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都蚕桑

七都地区栽桑养蚕历史悠久，早在唐、宋时期沿太湖村落家家栽桑，户户养蚕。据清代乾隆《震泽县志》及《儒林六都志》载：“栽桑育蚕，湖郡最盛。里与之邻，故蚕桑独重。”蚕桑生产历来是七都农民的一项主要副业，农民一年日常开支皆赖于茧丝收入。历史上，七都地区较其它乡村相对富裕，从事蚕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自日军入侵至解放初期，由于受战争和国际生丝市场的影响，蚕农经济利益受损很大，致使蚕桑生产停滞不前。

解放后，人民政府贯彻“积极恢复，大力发展”的方针，动员农民恢复和发展蚕桑事业。同时，不断推广栽桑、育蚕和防治病虫害等一系列先进技术。1978年起，桑地管理及养蚕实行定工、定本、定产、定销和超产奖励等四定一奖责任制，使桑叶、蚕茧的产量大大提高。1983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极大地调动了蚕农的生产积极性，蚕茧产量迅速上升。1984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田改桑。1985年，七都成为吴江县第一个“产茧万担乡”。至1989年，桑地总面积达到9035亩，鲜茧年总产达1076.84吨，蚕桑生产开始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第一节  栽  桑

一、苗木品种

解放前与建国初，农户每年从浙江海宁、桐乡等地购进桑苗，于冬春栽种。1954年后，发动群众采集桑果子，自建苗圃，各村（社）培养技术员，进行桑苗嫁接。以后几年桑苗基本做到自给自足，桑树品种多为湖桑。解放前有“荷叶白”、“桐乡青”、“红皮大种”等，5%左右为火桑。1962年，曾引进“一之濑”、“剑持”等裂叶品种，因产量低，叶质偏硬而淘汰。80年代至今，以“湖桑32号”为主要品种。

二、栽培管理

历史上，蚕农习惯于桑树行间种蔬菜、豆类。为便于耕作，树型培育成中高干式，桑苗移植后在离地面尺许处剪定，当新芽萌发生长到约0.15米时，选留上部生长健壮、着生位置匀称的新梢3枝，其余疏去。当年养成枝条，来年春季在枝条离地1.3米处剪定，留成2～3拳式。中高干桑树一般行距1.3米，株距1.2米。亩栽400～450株。1963年前，七都乡桑园地基本上为此种形式。60年代初，因三年困难时期，桑园地成片衰败。1963～1967年间，对90%以上的桑地逐年进行重建、更新，并全部采用中低干型式，即在主干离地0.25～0.3米处剪定，选留3根新梢，次年在离地0.5米处春伐，养成拳式。同时，加密株数，亩栽达500多株。1984年起，推行密植桑园，降低树干，加密株数，一般行距1.33米，株距0.5米，亩栽1000株。

解放前至建国初，大部分蚕农只饲养春蚕。1956年开始，全年饲养四季蚕（春蚕、夏蚕、早秋蚕、晚秋蚕），蚕种张数逐年增多，用叶量大，桑地需肥量大大增加。60年代前，普遍使用泥杂肥、厩肥。70年代推行间作蚕豆、黄花草等作绿肥。80年代后以施化肥为多，兼施家杂肥。一般清明前进行桑地锄草施催芽肥，夏伐后需锄草施谢桑肥，冬季进行剪桑梢、修桑，做到“上无附枝，下无寸草”。

三、病虫防治

桑地病虫害较多，解放前，以桑蟥、桑螟为害最烈，致桑叶枯黄，虫茧累累。50年代起，发动蚕农人工捕捉和药剂（乐果）防治，冬季刮除虫卵。1962年始，为养好秋蚕，防治桑蓟马及桑螟虫等，在养蚕前先在桑叶表面喷洒药剂（敌敌畏、甲胺磷等），并推广“药肥混施”方法，既杀灭害虫，又在叶面施肥，取得良好效果。黄花型萎缩病（俗称癃桑）是桑树的首要病害，尤以镇北部沿太湖各村为最严重。1956年曾在较大范围内发生过一次，1975年再次暴发，全乡挖除病株50多万棵。当时，著名科学家彭加木曾来七都考察，协助研究“癃桑”的防治对策。1983年，黄化型萎缩病再度暴发，据抽样调查，吴溇村严重的地块，病株率超过90%。在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采取选栽抗病良种，加强肥培管理，合理用叶，防治菱纹叶蝉等措施，有效地控制了病害。

