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那年刚满22岁，从江苏省洛社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坛丘公社乡下某小学任教。当我挑着被褥和简单的洗漱用品，沿着高低不平、大约80厘米宽的泥土路，中间还需摆渡经过一条足有50米宽的大河，花了足足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才来到XX小学。

我开始打量起这个不知我要待多少年的学校来。校舍连操场一起大约有500平米，4间瓦房外加1间草房就是学校全部的校舍。所谓的操场，就是一块泥土地，周边长满了杂草。因为昨晚刚下过雨，泥土地走廊上都是学生鞋上掉下的泥巴。教室的窗上有玻璃，但是更多的是用白色尼龙纸钉上，因为当时玻璃是紧俏品，很难买到，可能由于办公经费紧张，所以暂且凑合着。

后来我了解到，学校一共有5个班级，其中一二年级和三四年级是复式班，也就是将一二年级放在一间教室里上课，三四年级也是如此。而五年级、初一和初二单独编班，但是人数都不满30人。

这所学校一共有11名教师（包括我）。1名中年妇女，她的老公是文革前就参加工作的公办教师，在另外一所学校任教，离这里大约一个小时的路程。她的一双儿女也在这所学校读书，女儿读一年级，儿子读二年级，因为是复式班，所以儿女在一个班里上学；3名教师都是本地大队的，当然这些青年都是刚从坛丘中学毕业的；另外6人是插队青年，其中1名是女的，都是临时请来做代课教师。所以在这所学校，我是唯一的公办教师。领导为什么会叫我一个刚从师范毕业，还没有什么教学经验的青年暂时负责学校的日常运转，原因也可见一斑。

我任教的初二班级就在草房里。没有电灯，没有正规的课桌，所谓的课桌就是2个土墩上面搁块木板，而学生坐的凳子则由学生自己家里带来，所以凳子五花八门，有长条凳的、木椅子的、方凳的，更为奇葩的竟然有的学生坐在“圆木桶上”。至于讲台，这显然是脑海中的一种奢望。在以后上课日子里，课本只能一直拿在手上。木板做的黑板，没有设置放粉笔的搁条，不知当时木工是怎么想的，也许他根本不会想到教室里竟然没有讲台，所以在以后的教学生涯中，我不得不右手一支粉笔，左手一本课本，这是讲课的“标配”。

教师生涯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展开，我就要在草房里开始培养我们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了。

说来也好笑，自己一个中师生，竟然一上来需要教初二的语文和农机课。当时学校有个很时髦的设置，叫“戴帽子”学校，也就是小学初中放在一起，叫7年制学校。在当时“学制要缩短，教育要改革”的大社会背景形势下，没有人会提出异议，也不敢提出异议。

我和搭档金某一起教初二的语文、数学。至于其他学科，由其他教师打游击轮教。

草房即使是晴天也是黑乎乎的，遇到下雨天，那可叫一个“惨”，写在黑板上的字，即使坐在第一排都无法看清，坐在后面的即使再好的视力也是白搭。真的无法上下去了，只能让学生做作业或自习。在这样的环境下教学，教学质量可想而知，幸亏那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没多久，不太抓教学质量。

开学没几天，我正上着课，渐渐感觉教室里越来越暗，突然外面一声惊雷，接着，一阵大风刮来，只见头顶突然感觉一亮，正当我感觉有什么不对时，头顶感觉有什么东西掉在上面。下面的学生惊呼起来：老师，房顶上的“柴梢”被风刮走了。我抬头一看，果然屋顶少了一扇“柴梢”，雨水也就从天而降，教室里顿时乱了起来。课是没法上了。我赶紧让学生离开这间草房，去隔壁的其他教室暂时躲一下。这样的奇葩事就在当时的学校里实实在在的发生了。等雨停下，我先让学生放学，忙找大队书记帮处理。大队书记儿子也在我的班上上课，所以效率很高，马上派人上房帮助修理好，这才得以在第二天恢复正常上课。

