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同仇敌忾反复辟

 南社成立的宗旨就是推翻满清王朝，全体南社社员同仇敌忾，目标一一致。吴江的南社社员无一例外地为结束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而努力。当满清王朝业已成为历史，袁世凯需要南北议和然后出来当道之时，吴江南社社员的认识开始有所分歧。多数人的头脑里，反清与排满绞织在一起，他们迫切希望的就是推翻满清王朝，恢复汉人政权。只要代表北方势力的袁世凯能够赞成共和，那么就是汉人执掌政权，革命也就成功了，于是不少人赞成南北议和。当时，只有陈去病和柳亚子等少数清醒者，坚持革命立场，反对妥协投降，反对袁世凯。

1911年12月，陈去病在苏州《大汉报》上发表议论，反对议和，主张除恶务尽，“万不可苟焉而止。”（陈去病《对于嫌疑者之感言》，1911年12月15日《大汉报》）“二次革命”爆发，陈去病毅然投入讨袁革命，他奔赴南京，出任讨袁军总司令黄兴的秘书，讨袁文告多半出自陈氏之手。1915年，发表传记小说《莽男儿》，歌颂革命勇士王金发，揭露袁世凯的阴谋和险恶。

柳亚子反对议和的态度异常鲜明。1912年元月，柳亚子应邀到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担任骈文秘书，他对那里弥漫的主和气氛非常反感，仅仅三天时间，就托病辞职不干了，临行写了一首《感事》诗：“龙虎风云大地秋，酸儒自判此生休。功名自昔羞屠狗，人物于今笑沐猴。痛哭贾生愁赋鵩，飘零王粲漫依刘。不如归去分湖好，烟水能容一钓舟。”（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143页）这首七律写尽了柳亚子的失望和愤慨，不过他没有回到分湖垂钓，而来到了上海，进入《天铎报》出任主笔，用笔名“青兕”发表文章，指责主和派，痛骂袁世凯。从1912年1月19日至21日，连写了《论虏酋》、《袁世凯休矣！》和《论袁世凯》三篇文章，历数袁氏罪状，一针见血地指出，“至袁氏为人，专制锢毒，根于天性，与共和政体无相容之理。昔法之拿皇，咸以总统而登皇帝之位，袁氏野心，取则不远。”接着又写了《北伐》、《时哉不可失》和《黄花岗雄鬼其瞑目乎》等20多篇文章，力主北伐，与主和派展开激烈的论战。1912年2月9日，南京政府代表伍廷芳拿出了清帝退位8项优待条件，规定“清帝退位后，仍称皇帝”等等。柳亚子等人立即组织了“和议纠正会”，推派代表向伍廷芳提出诘问。2月11日，柳亚子发表《取消临时政府问题》一文，声称不承认议和辱国的南京政府，坚决推翻优待条件，主张北伐直捣幽燕。1912年2月15日，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柳亚子立即发表宣言，认为袁世凯“他日易总统而皇帝，倒共和而复专制，一反手间耳”，（《天铎报》1912年2月17日）号召进行“第二次革命”。柳亚子如此强硬的态度，引来了不少赞成议和的说客。南社社员、《大共和报》主笔汪东致书柳亚子，劝他不要反对和议。接着，《大共和报》另一主笔、柳亚子少年时代的老师也派人游说，劝他不要反对优待清室等等，临了还说，否则将以《大共和报》之众与他“开战”。柳亚子发表了《答某君书》一篇长文，声称：“和议，某始终不赞成，至优待虏酋条件，尤为绝对的反对。”再次指出袁世凯其人“断断不能适宜于共和之世界。”（《天铎报》1912年2月13日）

袁世凯登台后，特别是和议以后袁氏的种种倒行逆施，使得南社中人迅速觉醒。民国元年，宣布山阳县光复的南社社员周实丹、阮梦桃被清县令姚荣泽杀害，黎里南社社员蔡寅通过种种努力，终于运用司法途径将姚荣泽捉拿归案，可是到头来还是被袁世凯一纸赦令而逍遥法外。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收买宋教仁不成，派人将宋刺杀于上海车站，全国舆论大哗，群情激愤。南社社员大多觉醒，吴江南社社员也都看清了袁世凯的嘴脸。1915年8月24日，在袁世凯的授意之下，各省纷纷出现了所谓的请愿团，要求变更国体。当时全国南社社员约800来人，其中20人参加了请愿团，助纣为虐。这时，吴江全体南社社员没有一个赞成请愿，一致反对复辟。

吴江南社社员有真刀真枪参加战斗的，有通过政治斗争与司法程序同袁世凯斗争的，也有通过其他种种途径进行战斗的。比如同里镇的立碑誓词，1915年5月9日，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出卖主权的《二十一条》，消息传来，同里镇的丽则女学，百余名师生召开声讨大会，写血书，呼口号，镌刻了一块“五九国耻纪念之碑”，丽则女学的首任校长南社社员沈祥之，以及同里的其他南社社员一起参加了立碑仪式。

更多的成员则是运用手中的笔杆参加反袁。

青年南社成员王大觉在江苏的公众集会上，慷慨淋漓地宣读了自己的著名讨袁檄文，他指出：“前清政府所不敢者，而袁贼悍然优为之!……罪恶滔天，抉擢发难数，……洵所谓复载不容，神人共愤者矣!……地不分九域，人不分五族，共和与俱存，帝制不两立。……袁贼之诛，恕无可恕，而吾民讨伐之责，亦万万不可缓者矣！”(王德钟《讨袁贼檄》，《南社》第20集》）

“血溅武昌他日事，鬼雄呵护复仇来。”(柳亚子《闻宁太一恶耗痛极有作》1913年)　每有革命党人遇害，南社都有人写作诗文，哀悼，抗议，为殉难者复仇。南社每有一个烈士牺牲，社刊就尽量收集、发表烈士的遗作、遗像、传记以及收集烈士的诗文和书信。宁调元牺牲后，由柳亚子主编的社刊先后发表社友们沉痛悼念的诗歌有一百几十首。柳亚子冒着生命危险写作了许多悲愤满腔、血泪交迸的哀悼烈士、声讨民贼的诗文和传记。同时，柳联络南社成员，先后编辑、出版在反清、反袁斗争中牺牲的烈士，诸如周实、阮式、宁调元、陈子范、周仲穆等人的遗集。

南社出现了20名参与请愿的败类，吴江青年南社社员凌景坚义愤填膺，指责败类“谄媚当途，揄扬权要，视共和之公仆，如专制之帝皇。”(凌景坚《近代闺秀诗话序》1912年《南社丛选》卷二)

袁世凯倒行逆施，筹安会这个怪物问世，吴江南社社员气愤之极，黎里的社员结销寒社、销夏社，后来由柳亚子牵头成立酒社。南社这些支社的成员，长歌当哭，以诗词为武器，吟诗填词属文，留下了《销寒社录》、《销夏录》和酒社的《闹红集》等诗词集。综观这些作品，有消极颓丧的，有歌哭无端满腹愤懑的，也有激烈抗争愤慨谴责的，几个集子真实记录了吴江南社社员在袁世凯当政期间的思想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