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我走上工作岗位，第一份工作是在震泽五交化批发部上班，先做营业员，在电讯柜上卖电视机、收音机、录音机、扩音机，还有就是电讯零配件。

刚刚改革开放，商品供应还处在紧缺时代，那时的电视机是“网红”产品。苏州产的12寸“孔雀”电视机，售价404元，每天可以卖掉6到8台。后来日本产的12寸“日立”电视机也开始销售，吸引了南浔、乌镇、旧馆、双林的顾客来震泽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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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寸“孔雀”牌电视机

当时，谁家有台电视机是不得了的事情。我记得，第一次在电视上放印度电影《流浪者》，那天晚上，妈妈带我去她单位同事的家里，走进房间，一台9寸的黑白电视机前已经坐满了人，我只好坐在主人的床上，后来有的人来晚了，只能倚在门框上看，电影结束了，大家意犹未尽，有的人出门就讲，今年一定要买一台电视机。于是，又出现了有几家“众筹”一台电视机，半个月轮换看。更奇葩的是，为了增加电视机的观看人数和效果，有在电视机前放一块放大镜，不正对着电视机，人就发生变形。也有在屏幕前放一张塑料彩色薄膜，假装在看“彩色”电视。

那个年代没有有线电视，电视机都要装个天线，才能收看节目，大部分天线安装在屋顶或者阳台上，用竹杆或铁管（钢管）支撑起来，然后用馈线接到电视机上，但是往往会因为天线的方向、高低、气候等因素，会影响收看效果，所以有时候要转动天线。有几年夏天的下午旋转“高频头”（调谐）会收到邻国的节目，像风一样飘来飘去。那时的热门电视有《加里森敢死队》《姿三四郎》《血疑》《排球女将》等电视热播剧，日本电影明星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是当时少男少女心中的偶像。

最让我难忘的是，1981年11月6日—16日，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在日本东京举行，中央电视台直播，比赛时，柜台前站满了顾客，那是中国队第一次拿到了冠军。现在还记得他们的名字，教练：袁伟民，队长：孙晋芳，队员：郎平、邓慧芳、杨希、周晓兰、陈亚琼、陈招娣、朱玲、梁艳、张洁云、周鹿敏。他们一出场，大家都能够叫出名字来。我的单位需要晚上轮流值班，家里吃完饭，还没有到值班时间就去单位了，看上去很“积极”，实际上就是为了在单位看“出样”的电视机，一个人躺在床上想看到几点就几点。

到了1985年后，彩色电视机开始进入家庭，国产的“金星”“飞跃”“凯歌”彩色电视机是热门产品，一机难求，日本彩电更是稀缺。彩电、冰箱、洗衣机成为那时年轻人结婚的“新三件”，许多人家需要托关系，开后门才能买到电视机，我结婚时，从单位买了一台常熟生产的单门“白雪”冰箱。

后来，电视机、收音机销售多了，就碰到一个问题，就是维修，那时候，单位买的比较多，特别是农村，往往一个小队来买一台电视机，到了黄梅天，特别容易坏。于是，我就换了岗位，去修理部工作，从事无线电修理，这是一个“高大上”的工作，经常有人来“求助”。

这门技术也让我受益终身。当18寸彩色电视机开始供应市场后，黑白的电视机就开始慢慢地“不吃香”了。震泽镇上的一批无线电爱好者开始自己动手装黑白电视机，到苏州景德路上去买三极管、电容等电子原件，买回来自己进行拼装。我有一次去一个生产队修理一台彩色电视机，发现地上有一台12寸的黑白孔雀电视机，后盖也没有了，只有显像管和高频头，我化了50元买了下来，自己再到苏州配了一些零部件，就修理好了，几次搬家都没有舍得扔掉。

1984年，我离开震泽，离开了无线电修理部，到苏州振华毛纺厂工作，一年后考取了职工大学，学了无线电机械专业，回到工厂，负责修理进口的络筒机上的清纱器，它的原理就是，纱是电容的介质，纱的粗细会改变电容的大小，如果纱线太粗或者太细，它就会自动切断并自动连接。1991年工厂引进德国设备，我被派往德国培训，这都缘于当年学习无线电的原因。

蒋勇虎，吴江区融媒体中心主任记者。原吴江日报社全媒体融合运营中心执行总监，从事媒体工作23年，新媒体工作12年。蒋勇虎新媒体工作室负责人。吴江区新媒体联合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