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的名号

柳亚子

我的谱名叫“慰高”，是我曾祖莳庵府君替我取的。我的老家原籍浙江慈溪，明末搬来江苏吴江，世以务农为业。到我的高祖古楂府君，始精研文学，有诗文集行世。莳庵府君为了纪念他的先人而同时又勉励他的后辈起见，所以我父亲纯斋府君的名讳是“念曾”，而叔父无涯府君的名讳是“慕曾”。等到我呱呱下地，他老人家以69岁的高龄，巍然健在（我的祖父笠云府君是早年去世的），所属望于我者颇厚，所以替我题了这“慰高”的谱名。

我的号叫“安如”，是父亲替我取的。好象是五六岁时才取定，这时候我的曾祖已去世了。安如的取义，大概是高而能安的意思吧。

到了我16岁那一年，已是《新民丛报》风行一世的时代了。从它那儿。看到了法国大文豪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否认君主专制，我甚为高兴。这是我服膺于政治革命的起源。我以亚洲的卢梭自命，提倡天赋人权，反对君主，便自己改名“人权”，号为“亚卢”。卢梭也有译作“庐梭”的，所我的亚卢，也有人写作“亚庐”。

20岁那年，我在上海健行公学教书，和亡友高天梅同主《复报》笔政。天梅嫌我亚卢的“卢”字笔画太多，常常于赠答诗笺上面写作“亚子”。他说：“子者，男子之美称也”。天梅别号纯剑，又称剑公．当时高柳齐名，便以柳亚子与高剑公作为对称的名词。我也不自觉地渐渐自己应用起来。于是柳亚子颇为一般人所知道了。有人疑心我抄袭李亚子的名字，我也颇有雄心，可惜是毫无实力呢。

同时，亡友陈巢南先生也和我往还颇密。他名去病，是要学汉朝骠骑将军霍去病的意思。我看他的样，崇拜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便又改名“弃疾”了。陈去病和柳弃疾，当时也是文坛上“一对搭拉苏”的怪物。辛弃疾字幼安，所以我的“安如”在这个时候，也还通用，而且倒是比较颇有意义的。辛氏又号稼轩，我在民报上发表《桑海遗征》和《明清战谭》时，也曾抄袭地署名“稼轩”过。自然，一方面又在影射着明束殉国忠臣临桂伯瞿式耜的别号了。司马长卿羡慕蔺相如，就自名为相如，在古人也是常有的事情呢。

辛亥革命起来，我25岁了，在上海《天铎报》做文章，笔名“青兕”。青兕者，是用辛稼轩“前身青兕”的古典，算是和弃疾有联带关系吧。亡友傅纯安送给我的对联道：“青兕前身辛弃疾，红牙再世柳屯田”，把柳弃疾三字完全嵌进去了。不过，青兕是笔名罢了，我从来没有加上柳字，作为自己真姓名用的。

在南社时代的14年中间，也就是我从23岁到36岁的时候，我是名弃疾，字安如，别号亚子的。“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崛起，提倡名号统一，我极为赞成。所以我在37岁那年创办新南社，就把弃疾和安如一概取消，只用柳亚子三字一直到53岁的现在。

可是在这时期中间，还有波折呢。活过了40岁，便是清党时代了。在41岁那一年，我亡命而走嵎夷。当时，挈妇将雏而外，和我们同伴去的，还有同乡女画家唐蕴玉女士。我因为方便起见，和唐女士以兄妹相称，便冒了她的姓氏，自称“唐隐芝”。在西京和画家桥本关雪等，颇有往还。因为唐女士有个哥哥叫唐济之，弟弟叫唐瑞之，所以我原来的假姓名是唐引之。后来要雅致一些，便又改作隐芝了。这样，柳亚子称唐隐芝，正和历史上范雎称张禄一例，不过亡命时代的一个记号，一种纪念罢了。

追溯到民国元年，我26岁那一年，看亡友陆子美演新剧常常写剧评，笔名是“春蚕”两字。李义山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只是自命多情罢了。这笔名后来便放弃不用，已将近30年。最后为了住在上海发表文字用真姓名不方便，就随意的胡乱引用。这和鲁迅先生的自署“隋洛文”一样，与名号统一并无冲突之处，却也别无深意。不料“吾家非杞”（按：柳非杞，江苏无锡人）从四川江安远道来来书，说他读到陆放翁的诗句：“诗酒清狂廿年，又摩病眼看西川。心如老骥常千里，身似春蚕已再眠。”问我是否用放翁的诗意？好！那倒巧得很！比李义山的诗句，要贴切得多了。我虽不能人蜀，但摩病眼而遥望行都，不也包含着“看西川”的意义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壮士暮年，壮心未已”，能不叫人唾壶击缺呢？我曾经偷窃辛稼轩的故事而笔名青兕，又何妨摹拟陆放翁的心情而别署春蚕？不过，这是笔名，我不许人家在上面加上一个柳字的。不然，柳春蚕三字就太软弱了。还有，用春蚕做笔名的，很多很多，并不是我个人特制的商标。苏曼殊在写给费公直的立轴上，就自署春蚕。而友人陈仲先告诉我，在民国元年10月21日上海《民立报》有署名春蚕的一阕《生查子》词；但据叶楚伧讲又说并非曼殊手笔。这样，在那时候已有三个春蚕了。以后，刊物上倘有发现春蚕作品，究竟是否我的东西，还须阅者细加辨认。因为也象王麻子与张小泉一样，不是“只此一家，并无分出”也。

1939年11月于上海

（原载《柳亚子诗选》198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