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吴江学生运动纪实

“吴江青年歌咏队”

   解放前，吴江县七个大镇除平望镇外都有一所初级中学。如盛泽镇的盛湖中学，黎里镇的禊湖中学，同里镇的仁美中学，震泽镇的育英中学，以及芦墟镇的分湖中学。松陵镇除有一所完全中学即吴江中学外，还有一所江苏省立吴江乡村师范学校。吴江中学的高中部是单轨制，每年高中毕业生只有四十人左右；吴江师范的中师部是双轨制，每年中师毕业生虽在数量上超过普通高中一倍，但由于面向全省招生（当时苏北和宜兴的学生较多），吴江本地的学生所占比例不大。所以，解放前全县中学生的人数很少，年龄也较小。他们对时代的反应不敏感，对社会的影响也微不足道，向不为当时的当局所重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我时年十八岁，在吴江中学读书，正由高中一年级升入高中二年级。在日寇铁蹄下八年亡国奴般的生活，人们受尽了残酷的压迫和凌辱。一旦获得了生活上和精神上的解放，人人都是雀跃欢呼。从此将是黑暗尽头，光明无限。特别像我们这样一些青年学生既缺少生活经历，又不懂政治历史，被当时那种热烈的场面所蒙蔽，在欢庆之余，俨然把蒋介石当作了一代英豪，把美好的理想寄托在这样一个独夫的身上，

  可是，仅以“天”来计算时，人们的美好理想就被一批批“从天上飞下来的”，
“从地下冒出来的”大员们的丑恶表现摧毁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堂课，就给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们留下了恶劣的印象。胜利了，人们的政治生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并不比以前“奴化”时有所改善，反有过之而无不及。法币贬值，物价一日数涨。全国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要自由的风潮，工潮和学潮如风起云涌，特别是学潮最为激烈。人们从无知的“拥护”而逐渐走向了实感的反对。

  当时蒋介石反动政府为了维持反人民的内战，和卖国政策的需要，对全国人民，特别是对全国大、中学校的学生要求和平民主的愿望，采取了法西斯的残酷手段。严密控制大、中学校的所谓“异端”活动，社会上和全国各个学校里都呈现着一片白色恐怖的现象。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是最敏感不过的，思想纯真，热爱生活，富于幻想，追求未来，有自己的是非感。看到学校里的种种反常现象，又受到全国大专院校学生运动的影响和鼓动，在我们的意识中萌生了反国民党，反蒋介石的情绪，迫切要求民主，要求自由和要求进步。因而，随着时代前进的巨轮，出于自发地，卷进了伟大壮观的学生运动的洪流中去了。

  经过一个暑假的酝酿，于一九四六年九月秋季开学后，由当时高一班的刘树春（现任吴江县纺织公司副经理，工程师），林怡然（现任浙江省石油勘探大队工程师），刘钟淦（现在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工作）和杨熙华（现任吴江中学教师），以及高三班的我为主，以团结同学，要求进步为宗旨，联络了一部分同学，组成一个“吴江青年音乐会”。当时比较活跃的人，除上述五人外，还有刘树芳、高慧敏、顾其瑞、计重云、庞彩珍等。正式成立时，会员约有三十人左右。当时的主体会员是高一班的学生，其次是高二班，初中部只是极少数，高三班只有我一人。

  创办一个团体有许多具体工作要做。我们事先的计划并不太周全，仅是粗线条地确定几件事。例如：第一，公认几个头头，那就是前面所说的五个发起人；第二，经费从那里来？会员平摊；第三，活动安排，每星期两次，都在下午放学以后。说实在话，这些问题都是容易办的。还有比较难办的事，如由谁来选歌、教唱、指挥？在我们之中没有这样的人才，必须邀请校外人。再有，到那里去活动？在校里易遭人注目，不安全。

