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必须以“人”为决定性因素

“一带一路”不是武力输出，更不是经济殖民，而是友好伙伴关系的整合与提升，人才、人脉与人心恰恰是这种提升所必不可少的决定性要素。要避免那种被不断提升的物质实力所激发的简单化思维。

一路一带战略的提出是中华复兴、中国崛起的标志性战略，它的不仅是商路的延伸，而且也是国家利益边疆、安全边疆的延伸。它不仅体现了当代中国经济产业升级、产业转型所带来的迫切需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是对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概括性表述。它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中国“大周边”环境的创造性思考，其实质是中华文明对近代以来西方霸权设计的政治地理的根本性重塑。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一带一路战略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仍然存在许多有待厘清的问题，而在这些问题当中，最明显的问题就是重物轻人，一谈就是资本输出、工程建设、经济援助，而忽视了“物”的输出并不一定能够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也并不一定能够促进所在国的对华友好，甚至还可能劳而无功、适得其反。中国的强大经济是一带一路战略的物质基础，但是有钱不一定能够出人才，有钱不一定能够结人脉，有钱也不一定能够收人心。如果自恃于“物”而忽视了“人”，只顾任性地撒下龙种，那么很可能就会面临收获跳蚤的风险与苦涩。

首先，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关键的是人才。一带一路上的许多国家，情况高度复杂，要想成功地开展有关工作，往往涉及到安全、市场、工程、宗教、社会等多方面的具体问题。要向在这种复杂的环境当中成功，就不仅需要专家，而且需要有全局视野的通才。通才的产生有3个最基本的条件，其一是能力的支撑，它指的是人才应该尽可能地具有较强的综合素质，尽可能地成为“当地通”。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外交、商务、安全等各部门的人员专于本行、精干内行而缺乏综合素质，这其实是官僚制理性分工下的必然结果。在坚持各部门理性分工的前提下，我们能不能根据一带一路的特点，摸索建立一套跨部门培养、跨部门流动的人才培养机制将是培养针对性通才的关键。同样值得重视的还有体制内外的人才流动问题，建立起类似于美国的旋转门。将一些在所在国经商、工作的民间人才及时吸纳进体制，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在一些特殊的国家与地区，这甚至可能是最快打开局面的方法。除此之外，在一带一路上的一些重要国家，有关部门的人员变动也值得关注，要尽可能地让有关工作人员长期地工作，甚至可以在任职年限与级别设置上予以特殊考虑，要扎扎实实地做长线工作，避免一升即走的短平快。我们在有的重要国家4年之内可以三换大使，这样的工作怎么可能有长期性，怎么能够真正地深入下去。我们要创造条件让最好的人才不必非要回北京、进中央才能解决他们的级别与待遇。

其二是信息的支撑。一带一路上的很多国家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很多的信息必须亲临现场做扎扎实实的调研才能获得，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国别研究，多把我们的研究人员送到当地去收集情况。另一方面，则应对民间走出去获得的信息予以及时地收集与整合。现在的情况是，很多在外投资、工作的民间人士带着一肚子的心得体会回来，却无人予以关注，折让大量有关于所在国的信息仅仅成为散落于个人层面上的零散知识。必须指出的是，我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在很多国家是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龙头，这已经为信息收集与整合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现在做的是更进一步，建立起个人、企业、智库以及国家有关部门之间的信息整合平台。

其三、是平台的支撑。人才发挥作用，离不开有效的平台。如何合理配置人才，是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关键。目前的这套科研体制最大的问题就是条块分割过于明显，难以形成以项目为导向的跨行业整合与跨区域整合，尤其是难以打通体制内与体制外，科研事业单位与民间智库、市场组织之间的区隔，从而很容易带来研究成果与实际需求脱节的状况。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充分外包，最大限度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这也是欧美国家通行的作法。考虑到我国目前的体制内外区隔，可以在一带一路上的一些国家进行试点，为进一步的改革积累经验。

其次，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绝不可以忽视人脉。坦率来说，一带一路上的许多国家都是“人治色彩”较重的国家，在很多时候制度没有人好使。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顺不顺，很多时候完全取决于交没交到朋友，朋友给不给力。在欧美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作中，这种广结人脉的现象其实极为常见。他们的工作不仅力度大、针对性强，而且极其全面、灵活，往往是外交、军事搭设平台，商业、文化跟进运作。比如在英国政府的对外军事培训中，往往都有大公司的插班生。相比之下，我们做的非常不到位，最主要的一个是观念问题，我们国家各方面每年涉外活动都很多，也建立了一些关系，但是这些关系都是单向的，我们应该有整合这些人脉关系的机制，我们的一些部门要有为企业搭台的主动性。

