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陈去病：一代革命家的一代之诗

今年是南社创始人之一陈去病诞辰140周年。陈去病，原名庆林，字佩忍，号垂虹亭长，江苏吴江同里人。祖上以经营榨油业致富，因读“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毅然易名“去病”。他早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宣传革命不遗余力。作为近代诗人，其诗多抒发爱国激情 ，风格苍健悲壮。

1、一代革命家

2003年，胡耀邦同志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上讲话，提到当时“许多爱国志士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行列，进行了艰苦的卓绝的斗争”，其中有三十几位，耀邦同志称为“著名的风云人物”，陈去病赫然在列。耀邦同志说：“所有为辛亥革命建树了功绩的人们，永远受到人民的称颂，他们为革命牺牲奋斗的高尚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尊敬和学习。”

我以为，耀邦同志的意见完全正确。

辛亥革命有文武两条战线，文化战线和武化战线。

就文化战线论。陈去病先后参加编辑、出版或成为重要作者的革命刊物，有东京《江苏》杂志、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上海《复报》、《南社丛刻》等，报纸有上海《国民日日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神州日报》、《民立报》、《中国公报》、汕头《中华新报》、苏州《江苏大汉报》、杭州《平民日报》、绍兴《越铎日报》等。

当时，革命党人热衷于收集清兵入关时残酷屠戮汉人的资料，以激发人民对满洲贵族集团的愤恨。在这方面，陈去病是先行者。1903年，他辑印《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为《陆沉丛书初集》。后又编选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人的文章为《三大儒正气集》。陈去病特别注意于大力表彰明末清初的抗清英雄和人物的事迹，先后编辑《烦恼丝》、《五石脂》、《明遗民录》、《吴长兴伯遗集》、《吴赤溟先生文集》等书。他还曾为革命党人、烈士写传，如《徐锡麟传》、《鉴湖女侠秋瑾传》、《王逸、姚勇忱合传》。这些著作，都体现了一个共同特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清末，国粹主义思潮流行一时。陈去病最早与广东人邓实创办国学保存会，编辑《国粹学报》、建立藏书楼，提倡保存国学，光大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

陈去病前后组织的政治社团或文化团体有雪耻学会、中国教育会、徽州黄社、杭州秋社、上海神交社、安徽黄社、绍兴匡社、苏州南社、浙江越社等。其中南社是人员过千，广泛分布于全国19个省，253个县的超大革命文学团体，活动时间前后绵延数十年。

陈去病是清末新式教育的积极提倡者和实践者。他很早就创办东江国民学校，先后任教于上海爱国女学、镇江承志中学、徽州府中学、浙江绍兴府中学堂、杭州高等学堂、苏州高等学堂。辛亥革命前，支持友人冯沼清创办苏苏女学，提倡女子教育。辛亥革命后，为纪念秋瑾，与徐自华等在上海创办竞雄女学。

陈去病最早提倡“戏剧革命”，创办专业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提倡革命党人与戏曲艺人结合，编演宣传革命思想的新剧。在他的倡导下，不图自强、终遭瓜分的波兰衰亡史可以入戏；慈禧太后可以“满装女丑”的面目入戏。陈去病甚至亲自执笔，以刚刚发生的万福华刺王之春案写成“时事新戏”。

陈去病的诗，以旧风格写新思想、新感情，创造新意境，在事实上继承梁启超等人的“诗界革命”传统，使传统诗歌成为传播爱国思想和革命思想的利器。

陈去病从未写过小说，但浙江豪杰王金发秘密反袁因而被害，其事曲折、隐蔽。1915年9月，在王被害后仅两月，陈去病即藏身芦花荡中，写作文言小说《莽男儿》，自称：“无一字无来历”，“目之为信史，亦无不可”，“目之为革命之小史，亦可也”，从而创造了一种以小说写革命历史的文学体裁。

以上种种，使陈去病成为辛亥革命时期文化战线上的大将、主将。

以武化战线论。1903年，陈去病在日本东京参加拒俄义勇队，准备开赴东北，与沙俄侵略者血战。1904年初，曾密运军火三大船自上海至青浦，企图设立军事机关。1907年秋瑾遇难后，陈去病曾拟联络会党起事，未果。1908年11月，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陈去病曾赴香港，与云南、广东等省革命党人在中国日报社集会，讨论举事计划。1911年7月，陈去病赴南京，筹划到新军中活动。辛亥革命后，他在南京参与讨袁之役和其他反袁斗争。这一方面，陈去病的许多活动湮没不彰，还有待进一步发掘和研究。

在当时，像陈去病这样涉足文武两条战线的人物还不多，因此，陈去病堪称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代革命家。

