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4/29 3: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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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远流长的丝绸发展史,为盛泽积淀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众多与丝绸息息相关的历史遗存和人文精神,延续着绸乡悠远的文脉。其中最令盛泽人津津乐道的,则无疑是先蚕祠与小满戏。
先蚕祠
刘恕《通鉴外纪》
蚕神嫘祖
织丝茧以供衣服,后世视为先蚕。
在五龙路的南口,有一座先蚕祠,镇民们都叫它蚕花殿,因为这里供奉的是蚕花娘娘。蚕花娘娘名嫘祖,刘恕在《通鉴外纪》中说,嫘祖是人文始祖黄帝轩辕氏的元妃,“织丝茧以供衣服,后世视为先蚕。”先蚕,指最先教民养蚕织丝之神,即蚕神。
先蚕祠建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已经有167年历史了。这是由盛泽镇上的丝业界同仁出资公建的蚕神庙兼丝业公所。先蚕祠是一座典型的庙堂式建筑,“规模之宏敞,建筑之精美居江南之首”。它的门楼十分壮观,斗拱飞檐,气势不凡。大殿里供着三座神像,分别是黄帝轩辕氏、炎帝神农氏和蚕神嫘祖。这位被民间尊为“蚕花娘娘”的蚕神手捧雪白的蚕茧,为前来祭祀的蚕农和丝绸商人祝福。
小满戏
沈秋凡《盛湖竹枝词》
先蚕庙里剧登场,男释耕耘女罢桑。只为今朝逢小满,万人空巷斗新妆。
门楼与大殿的中间,有一座十分精致的古戏台和一片用条石铺就的广场。这是每年小满时演酬神戏的地方。传说小满日是蚕神的诞辰,届时由丝业公所出资聘请戏班在此演戏三天以慰劳蚕神,预祝丰收。开戏之日,远近的镇民、蚕农蜂拥而至,如潮似涌,蔚为大观。
清代末年,沈秋凡在他写的《盛湖竹枝词》里这样描述:“先蚕庙里剧登场,男释耕耘女罢桑。只为今朝逢小满,万人空巷斗新妆。”
小满戏是先蚕祠的一项传统的活动,远近闻名。1936年由茅盾先生主编的《中国的一日》中记录了小满戏的盛况,杭州的中国丝绸博物馆内,也以盛泽小满戏为题材制作了大型壁画。
先蚕祠作为中国丝绸文化发展史的重要例证,已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盛泽镇政府筹资五百余万元修复了先蚕祠,恢复了一年一度的“小满戏”,2006年,又利用先蚕祠内丝业公所的房厅,建成了展示吴江丝绸历史文化的丝绸陈列馆。先蚕祠已成为镇民们接受丝绸文化教育的重要场所。
此外,盛泽还有两座桥与丝绸有着不解之缘,这就是泰安桥和白龙桥。
泰安桥
清道光《黄溪志》
入国朝,机户益多。殷实之家雇人织挽,为人佣织立长春、泰安二桥,待人雇织,名曰‘走桥’,又曰‘找做’。
泰安桥位于黄家溪村。
据清道光《黄溪志》记载:“入国朝,机户益多。殷实之家雇人织挽,为人佣织立长春、泰安二桥,待人雇织,名曰‘走桥’,又曰‘找做’。
从文中可见,黄家溪在明末清初已经出现给人织绸的雇佣工人,他们每天站立在长春桥和泰安桥的桥头,等待作坊主来雇佣。这些人是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而泰安桥则是最早出现的劳动力市场。当地人十分形象地将此叫作“走桥”或“找做”。于是,泰安桥成了中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物证。
白龙桥
风送万机声,莫道众擎犹易举;
晴翻千尺浪,好从饮水更思源。