第二节  养  蚕

饲养家蚕周期短，收益高，故历来在七都农村倍受重视。有关“蚕户认真作业，在蚕期闭门不出，避免与邻居往来，以防止蚕病传染”等，在史书上均有记载。

旧时，蚕户饲养家蚕皆为“土种”，且饲养方式不尽规范，故蚕茧产量低下，各户蚕花收成不一。民国年间，为提高蚕茧产量，在江苏省女子蚕业学校和县蚕种场的指导下，推行改良种，在全县范围内发动蚕农成立蚕业生产合作社，设立育蚕指导所，改良并发展蚕桑生产。据史料记载，七都地区早在民国17～18年（1928～1929年）间就设有“蚕业生产合作社”和“育蚕指导所”等组织机构，如吴溇蚕业合作社成立于民国17年三月，有社员12人（户）。大家港蚕业指导所成立于民国18年，有所房6间，主任为邱阑芬，指导员为吴瑞芬、胡保聿，另有练习生12名。

解放后，蚕种由主管部门统一发放，组织蚕农共育，并加以科学指导，蚕茧生产日趋稳产高产。1954年农业合作化时，农户桑地入社，参加共育。1958年公社化后，以大队或几个生产队为单位集体栽桑养蚕。1962年贯彻“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后，又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养蚕。1983年，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蚕桑生产也承包到户。随后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开辟“田改桑”，大大提高了蚕农的生产积极性，使全乡蚕桑生产进入全盛时期。

一、催青

自清代以来，每当谷雨前后，蚕农采用土法催青，先以巾帕裹蚕种，置放熏笼中，经一昼夜取出，继而取出放置被窝中或暖于人的胸前，经十天左右而全部孵化，谓之“暖种”。然后再以鹅毛掸拂收蚁饲养。民国17年（1928）后，推广改良种，推行共同催青法，使孵化齐一，便于饲养。

50年代起，县内陆续修建催青室。七都则派员至震泽催青室集中领取蚕种再分发至蚕农。1984年，七都乡建造催青室，加温设备逐步由火缸、火炉焰道改为电热加温，以后又安装空调，自动控制温湿度。催青期由专人日夜值班，逐日定时检查胚子发育过程，至孵化前夕发至蚕农，蚕种孵化率都在95%以上。

二、共育

稚蚕共育有利于提高蚕茧产量。据《吴江县政》载：“养蚕收成之丰歉，于稚蚕饲养期之合理与否，甚有关系。盖稚蚕期之饲育合理，则蚕汛安全，收成丰富；反是则易遭失败。蚕桑改良区有鉴于斯，于二十四年及本年在第五区之桥下乡……设立稚蚕共育所二十余处。其收获之成绩，常较非共育者为优。”稚蚕共育是由蚕户自愿建立的技术互助组织。每室饲养蚕种20～50张，自收蚁开始到二眠起身后，按蚕种多少，均匀分箔，由蚕户领回继续饲养至上蔟。此法能做到专人专管、规范蚕作、讲究科学、降低成本等。50年代初，蚕桑指导部门以组织共育为工作重点。随着农业合作化的进展，共育组织逐年完善。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尚有蚕户自觉组织共育，由于科学技术的推广，一般蚕户则建有小炕房饲育。

三、饲养

春蚕一、二龄用火加温，二眠起身后不再加温，称为“火”。1954年，推行小蚕防干纸育，改变以往无复盖的饲养方法，每日给桑3～4回，既保叶质新鲜，又增强蚕的体质。1958年，推行地火龙加温养蚕。1970年后推行炕房育蚕，做到保温保湿，以适应蚕体生理需要，有利于提高蚕茧张产。解放前后，蚕户养蚕多数使用室内三角蚕台，分匾饲养。70年代推行壮蚕平台育与放地蚕，要求稀放饱食，做到勤饲薄喂。80年代由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蚕种饲养量增加，春秋各期发种量均在10000张以上，每当壮蚕时期，蚕户家家到处是蚕。家蚕成熟后需上蔟作茧，旧式是先搭山棚，然后把“巧娘”上在“帚头蔟”上，后来废除“帚头蔟”，采用“柴龙蔟”，提高了上茧率。80年代中期起，各村推广“方格蔟”上山，上茧率进一步提高。1994年始，染店浜村受吴江制种场的委托，由专人指导，承担种蚕饲养，以供制种用茧。