除此之外，我们的很多国有大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也往往不注重人脉的建立，老把这个当做外交部门的事情。在对外活动中心态保守，老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会自我隔离于当地社会。有外国朋友曾经问我“你们几千人的一个工地，挖上深沟、筑上高墙，还弄上电网，从来没有人外出，我们这里有那么乱吗？你们是到底是来干什么来了？”在很多时候，这样高筑墙、多积粮的做法仅适用于具有严重安全风险的地区，在大多数地区它是毫无必要的，但是我们的企业就容易一刀切，结果是辛辛苦苦干了几年，还没交上几个过硬的朋友。真正到了风险来临的时候，找谁帮忙呢？人就算撤离了，投入那么巨大的产业，留给谁托管与照看呢？开句玩笑话，我们几万人在外面，那么多条件优秀的单身小伙子、小姑娘，怎么就不能出几个酋长女婿、酋长夫人呢？

最后，一带一路战略是个长期战略，如何切实提升所在国家与地区人民对中国的好感是个长线工程。一些地方现在还是强人政治、寡头政治，我们搞好与官方的关系、精英的关系在短期内已经足够，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些国家与地方在未来政治转型的可能，民粹主义的兴起将是未来20-30年内的一个大趋势，我们必须切实避免今天的良好关系反而成为了日后的负资产。中国的影响力不能仅仅局限于所在国家的上层，还必须扎扎实实地沉下去，让社会大众感受到中国的魅力与中国的善意，而这方面的工作应该着眼于3个基本的方面。其一，重点倾斜第三世界，重点从娃娃抓起。我们的孔子学院的确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也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孔子学院的大多数课程是最初级的文化交流，它对学习者没有多大的实际用处，尤其是对于发达国家的学生，它主要提供的是一个好奇心的满足。很多时候，我们花了那么多钱，不过是对领导有了个交代，我们的工作到底取得了多少效果，真的是天知道。要想争取人，要想打动人，关键在于你提供的东西能够帮助他改变命运。在一带一路的许多穷国，办小学、办中学、办技校才是真正给当地人们大实惠的事情，比流于形式的文化交流要有用的多。我们甚至还可以更进一步，建立起国内大学与援建中学的保送机制，或者建立起海外中国企业与技校毕业生的联动机制。一方面，我们切切实实地将中国影响与这些学生和学生家庭的命运捆绑在了一起。另一方面，这些孩子更小，更容易进行正确价值观念的引导，打动他们比打动欧美大学生要容易的多。试想像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如果我们在那里办两所大学，办十所中学，每年招收他们1000人的留学生，他们怎么可能不和我们友好。其二、要依靠民间，要有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的中国商会与NGO。很多事情，官方办不合适，交给民间办刚刚好。我们国家每年的对外援助不少，但是大多以官方名义进行，这样既给了反华势力以挑拨离间的口实，也往往缺乏竞争、绩效不佳。如果培育我们自己的涉外民间团体来承包这种项目，就会解决很多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民间团体之间的竞争提高资金的使用绩效，一方面又可以更为灵活也更为有效地接触到所在国的社会大众。长期以来，我们的一些有关部门对民间团体有比较敏感的心态，但坦率而言，你如果自己有了得心应手的NGO，还会应对不了别人的NGO吗？其三，要重视利用我们的其他社会资源。近些年来，我们已经比较注意搞好与侨界和当地华人社区的关系，但是这些努力往往受限于种族、语言与文化，对于非华人族群影响力相对有限。我们应该考虑一些更普世的方法来跨越这种族群、文化的界限，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较为敏感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可以考虑佛教、爱国天主教、爱国基督教等中国化的宗教资源。中国的宗教完全可以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走出去，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贡献自己的独特力量。在这方面，西方的教会已经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我们的“一带一路”不是武力输出，更不是经济殖民，而是友好伙伴关系的整合与提升，人才、人脉与人心恰恰是这种提升所必不可少的决定性要素。有钱任性，往往招人烦，在很多时候，我们要避免那种被不断提升的物质实力所激发起来的简单化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