2、三民主义者，而非“一民主义”者 

柳亚子在《我对于南社的估价》一文中说：“从前有人讲过：国民党中，某某是一民主义者，某某是二民主义者，只有孙先生才是真正的三民主义者。把南社来比喻，陈先生鼓吹民族主义是很激烈的，他对于民权，比较冷淡。他自然也反对帝制，但他只是反清反袁罢了。讲一句笑话，倘然孙先生肯做朱洪武，他是会奉命不遑的吧。高先生呢？他可说是二民主义者，因为他是学政法的，头脑比较新一些。所以我也可以讲，陈先生是代表封建制度的社会，而高先生是代表资本主义的社会的。”柳亚子和陈去病是老朋友，但是，这些话并不准确。

不错，陈去病“鼓吹民族主义是很激烈”，这表现在他对于满洲贵族批判揭露较多，对于明朝皇帝缅怀、哀悼较多，对于明末清初抗清英雄的赞美、咏叹较多，这都是事实。但是，他对于民权未尝不向往。早在1903年，他在编辑《陆沉丛书》时，就在眉批中指斥中国“数千年之专制”对于民族道德的摧残，批判“中国历代之君主无不假公以济私”，痛愤“吾汉族之民，不知合群为何物”，表现了鲜明的民主主义思想。1907年，他在《高柳两君子传》歌颂高旭、柳亚子这两位老朋友“梦想共和，求光复，固如故”，实际上表达的也是他自己的“中国梦”。更重要的是，他以实际行动参加了坚持民主、保卫共和的斗争。1913年7月，黄兴在南京任江苏讨袁军司令，陈去病出任司令部秘书长，代黄发布《布告各界文》、《布告军界文》、《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通电》。1916年，与徐自华共谋在苏州起兵，威胁南京。1917年，张勋复辟，陈去病谋划在浙江宁波举兵。1917年，孙中山为维护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临时约法》，南下广州，开展护法斗争。1918年，陈去病到广州，出任非常国会秘书长暨元帅府咨议，再任参议院秘书长。这样的人会是“一民主义” 者吗？

其实，陈去病不仅拥护孙中山提出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他还向往社会主义呢。早在1908年，陈去病就在汕头《中华新报》上发表《所谓富豪者听者，有心世道者亦听者》，该文由于不常见，全抄如下： 

社会主义磅礴郁积，行将突现于中国矣。欧美各邦之大富豪，重困于此主义。联盟罢工诸事，岁月有闻。盖视中国政府官吏之苦革命党尤甚，当为诸君耳所熟也。比月以来，中国联盟罢工之事，亦竟迭见。其在岭东一道者，有兴宁染工、歧岭挑工屡起，前报事犹未了，而江西景德镇磁工罢工者再，于今益烈，乃又出浙湖机工案。夫景德镇磁工尚属无意识之暴动，若机工则纯然以增值要求停工。虽曰彼辈蚩蚩，徒为米珠薪桂，穷极至此，无所谓主义存乎，然则，是固社会主义之发端也，亦复何用讳饰！

近顷国中言论家，或醉心平等而倡言之，或欲维持现在秩序而抑之，在诸君为利己之便，度必深恶倡之者矣。然其实，世之所以生此主义者，乃大势所趋。唯欧美汽机发明，贫富相悬日远，而此主义遂益横厉。中国近日则天灾如水、火、风、旱、虫，人事如各种抽捐，交迫而来，类皆足以直接间接而胎孕此主义者，况汽机之用亦暂兴盛。嗟乎！数年、数十年之后，虽无人倡之而此主义亦岂能不轰然爆发哉！空言抑之，庸有济哉！

官威无能压制此主义也。慈善事业无能调和此主义也。强权不除，阶级不去，共产制度不行，诸君其难一夕安枕于高楼大厦中矣。愿所谓富豪者听者。

且夫此主义之势力，固决不能仅及于富豪已也。惜今中国学者眼光如豆，只知埋头读什么法政书，妄想专心致力于国家政府之小方面，而不知研究此人群最密切关系之一大问题耳，故曰有心世道者听者。

该文看出了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原因在于近代工业发展，“贫富相悬日远”，看出了其产生乃是历史必然，“大势所趋”，看出了它无法“压制”，在数年、数十年之后必将“轰然爆发”，唯一的办法是除“强权”，去“阶级”，行“共产制度”，否则“富豪者”是无法在高楼大厦中“安枕”的。自从1903年孙中山向中国国内介绍“社会主义”之后，自从孙中山1905年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民生主义”后，中国革命党人中谈“社会主义”者日多，但是，谈出如陈去病在本文中所达到的水平者不多。

还能说陈去病是“一民主义”者么？不能。他是“三民主义”者，而“三民主义”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主义。

