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的一天。
一艘黎里至青浦的客轮缓缓行驶在市河中。船头上站着一位年轻人。他望着眼前闪过熟悉的老街、石桥，脸上流露出恋恋不舍的神色。还没驶出家乡黎里，一股乡愁就上了心头。他的名字叫陈应谦。
陈应谦学生证照
陈应谦出生于吴江黎里镇的一户小康人家,从小勤奋好学，立志长大后做一位好医生。经过多年努力，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上海东南医学院。那天，他正转道青浦去上海报到。
东南医学院是一所在五卅运动后建立的以“医学救国”为理想的新医科大学，在1932年日军发动“一·二八”事件中，学校遭到轰炸，校舍倒塌，损失惨重，但师生们并未屈服，在郭琦元院长带领下，他们组成“国难救护队”，在院内设国民革命军伤兵收容所，支援英勇抗日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入学伊始的陈应谦看到这一切，深深被东南医学院师生的爱国精神所感染。在上海求学的几年里，他刻苦读书、追求进步，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并暗下决心，要投身到中国的革命事业中去。
东南医科大学毕业照
1936年毕业后，陈应谦考入南京中央医院，当了一名实习大夫。次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义无反顾加入宋庆龄组织的医疗防疫队并任队长，不畏艰险，整日奔波在大后方救治难民。
1939年经李克农介绍，陈应谦来到延安担任中国医科学校教员兼系主任。延安条件差，没有经费，他就变卖财物购置教学实物；没有教材，他就自已编写《药理学》《诊断学》。在时任校长王斌的领导下，他克服种种困难，先后建起病理，药理和临床实验室，开展眼科手术和各种病理标本收集，使萌芽中的中国医科大学逐步走上正轨。此后，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新中国成立，他一直在教学和医学岗位上用心尽力，为新中国培养出一大批医务人员，同时他高超的医术和坚定的革命信念也赢得了组织的信任，担当起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诊治疾病的重任。而最让陈应谦难忘的是，他曾多次面见毛主席，亲耳聆听教导。
陈应谦自编教材
陈应谦与毛泽东第一次接触是在1943年秋，当时他住在枣园为王稼祥会诊。忽然听到外面有人在喊：“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他转身一望，果真看到毛泽东在微笑着向他慢慢走来。陈应谦十分激动，这是他到延安之后第一次这么近见到主席。毛主席亲热地握住了他的手，与他拉了会家常。那天陈应谦还为毛主席检查了身体。
后来毛泽东和江青的医疗保健也由陈应谦负责。江青那时患有肺结核，人很消瘦，陈应谦有时还给她注射钙剂类药物，空时就逗逗在一旁的李讷。有时毛主席也会叫上陈应谦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鲁之俊、马海德等人打麻将，陈应谦在毛主席上家时总是让毛主席多吃和，每次主席赢了都高兴地哈哈大笑。
1945年10月，毛泽东从重庆谈判回延安的第二天，就派汽车来接王斌和陈应谦去检查身体，“防人之心不可无”，他担心蒋介石会在酒中下毒。二人仔细检察后没有问题，大家都很高兴。在这次体检过程中，毛主席还谈了对时局的看法，表达了对蒋介石的不信任，并要求王斌和陈应谦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去前线救死扶伤。而过后时局果然如毛泽东所料，内战全面爆发，王斌和陈应谦率领中国医大师生，从延安奔赴东北前线。战事紧急，陈应谦和毛主席也无暇再相见。
前排左三为陈应谦（时任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院长）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从莫斯科回国途经沈阳视察，到了中国医大。毛泽东又一次与陈应谦会面，久别重逢，二人都十分兴奋，毛主席亲热的握住陈应谦的手，说了许多话。陈应谦的中国医大副校长一职，据说也是毛主席的建议。
在与毛泽东的多次接触中，陈应谦深刻了解和认识了毛泽东的为人并对其怀有深深的敬意。1945年延安整风时期发生了轰动一时的“王明中毒事件”，在调查中，陈应谦实事求是，与中共中央的调查委员会一起力证了毛泽东清白。只是这段历史一直到八十年代末，随着一批珍贵会诊记录的回归，真相才大白于天下。而在这真相的记录之上亦留下了黎里人陈应谦作为见证的签名。
原来王明在延安曾因心脏病发住院治疗，出现过所谓的“慢性汞中毒”症状，经当时专家会诊确定为医疗技术事故。但一年后，他以此大做文章，与妻子孟庆澍一起炮制了毛泽东“下毒陷害”的谣言。
此事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当时刘少奇和任弼时都亲自参加调查和审查。陈应谦也应邀参与了调查会诊工作。从1943年6月到1945年7月，他先后参加了四次会诊。委员会最后认定“王明中毒事件”属医疗技术事故，并有详细会诊及会议记录，陈应谦等参加人员都签字确认。
王明中毒事件调查中的会诊记录，有陈应谦的签名
由于当时负责调查此事的康生秘藏了这批重要的调查材料，没有上交中共中央，而王明借口“到苏联治病”时又带走了全部的病历和会诊记录，因此后来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重提旧事，大肆造谣、恶意歪曲时，中央缺乏有力确凿的原始史料来驳斥，致使毛泽东遭诬蔑长达30多年。直至上世纪80年代末，这批珍贵资料由黄楚三在康生妻子曹轶欧手中购得，后辗转流入民间，军旅作家丁晓平据此写成了《王明中毒事件调查》，而这批资料的公开使得王明编造的谎言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