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致反对分裂南社

 1917年，吴江南社社员坚决投入反对分裂南社的斗争。分裂南社是由诗歌宗唐学宋的论争所引起。在此，必须涉及到同光体及柳亚子反对同光体的斗争。

从晚清到民国的诗坛，为保守的同光体所笼罩。同光体，清末封建文人中盛行的一个仿宋诗派，摹仿的对象是北宋江西派诗人的创作理论和方法。宗旨是欣赏良辰美景，品茶饮酒，寻欢作乐，脱离现实。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他们饮酒作乐，歌山颂水，甚至不惜出卖人格，效忠满清王朝，沦为封建统治者的帮凶。

南社成立之后，柳亚子诗歌倡导学习噌宏镗达的唐音，坚决反对同光体，试图开创一代诗风。可是那个时候，同光体统治着整个诗坛，清朝遗老陈三立、郑孝胥、沈曾植、梁鼎芬等人的作品，充满对被推翻的清王朝的怀念。沈曾植、陈三立充当了上海孔教会头目，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大造舆论。这些封建遗老的诗文书信简札，依然使用宣统年号，常常在诗中倾吐所谓亡国的悲哀。1917年7月1日，张勋进入北京，拥溥仪复辟，溥仪立即颁发伪诏，宣郑孝胥等人入京。闻听张勋复辟，遗老们欣喜若狂，陈宝琛以帝师的身份参加“御前会议”，梁鼎芬代表清室去逼迫黎元洪退位，沈曾植出任学部大臣。抱着如此政治态度的一拨人，理所当然要受到南社中有见地者的批判。“嚣嚣然祖后山而祢山谷，枯瘠其语，蹇涩其音……亡国之妖孽耳！”（柳亚子《紫云楼诗序》）　“闽士晚出，其声益噍杀而厉，至于今，蜩螗沸羹，莫可救止，而国且不国矣。”（陈去病《寄安如诗序》）

然而，南社内部却存在着一批同光体拥护者。1917年6月9日和24日，闻宥在《民国日报》发表《怬簃诗话》，引录郑孝胥未刊诗6首，赞誉为“清神独往，一扫凡秽，零金片玉，诚可珍矣”，嘲笑批评江西诗派的人是“执蝘蜓以嘲龟龙”。柳亚子读了大动肝火，在6月28至29两日的《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对闻宥提出质问，认为民国肇兴，应该创作“朗然有开国之气象的诗篇，”“政治坏于北洋派，诗学坏于西江派。欲中华民国有价值，非扫尽北洋派不可；欲中华民国之诗学有价值，非扫尽西江派不可。”闻宥于6月30日至7月3日的《民国日报》上发表了《答柳亚子》，称誉郑孝胥、陈三立、陈衍为“近日诗界之巨子”，表示“誓为西江派及郑、陈张目”，即使“刃临吾颈，吾亦惟有如是而已”。柳亚子自7月6日至8日，17日至21日，撰写长文《再质野鹤》，全面反驳闻宥的观点，劝他不要作郑孝胥、陈三立的“驯奴”。闻氏看过后，偃旗息鼓退出了争论。但是，朱玺站了出来，他在《民国日报》7月9日发表《平诗》一文，为陈衍、郑孝胥、陈三立辩护，认为他们对于清廷“未尝迎合干进”，诗作“忧国如焚，警惕一切”。论战到后来，年少而又莽撞的朱玺在诗中不仅吹捧西江派，而且对柳亚子进行了人身攻击。

柳亚子大怒，以“南社主任柳弃疾”的名义，于《民国日报》刊登紧急布告，宣布将朱玺驱逐出社。

成舍我表示不服，他认为南社社章之中，没有开除南社成员的明文规定，更没有什么南社主任有权驱逐南社社员出社的资格规定，“似此专横恣肆之主任，自应急谋抵制。”（《南社社员公鉴》，《中华新报》1917年8月8日）　8月9日，成舍我在《中华新报》登载启事，指责柳亚子“霸占南社，违背社章”，宣布自己与南社断绝关系。

8月11日，柳亚子发布《南社第二次紧急布告》，宣布驱逐成舍我出社。

广东分社的负责人蔡守，也是同光体的崇拜者。柳亚子宣布驱逐朱、成二人出社事件发生，蔡守认为这是谋求南社领导权的极好时机。8月25日，蔡以“南社广东分社同人”的名义，发表启事，指责柳亚子驱逐朱、成出社属于“狂妄已极”，鼓动社员在秋季选举中另选他人，他推举国学商兑会的高燮作为南社主任候选人，又与成舍我等人在上海成立“南社临时通讯处”，发表紧急通告，声称“鉴于柳弃疾专横狂妄之覆辙”，提议恢复旧章，分别选举文选、诗选、词选三主任，推荐高燮为文选主任，邓尔雅为诗选主任，傅尃为词选主任。9月27日，蔡守发出选票，要求各地南社社员于10月10之前寄回上海“南社临时通讯处”。蔡守甚至还与成舍我等人联络一气，四处搜集材料，准备出版一本《柳氏叛社记》，以彻底扳倒柳亚子。（王学庄　杨天石《南社丛书·南社史长编》527页）

