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震动国民党当局的邹月娥事件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忙于接收大城市，一些整编后的所谓“军官队”，打着“抗战有功之臣”的旗号，来到各小城镇，在吴江县同里镇的是第廿三、廿四中队，大都是四川人，实际上是一些兵痞恶棍。强行分住在镇上各住户，酗酒、抽大烟、强赊硬买、贩卖毒品、经营色情场所，无所不为。

  邹月娥是吴江县同里镇南浩街第四保国民学校女教员，年龄二十四岁，曾攻读于吴江乡村师范，毕业后回乡任教。温和善良，品貌端庄，尚未婚配。家住西弄桥东，临近市梢，地处荒僻，该处桥西驻有警察分所，一向平安无事。

  一九四七年六月四日下午，邹家突然闯进几个穿制服的军官队员，携带铺盖杂物，藉口借住，强行占屋。当时仅邹母一人在家，情知不妙，以房屋年久失修又无余屋为由婉言拒绝。正在交涉僵持之际，邹月娥适从学校返家午餐，这几人便擅自将铺盖放下一哄而去，邹母见状也无可奈何，候至天黑也未见有人前来。邹母遂与邹月娥闭门安息。晚上九时许，突然闻听敲门之声不绝，邹母即秉烛开门探问究竟，便闯入穿制服者四人和穿便衣者一人，其中一人持手枪将邹母推至小屋幽闭，旋即鱼贯闯进邹月娥的卧室，先以武器威胁不许声张，邹月娥不从拼命呼救，他们便用棉花塞住其口，用暴力轮奸，天将微明邹母不见动静，壮胆出来，但五人早已逃逸。只见女儿已气息奄奄，双眼紧闭。邹母急将她口中棉絮挖出，邹月娥仅以手指心，噙泪颔首，口不能言，饮泣良久，便含恨而死。邹母见状，当即昏死过去。

  次晨邻居见邹家大门洞开却无声响，便进门探望，看到如此惨状均惊骇万分。旋即报告警察分所，警巡官随即转报吴江县地方法院。当日由陈桂藩检察官带法医到现场验尸。

  邹月娥事件传出后，全镇愤然，并很快轰传邻近县市。五日下午二时许，同里镇南浩、东浜、西弄、泰来四小学会同吴江县中第二院全体中小学生二千余人，并有商民二百余人参加，举行游行，沿途高呼“还我良师！”、“惩办凶手！”等口号。行列中，男女师生颇多掩面流泪，两旁群众也心酸不已，暗自饮泣。他们向区、镇公所请愿，要求缉拿凶手。同时，学界派人联络商界，在商会召开紧急会议。由镇民代表、学校教师、商界代表、当地绅士组成“邹月娥惨案后援委员会”。一致通过罢市、罢课，要求政府迅速严缉凶手归案、军官队撤出同里的决议。会议开至中间时，军官队廿四中队中队长郭汉增突然闯进会场，横加干涉，企图取消罢市罢课，但在代表们的严词驳斥下只得悻悻而去。到晚上，他又来纠缠恐吓，又遭拒绝。

  罢市罢课这一天，所有商店一律排门板紧闭，门上贴满“哀悼邹月娥女士，暂停营业”、“追查凶手”等标语。第廿四中队中队长郭汉增一清早看到这情形，慌了手脚，拉着一些人“劝导”开市复课，均被严词顶回去。这天上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学校师生、商界人士、镇民边游行边呼口号，由教师代表讲话，声讨恶凶，要求当局严缉凶手。

  罢市罢课的消息传出后，国民党吴江县政府怕事态扩大，于当日派出秘书宋某，会同军官大队的几个军官来到同里镇，出面调停。下午在区公所会议厅召集学、商两界代表和镇民代表，区、镇长列席，就事态进行会商。经过各界代表交涉，迫于声势，国民党吴江县政府不得不表态，答应了代表们提出的严加追缉凶手、军官队尽早撤出同里镇的两条要求。同时，又以当天复市、复课为条件。其时已是午后三时多，代表们不同意，坚持了罢市、罢课一整天。

  罢市、罢课运动对邻近各地震动很大，很快得到上海、苏州等地的声援，纷纷发来支持信、声援信。各地报纸相继登载了邹月娥事件的真相和各界声讨声援的消息。《苏州明报》先后发表了《轮奸致死女教师》（6月6日）、《各公法团电请惩凶》（6月7日）、《承办人为杨文涟等候中央批示后即可公布全案经过，江苏监察使署亦派专员直接调查》（6月23日）、《吴江县府接奉电令将五犯押解赴省》（7月23日）等文。北京《大江南报》、上海《大公报》等报刊也相继转载。

  国民党当局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不得不较认真地侦查此案，吴江县军官队大队长杨文涟装模作样地带领数人来到同里镇进行调查，查出主犯、从犯共五人，但已逃遁，不知是否是预谋的圈套？后又据消息披露，称凶犯五人不久在某地旅社被捕获，三人已正法。真相如何，无从查考。

  邹月娥事件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体现了人民团结斗争的力量。这次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当时国内革命形势的影响，与革命形势有着内在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