四、消毒防病

家蚕的病害较多，一般有白僵病、蝇蛆病、细菌性空头病（亮头）、高节蚕（白肚）等。对白僵病的防治，60年代使用西力生防僵粉，后又采用赛力散防僵和赛力散石灰浆消毒，效果良好。对蝇蛆病的防治，70年代起应用“灭蚕蝇”喷洒叶面或蚕体，效果均很好，提高了蚕茧的上茧率，使夏秋蚕茧质量大为提高。80年代起，应用“毒消散”进行蚕房、蚕具消毒，并用氯霉素添食，基本上防止了细菌性空头病发生。高节蚕是饲养过程中喂食高温叶（热叶、汗叶）所致，只要注意各令喂叶即能防治此病。80年代始，乡镇工业发展迅速，厂房递增，排放的尘烟及废气增多，污染桑叶，经常造成大面积蚕体氟中毒。加之农田治虫，多次喷洒剧毒性农药，致使夏秋蚕时常造成中毒减产。政府有关机构和蚕农一起，研究工农业生产与蚕桑生产的矛盾，采取有效措施，正在解决之中。 

第三节  收  茧

一、茧（行）站

旧时，每当茧熟，蚕农采茧后，家家安装脚踏丝车，户户自行土法缫丝，将缫成之土丝则售于丝行。后因近代机械缫丝厂的兴起，土丝质量不敌厂丝，蚕户逐渐改由土法缫丝转而出售鲜茧。民国19年（1930）前后，县内开设茧行多家，每年春茧上市前，须按章向蚕业取缔所申请领行帖（营业许可证）方可营业。其时，七都地区就有茧行6家，代缫丝厂家收购鲜茧，年烘干茧量约达700担左右。

日伪时期，蚕茧受到华中蚕丝公司苏州支公司的统制。民国35年（1946）五月，江苏省内茧行重新登记。民国38年（1949）春，由中国蚕丝公司及各地丝厂设立茧行，向茧农直接收购，时心田湾茧行为吴江县核准9家茧行中的一家。

解放后，蚕茧收购由政府统一部署，历年均在县收茧委员会领导下，由供销社具体负责收购工作。七都地区当时设心田湾、双荡兜、姚家湾等3个茧站。随着蚕桑事业的发展，七都相继增设长村、吴溇、文义兜等3个茧站。每当春茧上市时，临时抽调工作人员达百余人。

二、茧价

清末及民国时期，茧价随国际、国内市场生丝价格而涨落，也受战事及年岁丰歉等影响。据《吴江丝绸志》载：民国18年（1939），华丝在纽约市场遭日丝竞争而价格下跌，踪影国内茧价，民国20年（1931）全县平均茧价每50公斤45元（当时币值，折合大米482公斤），民国21年降为35元，民国22年再降为30元，民国24年骤跌至22元（折合大米257.5公斤）。日伪统治时期，茧价波动混乱。抗日战争胜利后，茧价仍未上升，江苏省春茧收购价平均每50公斤为15万元（当时币值，折合大米187.5公斤）。

解放后，茧价相对稳定。1958年以前评茧一直是用手估目测法，以茧层率检验校对茧价。1958年起，全面实行茧层率检定价的评茧法，即以130公斤烘折、160公斤缫折的茧价标准换算成鲜上光茧茧层率16%、上茧率100%作基准价，从茧层率21～15%，每差0.5%为一级，划分13个等级，评茧标准：以茧层率、上茧率定基本价，以解舒升降补正为评定价。1963年，增加含水率和斤茧粒数两项补正升降项目。70年代初开始，实行以干壳量为主，上茧率、解舒升降补正茧级的评茧标准。80年代，又增加按标准含水率升扣售茧重量的办法。1983年，以干壳量8克、上茧率100%为基准价162元，以干壳量每0.2克、上茧率5%为一个等级，级差分别为4元、5元、6元。是年，全县平均每50公斤鲜茧收购价为201.46元，约折合大米700公斤（国家统销价格）。1986年，由于厂丝出口增长，茧源紧缺，茧价开始上扬，1987年春茧每50公斤收购价均在1000元左右。七都地处江苏、浙江两省交界处，两地收购部门相互抢购蚕茧，发生“蚕茧大战”，影响极大。后由两地政府协调处理，以后年份收购秩序正常。1995年，茧丝市场疲软，茧价受挫，以七都各茧站收购平均价计算，春茧每50公斤价是954.54元，晚秋茧跌至每50公斤价499.55元（时折大米208公斤）。茧贱伤农，对今后蚕桑生产可能产生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