3、一代诗人

清人赵翼诗云：“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五百年。”李白、杜甫的诗是中国古典诗坛的双子星座，将永远在中国诗史上闪耀不灭的光芒，被千秋万代的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诵读、吟唱。但是，赵翼所称“江山代有人才出”，则是正确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人。时代变了，发展了，诗歌的内容和风格也就会变化。辛亥革命前后是中国历史发生大变革的时期，皇权专制主义的时代结束了，民主共和的新时期开始了。陈去病的诗，南社作家的诗，反映这个时代，唱出了这个时代的爱国者、革命者的情怀，反映出他们的悲哀、愤怒、追求和憧憬，因此，我觉得陈去病和南社作家是一代诗人，是反映中国历史这一伟大转折时期的诗人。

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诗歌源远流长，产生过许多伟大的或杰出的诗人和充满魅力的脍炙人口的诗篇，但是，明清以降，诗坛陈陈相因，拟古主义、形式主义严重，可以说已经到了肉腐羹酸的严重地步。戊戌维新运动前后，黄遵宪、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等倡导“诗界革命”，企图为中国诗歌的发展找寻新路。这一“革命”初期，有过“挦扯新名词”的幼稚阶段。戊戌维新后，梁启超推尊黄遵宪，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或“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这就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子。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等南社作家登上文坛后，由于和维护清王朝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政治上对立，曾经斥责他们所提出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为“亡国之妖孽”，但是，南社诗人实际上走的正是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所提倡的“诗界革命”道路。高旭在《南社丛刻》第一集上发表《愿无尽庐诗话》，认为作诗应“鼓吹人权，排斥专制，唤起人民独立思想”，他说：“世界日新，文界、诗界当造出一新天地，此一定公例，黄公度诗独辟异境，不愧中国诗界之哥伦布，近世洵无第二人。然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的诗词，终不若首国粹的用陈旧语句为愈有味也。”高旭的这段话，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表现了他的诗歌美学追求，这就是，诗歌要表现“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但形式上则应“守国粹”，保留中国传统诗词的格律、形式和语言风格，这正是“诗界革命”的路子。当然，他所说“用陈旧语言为愈有味”则是错误的，写反映新时期的诗，自然应该有，也允许有“新语言”。一味用“陈旧语句”，就是一种“骸骨的迷恋”了。这两年，有些提倡写旧体诗的人主张用宋元时期的“平水韵”，就更是在提倡制造“假古董”了。

陈去病的诗，我觉得在事实上走的也还是“诗界革命”的路子。他早期也写过突破旧格律的“新派诗”，如“奋奋奋，伟大国民莫长病。兴兴兴，舍身救国为牺牲”等，也曾经写过《吴三桂借清兵歌》一类的民间俗曲，但大部分作品还是虽写新思想、新感情，却仍然严守旧格律。以口语写白话诗、自由诗，这是“五四”时期才出现的，而且至今似乎不能说取得成功，1958年3月23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曾经说过：“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大洋。”虽是幽默语，却值得思考。

1965年夏天，毛泽东在武昌与人谈诗时又说过：“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们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造，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在辛亥革命时期，就要求陈去病等南社诗人写新诗，提倡新诗是不现实的，超越实际的。

1909年，南社在虎丘开成立会，陈去病和柳亚子相约“尊唐”，提倡“唐风”。1917年，南社内部发生唐、宋诗之争，柳亚子受到社中尊宋派的批评，陈去病曾寄诗支持，表示“不懈其初衷”。序言中，陈去病严厉批评的“闽士”就是当时被奉为诗坛泰斗，支持张勋复辟的郑孝胥。有关资料，我早有辑录，蒙亡友朱维铮教授收入其实际主编的《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一、第二辑，后来又收入拙著《南社史长编》中，这里不再多说。这两天，读陈去病1927年编著的《诗学纲要》，该书于唐诗，称赞其“盛矣极矣，蔑以加矣”，“如日方中，光华焕发，令人不可逼视”，于郑孝胥等，则斥之为“小生贱儒，罔知别择，委琐龊龌，犹觳然低唱其亡国之音”。这些论述，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年南社唐、宋诗之争的实质。

我在《陈去病全集》序中曾经提出，尽管陈去病“尊唐”，但是，由于时代因素，他实际尊崇的是明末的陈子龙、夏允彝、夏完淳、张煌言等人。他的诗，慷慨苍凉，多写“哭”，多写“泪”，但是，这是为民族、为国家的大悲、大哀。陈去病将他的住宅厅堂定名为“浩歌堂”，其诗集定名为《浩歌堂诗抄》。这个“浩”字，确实准确地传达出陈去病其人特别是其诗的特点。人们评唐诗，有“唐人气象”之说，读陈去病和南社主要作家的诗，是不是也感到有一种处于艰难竭蹶之中而奋斗不止的革命党人的“浩然”气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