柳亚子对同光体的批判，得到绝大多数南社社员的支持，尤其是吴江南社社员的支持。1917年8月17日，吴江的黄复、顾无咎、朱剑芒、周云、沈剑霜、凌莘子、朱剑锋、蒯一斐、王达庵、王咏青、吴介安、陈洪涛、黄稚鹤与青浦万继常等14人，在《民国日报》发表《南社全体社友公鉴》，指斥成舍我谬登启事，淆惑视听，表示“誓不与此獠并立”。陈去病指斥郑孝胥为代表的闽派，鼓励柳亚子“挥斥异己，挽狂澜于既倒”，“豺狼当大道，狐鼠任横飞。……骚坛旗鼓在，高唱莫嫌迟。”(陈去病《论诗三章寄安如》，1917年7月19日《民国日报》) 王德钟发表文章分析唐宋诗在艺术上的异同，批评宋诗和清人学宋的弊病，认为陈三立完全不能与龚自珍相提并论。（王大觉《莲禅室余墨》，《民国日报》1917年8月24日）凌景坚在他的《近代闺秀诗话序》更是明确指出：“今日之号称诗人者，大都出处不臧，靦颜虏廷，及夫沧桑更迭，失所凭依，往往赞颂旃裘，诋諆民国，实华夏之罪人，亦炎黄之逆子。其尤无耻者，谄媚当途，揄扬权要，视共和之公仆，如专制之帝皇。大义不明，根本先拔，何况风骨猥鄙吐属淫哇，虽有文采，宁堪称述耶？”（见《南社》二十集）

8月25日，嘉善南社社员余十眉发起联名公启，声称：“驱逐败类，所以维持风骚；抑制亚子，实为摧毁南社。”（《南社社友公鉴》《民国日报》1917年8月25日）吴江南社同仁沈眉若、沈颖若、董蓉申、夏应祥、沈龙圣、沈咏霓、沈咏裳、费织云、袁镜涵、袁铁铮、唐九如、许观、蔡冶民、黄复、朱剑芒、朱剑锋、周云、顾悼秋、王达庵、蒯一斐、吴介安、黄稚鹤、陈洪涛、王咏青、凌莘子等30人积极签名响应。

8月29日的《民国日报》，凌景坚发表《与柳亚子书》批判同光体，指责朱玺、成舍我、王无为，怀疑他们受“当道者”主使，“为独夫民贼拔下眼中钉”。（转引自《南社史长编》501页）

9月26日的《民国日报》上，陈去病等204人联名发表《南社全体社友公鉴》，指责“南社临时通讯处”冒名造谣，提请社员认明选票，并建议仍选柳亚子连任。吴江南社同仁签名支持者有陈去病、沈昌眉等60人。同年10月17日，《南社书记部通告》收到选票377张，柳亚子仍以362票当选南社主任。吴江南社社员投票者有：顾悼秋、朱剑锋、董容申、黄病蝶、郑咏春、凌结绿、孙今身、徐剑珠、袁镜波、沈龙圣、沈志儒、曹应仲、丁堃生、吴介庵、黄稚鹤、蒯一斐、陈厔厂、金剑平、庞琢生、钱叔度、徐泉声、张都金、唐九如、沈眉若、沈颖若、张圣瑜、袁铁铮、费织云、凌莘子、范茂芝、许观孚、周嘉林、沈积孙、顾依仁、朱剑芒、周酒痴、沈剑霜、郑桐荪、费公直、周良翰、陈巢南、费公威、沈咏霓、丘纠生、吴茗余、朱璧人、李康佛、叶楚伧、周湘兰、唐耕余、王达庵、叶仲生、沈咏裳、夏应祥、陈安澜、袁镜涵、平剑南、蔡冶民、彭久岳、陈次青、吴豹军、金梦良、陶亦园、陶神州、吴鸣冈、叶巢阁、凌纫芳、王二痴、王大觉，总共69人。

以上是以选票到达顺序所排列的名单，这69人中平剑南是最后一位加入南社的，入社号为991。晚于991号入社者还有陈绵祥、陆明桓、王祖壎、赵君达、凌圻、费德、李涤和许康侯8人，他们不可能参加投票选举，还有蒯贞幹，1917年秋已经去世，因此能够参加投票选举者不是93名而是84名，吴江南社社友投票选举柳亚子为南社主任者达82.1%。此外，芦墟吴抗云等人选票寄达的时间晚于10月10日，南社书记部宣布双十节后抵达的50张选票无效。再说，柳亚子夫妇及儿子柳无忌没有投票，至少没有自投选票。还有11人，有的身居一隅，有的天马行空，有的杂事繁忙，不是信息欠灵，就是无暇顾及，因而没能参加投票。

这场唐宋诗的论争，最终以蔡守、朱玺和成舍我等人的失败而告终。尽管如此，柳亚子处事简单化，由个人决断，也尝到了苦果。有些南社社员，不赞成江西诗派，不过对柳亚子的作法有所看法。《中华新报》就发表过南社女社员丁湘田的《来函》，函中自称反对江西派，但是认为“思想自由，人所同具”，她认为柳亚子驱逐朱玺的布告“酷似袁皇帝之命令。”（《中华新报》1917年8月16日）

对于南社内部唐宋诗之争，以往的论述很多。有人提出，柳亚子以宗唐宗宋划分进步与落后不科学。的确，如果就学术，就文学艺术而言，宗唐与宗宋不能说有什么绝对的优劣高下。但是，当时宗宋诗的人，特别是浮在上面的几个所谓头头，确实都是封建遗老。一个时代的文学，一种文学风格的建立，是在扬弃前代文学的基础上而确立的，这里扬什么，弃什么，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什么，是进步的还是倒退的，是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从这一前提出发来评判同光体诗风之争，显然柳亚子等人是进步的，死抱同光体不放的南社成员是落后的反动的。所以南社内部宗唐学宋之争，一般认为是新旧文化的较量，是前进与倒退的政治斗争。

吴江南社社员批判同光体，坚决站在柳亚子一边，反对分裂南社，决不是门户之见，也不是什么家乡观念。这，陈去病、王大觉、凌景坚等人发表的文章中可以见证。在别有用心者企图扳倒柳亚子，抢班夺权的时候，吴江那些素来默默的南社社员也都旗帜鲜明地亮出观点，联名发表公启，支持柳亚子继续当选南社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