光头菱、芡食、银鱼等等，盛泽早已退出产地的历史名录。

利用竹枝词来谴责社会上迷信、赌博等不良风气的盛行也占了相当比例：“吴俗由来囿一隅、命求星算病求巫”，“女流百事与神谋、十庙烧香心愿酬”，“乞灵土木亦何因、偏有无穷求福人”、“时闻僻巷打牌声、扑克西来又盛行”等。讽刺：“菩萨也遭堕困劫，谁从苦海渡迷津。”闻川唐佩金称沈云：“为人淡于名利”，“暇日闭户耽书，好为诗歌自娱，博塞呼卢之会未尝或与”，为人正直，严于自律。此外从他所展露的“贴门神”、“元宵灯会”、“双杨会”、“网船会”等内容，又让我们了解到当年的种种民俗文化活动。

部分竹枝词还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沈云在《盛湖杂录》中记载了有清以来盛泽发生的四次损失惨重的大火，其中发生在民国四年（1915）出马灯酿成的灾难，可说是当年的唯一记述，他用二首竹枝词及文字说明记录了这场火灾的范围：从东庙桥延烧至龄家桥、“丧失货财亿万计……焚压死者约八十余人。妇稚尤居多，受伤者不可胜计，诚未有之浩劫也”，还指出“市廛湫隘火为媒”，因此灾后“为防患未然计，乃设市政公所，下岸地基悉由公所盖造……放宽街面，屋不盖楼”等一系列措施作出记载，“郑君更舍地开一新弄通敦仁里”，这就是今日新开弄的由来。

其他如“数声气笛碧波澄、估客往回兴倍增，一纸新闻争快睹、不愁隔宿易生憎”。“小汽船往返嘉兴每日二次，沪上报纸因得当日寄到”；“欧式楼台傍水滨、巍然俯视九衢尘，夕阳西下光明放、篝火休劳燃蜡头”。真切地反映了在清末民初时盛泽至嘉兴已有小火轮通航和第一家电灯公司建成的史实。

应该说《盛湖竹枝词》的内容还远不止此，上述所列种种，仅仅为了说明一位侨居盛泽的秀水籍文人不仅对盛泽的历史和现状了如指掌，而且做了当时正宗盛泽文人不能做或不想做的事情，其实他早已与盛泽融为一体并为盛泽作出了很高的历史贡献。当然，沈云的贡献也还远不止此，他在盛泽执教近二十年，“莘莘学子经其指授靡不崭然露头角”，只是限于资料匮乏，今日知之甚少，除郑氏昆仲之外，以后参加新南社的徐遽轩也是他的学生，其他如被采入《盛泽镇志》的张德谔、德源昆仲，儿时也从之学……，从他身上同样体现了南社人物的精神。柳亚子对沈云一生业绩给予了高度概括：“开河汾之讲席，桃李灿夫三春，异穷愁而著书，枌榆备于一卷。”今年适逢南社百年纪念，我想应该让他回归吴江南社社友的队伍中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