白龙桥在镇西龙桥村。白龙桥始建于清乾隆九年,现存之桥由盛泽绸商于宣统元年捐资重建。它在盛泽的古桥家族中虽然只能算是个小弟弟,却受到镇民们特殊的器重,原因就出在它的桥联上。在白龙桥东侧,有一副广为传颂的著名桥联:“风送万机声,莫道众擎犹易举;晴翻千尺浪,好从饮水更思源。”此联仅用了短短的二十四个字,就把绸都的盛况准确地勾勒了出来。“晴翻千尺浪,风送万机声。”可以说是对盛泽这个水乡和绸乡的最形象的描述了。
当然,与丝绸有关的历史遗存还有很多,如庄面、济东会馆、培元公所纪念井等,有的已在前几讲中提到过。
盛泽悠久的丝绸历史,还造就了许许多多的丝绸世家,他们世世代代以丝绸为业,或生产丝绸,或买卖丝绸,为绸都的繁荣添砖加瓦。近代的汪永亨绸行汪氏,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家。
丝绸世家
汪永亨绸行
汪氏祖籍安徽,清嘉庆时以“负贩丝绸”为生,往来于王江泾与盛泽之间,后来在王江泾创设绸行。咸丰十年(1860年)王江泾毁于战火,汪氏将绸行迁至盛泽,改名汪永亨绸行。
汪鞠如,生于同治十年(1871年),他接管汪永亨绸行后,提倡革除陋习,改进工艺,提升丝绸质量;又悉心筹划,开拓国外市场,努力打造盛泽丝绸在海内外的知名度。1910年,汪永亨的丝绸在意大利的都灵博览会上获得最优等奖,1915年又在美国旧金山的巴拿马赛会上获奖。汪永亨绸行是盛泽参赛最早、最多,也是获奖最多、奖项档次最高的一家。可以说,汪永亨绸行是盛泽绸商中的杰出代表,为盛泽丝绸走向世界作出重要贡献。
盛泽人大多有丝绸的情结,有人曾调侃说:盛泽人的体内天生充满着丝绸的基因。的确,丝绸文化曾熏陶出无数的丝绸精英人物,其中的佼佼者就是著名蚕桑教育家、我国现代蚕业奠基人之一的郑辟疆先生。
蚕桑教育家
郑辟疆,清光绪六年(1880年)生于盛泽。家乡浓郁的丝绸文化以及母亲在油灯下熬夜织绸的情景,培育了他对蚕桑丝绸的深厚感情。1898年,他以第一名考入我国近代第一所培养蚕丝业科技人才的学校——杭州西湖蚕学馆。毕业后赴日本留学,钻研育桑育蚕。回国后,他编写出我国第一部蚕丝教科书,为我国蚕丝教育奠定了基础。1918年他应黄炎培、史量才之邀,到苏州出任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校长,直至1969年九十高龄时逝世,前后长达51年,为我国教育史上所罕见。建国后,他兼任苏州蚕桑专科学校和苏州丝绸工学院两校的校长,还是中国蚕桑学会第一届名誉理事长。
郑先生毕生从事蚕丝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蚕丝技术人才,为促进中国蚕业生产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他主张理论与生产实践结合,并带领师生走向社会,推广科学养蚕,被誉为“土蚕革命”和“土丝改良运动”。
数十年来,郑先生以事业为重,未顾及个人婚姻,直到1950年才与追随他二十余年的学生和助手费达生喜结良侣。此时郑先生已七十岁,费达生也已四十七岁,一时传为佳话。郑先生的一生就像一条春蚕,为人民吐尽了丝,结成了茧,然后悄悄地离开人世。他是盛泽的骄傲。
盛泽丝绸业的代代相传,更不能忘记那些日夜辛劳的丝绸工人,是他们造就了盛泽丝绸业的辉煌。但是,由于历史的偏见,一线的工人在过去的文字记载中往往被遗忘。
解放后,盛泽曾先后涌现了许多来自丝绸纺织业一线岗位的劳动模范和操作能手,如洪金凤、钱福珠、鲁桦、金顺珠、周美凤等,名字可以列出一长串。他们是丝绸工人的杰出代表,是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成绩的人,值得我们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