  通过大家想主意，终于发现了吴江的“两费”，即费旭初和费因笃。他们是叔侄关系。前者是上海音专的高材生，有强烈的正义感，对国民党的现状很不满；后者是宗教界的爱国人士。经过我们和他们两位联络，他们不但欣然同意，还愿意给以支持。费旭初除为音乐会的巩固和发展出谋划策外，并根据各人的喉音组织分部队形，在教唱之余进行个别辅导，选集歌曲；费因笃不但借出了基督教做礼拜用的“四维堂”作为音乐会的活动场地，还把他妻子蔡恩召也动员出来为会员练唱和演出时担任伴奏。他们都是义务的。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在一九四六年九月新学期开学不久就开始活动了。第一件事是编印歌集。歌曲绝大多数是由费旭初提供的，第一集以民歌为主，如《江河波浪》、《康定情歌》等。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民歌在解放区很流行，直到临解放前才有所闻。解放后随军过江的文工团在表演时，我们所学过的那些民歌几乎都在台上演唱。其中有几首直到现在电台里还经常播唱。现在回想，真还有些悚然呢！后来，随着全国学潮进一步加激，第二、第三集歌集选用的歌曲亦逐趋激进。如《在松花江上》，《黄河大合唱》，《伏尔加船夫曲》等；配合全国学运，鼓动学生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如《精诚团结歌》（歌词是由费旭初针对斗争形势需要改写的），《团结就是力量》等；为支持浙江大学“于子三”事件的，如《茶馆小调》；对国民党政府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而加以嘲讽的如《古怪歌》，为怒斥政治小人，社会蛀虫的，如《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在全国人民胜利的曙光即将到来之前，为歌颂解放的，如《你是灯塔》，《山那边呀好地方》和经费旭初把歌词稍有改动的《新民主主义进行曲》等。歌集是以16开白报纸装订成册，封面正中是红色套印的一只古式竖琴，封面里页刻有全体会员的名单。负责编辑的是上述五个发起人。刻印主要由杨熙华和庞彩珍负责。直到一九四七年八月我高中毕业时为止，共印了三集。除正集外，还刻印二次32开本的小册子，专印激进程度较高的歌曲。那是不公开的。以自学为主，费旭初进行辅导。歌集我原都珍藏在家，可是在“文革”这场浩劫中，被抄家时抄出，作为“罪证”而“没收”了，真是可惜。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和破坏，为了求得我们这个团体的安全和存在，费旭初认为“音乐会”这个名称太引人注目，他建议要缩小，改为“吴江青年歌咏队”。我们接受了。于是，从印发第二期歌集起，就改“会”为“队”。再有，当时吴江县国民党的县长叫顾鸿熙，据说他是伪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亲属。顾鸿熙有个女儿叫顾葆瑜（现在上海市歌舞团工作），就读于吴江中学高中二年级，她喜爱唱歌。费旭初提出要我们设法利用她的特殊身分，起到保护团体的作用。我们也接受了，便以其所好，把她吸收入队，列为主要队员。凡演出时，总安排她有独唱节目。她独唱时大多唱的是抒情歌曲，如名曲《教我如何不想她》、《也是微云……》等，把她推上第一线。为了不使她过于突出，有时我们叫杨熙华也同时排进独唱节目演唱。她在独唱时，一般是由我为她伴奏。希望以此造成一种错觉：有县长的女儿在内，不会有什么问题。遮障住反动军、警、宪、特的耳目。还有，在刻印第二期歌集时，费旭初安排把“三民主义歌”配上四部合唱歌谱，用一大版面印在第一页上，使人一翻开歌集就能看到国民党的党歌。实际只是为了做做样子，我们从来也不教唱这首歌的。

  有一次，是在一九四七年春的一天放学后，我们分头来到“四维堂”。费旭初走进堂内正准备开始教唱，突然见他面部表情显得有些紧张。我敏感地环顾一下四周，发现在后座坐着一个身着淡色西装的大年龄陌生青年人。此人我认识他，叫陈乃扬，是个苏北人，有人说他是伪县长顾鸿熙带来的亲信，也有人说他是顾的亲戚，在伪吴江县保安团里担任连长。不了解是什么目的，他常爱和我们青年学生来往。有一次我们演话剧，需要一枝小手枪，我先是通过顾葆瑜的关系认识了他，然后向他提出借用一下小手枪的要求。他慨然同意，答应在正式演出时借给我们用。到时，他果然把枪拿来了，是一枝“李士群式”的电木柄六寸小手枪，没有子弹。可是，由于他的身份和政治背景，我和我的同学对他总是存有很高的戒心。今天我们没有通知他，他来这里干什么？心里既是疑窦忡忡，又是十分担心。我注意到费旭初很快就镇静下来，他不慌不忙翻开歌曲集，叫大家翻第一页，教唱起“三民主义歌”的四重唱，把乐谱讲了一通。他把音乐的乐理部分讲得特别详细。还未等到费旭初把乐理部分讲完，是不是因为看不出有什么政治色彩，从中找不到有“异端”活动，还是由于音乐的乐理高深，“牛”听不懂“琴”声，这位“不速之客”耐不住性子，而从后座悄悄地溜走了。一场虚惊就这样过去了。事后，我们故意在顾葆瑜面前散布一些抱怨的话，想利用她的力量，把陈乃扬和“陈乃扬式”的人物阻止在“四维堂”之外。果然，以后见不到“他们”再来干扰了。

  青年人是活跃的象征，歌咏队又是个活跃的组织形式，所以很容易团结青年人，很快，在我们身边就聚集了一大批进步青年，从开始时的三十人左右，陆续增加到五十多人。这么一大帮人，其中又不乏激进人物，有了一个自己的阵地，集合在一起交流思想，传递书刊，议论时政，活动内容自然地会带有政治色彩，难免与当时当局在政治上格格不入。虽然歌咏队不是个政治团体，队员中（包括指挥，伴奏等），又没有共产党员也没有地下共产党组织通过什么关系的领导作用，但明显地反映出了反迫害，反独裁、反内战，要自由、要民主、要解放的进步政治倾向。所以，很早就被吴江三青团团部所注意。

  “吴江青年歌咏队”在当时白色恐布之下的松陵镇是唯一的一个青年组织。是它点燃了吴江的学生运动之火。在解放战争节节获得胜利的时候，以“青年歌咏队”队员为核心，发动了以反对三青团为目的的民主竞选学生自治会的活动，轰走了以三青团书记张寿安为首组织的歌咏活动，组织了以反对国民党反动军官队为目的的“邹月娥事件”的抗议活动；还进行了以传播马列著作和共产党书刊为目的的“江友”旅外同学会的活动，及“普益社图书馆”的活动，等等。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些活动所以能搞得轰轰烈烈，是与早期“青年歌咏队”的组织联络工作分不开的。以后，学联系统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在队员中陆续发展了地下共产党员，把吴江的学生运动逐步纳入到党的领导之下，把运动搞得更加广泛，更加札实，“吴江青年歌咏队”确实是起到了先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