我的班上一共有28名学生，其中有一个学生是大队书记的儿子，也是班上长得最高的一个男孩。尽管那个时候“官本位”的思想还没有像现在那样浓厚，但是在农村，一个大队就一个书记，一般的老百姓对书记还是比较敬畏的。这种现象在学校里也或多或少有点影响，班里许多学生都会围着这个男孩转。开学两个星期下来，在第三周，我第一次布置写一篇作文，待收上来时，批改时发现这个孩子竟然仅仅写了不到一百字，内容也写得乱七八糟。我在课上点名对他进行批评（用现在的经验来看，也许那个时候刚做教师，在教育学生的方式也存在一些问题）。谁知这个男孩当场就给了我一个难堪，只见他忽的一下子站起来，背着书包就往外跑，嘴里还大声叫嚷着：我不读了。我被这个情况一下子弄了个措手不及，一下子也愣在课堂上，其他学生见状也直愣愣盯着我看。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我被晾在了讲台上。

一下课，我赶紧跟同事交代了一下，就急匆匆往该学生的家里赶去。待赶到他家里，他家里竟然一个人也没有，该孩子也不知去向。我急得头上汗水直冒，心也提到嗓子眼，要知道在上课期间，学生竟然离校不知去向，即使在那时也是一件棘手的事情。我想了一下，急忙赶往大队部找他的父亲。还好，他的父亲在大队部，他听了我的情况告知，没有责怪我：“这个孩子，我知道，你不用担心，到了晚上会回家的。”他一边抽了一口烟，眼角往上跳了一下，一边微笑着说。我见状，松了一口气。他叫我先回学校。

到了晚上，我赶紧往他家走去，果然发现他坐在一张八仙桌上正和一家人喝粥。他父亲很客气，问我吃了没有，要不一起喝碗粥。我连连摇头，坐在他们递过来的椅子上。待他们吃好，泡上茶水，我与他和他的父亲交流起来。这个时候孩子大概也许也觉得自己错了，一声不吭地坐在边上，待差不多了，我也向他表示，在课堂上当着这么多的学生批评他也不妥，他父亲也要求他给我道歉。

第二天男孩背着书包早早来到学校，尽管他的作文一直写得不敢恭维，但后来学习态度还是值得肯定。

磕磕碰碰的日子不知不觉像手中握着的细沙，在指尖中不断地流失，一个学期就过去了。过了年，时间日历翻到了1977年的春天。

刚开学刚过一个星期，大队部有人传话（当时电话只有大队部才有），说是教革组长叫我去他那儿。我心中一阵嘀咕，作业还没有批呢，又要耽搁一个上午时间。我交代了一下同事，急匆匆赶到坛丘教革组长办公室。只见一个大约40岁左右的中年人坐在领导身边的椅子上，一边“吞云喷雾”，一边喝茶，还时不时用眼角瞄我，梳着一个大背头，脸色黑灰。领导打着浓重绍兴话，大概的意思是“大背头”是原先学校的负责人，现在公社借调结束了，要回原先的学校了。因为学校原先叫我负责着，现在他回去了，负责人的事情需要商量一下。领导的意思考虑我是公办教师，而“大背头”是民办教师，如果叫我将负责人的“职位”一下子交出给“大背头”，好像对我不太公平，所以提出两个人一起负责这所学校。亏他想出这样的一个谁也不得罪的“妙计”。两个人负责，到底听谁的，显然这样的安排会给以后的工作带来不可预知的矛盾。想到这一层，我对领导说：这样吧，两人负责是无法“负责”好的，干脆让他负责吧。领导见我这样表态，大概是出乎预料，所以镜框里面的有点发黄眼睛直瞪瞪看着我，好久没有发话。过了好久，他才说：这样也好，陆老师是老教师了，也负责了好多年，相信你们会合作好。

我回到了学校继续上我的课了。第二天，陆老师来到学校，把中年女教师招到一旁，嘀嘀咕咕商量了好一会儿，就走了。下午放学后，陆老师发出来到学校后第一个通知，要求大家集中一下，有个事情要告知大家。在放了学的教室里，他说他将大家的课务重新调整了一下。调整课务是没错的，因为多出一个人，大家可以少上一些课啦。但是等用蜡纸刻写的课务表拿到手里，我居然发现我的课务比原先增加了3节课。要知道，我原先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负责人而少排课，按理说，多了一个人该少课务才对呀，怎么反而多了?

我当场提出疑问，陆老师脸一板，说是以前一直是这样安排的。我说把总课表拿给我看看，他说不需要我看。我顿时一股火冲上脑门，声音也响了八度：“今天我就是要看总课表，如果你不给我看，我拒绝按你发给我的课表上课。”他见状，也一下子愣在那里。我估计他也是第一次遇到有人敢挑衅他的权威。过了一会儿，他从包里拿出总课表给我。我看了一下总课表，显然他有点欺生的成分，想给我来个下马威，建立自己的原有威望。教低年级的课务明显比我少好几节课。我教初二竟然排了最多的课。我直截了当对他说：“这个课表必须重新排，否则，我就上教革组要领导评理。”其他教师都一声不响。他见状对我说：“那你说怎么排？”我说：“我的课务按原先排，因为本来我排课没有把自己当领导来排课，所以没有少排。现在多了你一个人，按理说，我可以减少几节课，但是我也不想减少，但是多上课也不愿意。这不是工作态度的问题，而是我不想被人欺负。”也许是他见我不是一个好欺负的主，所以也软了下来：“那就照你的意见，我晚上重新排一下。”

第二天，他把重新排好的课表送到我手里。我见达到了目的，也就按照课表上课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跟他相安无事。没有再爆发其他不愉快的事情。不过，他的毛笔字确实写得漂亮，怪不得公社要借他去帮忙搞宣传，做那个时候流行的墙上写大幅标语的活。

要加工资了，这个信息在当时无疑是一种久旱禾苗遇到了甘露，在公办教师的心中荡起不能平静的“波涛”。多年没有加工资了，谁都盼望能加上工资，尽管一级工资只有5元，但是在那个什么都缺的年代，5元钱可不是小数目。我尽管在那时还没有成家，但是从心里也是很渴望能加点工资，改善一下贫困的生活现状。每月35.5元，去掉生活费，所剩无几。尽管在我所在的这所学校，就我一个人能有希望加工资（其他都是代课教师），但是课余时间谈论加工资的话题还是时不时的被提起，他们不止一次对我说，加了工资请客，我也满口答应。心中常常似乎有一条小虫在蠕动，痒痒的，又感觉隐隐的快乐。千盼万盼终于盼来了确切的消息，公办教师有20%人员可以加工资。这个消息既让人兴奋又让人忐忑不安。根据文件的要求，自己不断衡量，加给工作积极又有成绩的人员。什么是工作积极，自己想想，从来不请假不迟到，教学质量又是一直排在前面，横排竖排都感觉能加上工资。一想到自己似乎能加上工资，上课时精神劲也比平时足了许多，对天天看到的学生也感觉可爱多了。讲课的声音也比平时高了几度，处处洋溢着快乐的气氛。平时一天下来，走回家的路程总感到又远又累，但是自从有了加工资的希望，路也变得近了，也不感到那么难走了。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尽管这个希望还在空中飘浮，但是希望能加到工资愿望却一刻都停不下来。

教育局加工资小组人员下到了基层，像模像样召开了会议，传达了文件精神，强调工资一定要加给工作认真并有成绩的教师，同时还强调，一定要端正态度，摆正自己，处理好加和不加到的关系，还要发扬风格。想想也真是可笑，加工资要发扬风格，那“条件”还要来干什么。接下来根据工作步骤，要一个个找谈话。

接下来的几天，老是听到某某人已经找谈话了这样的传闻，至于谈话的内容是什么，都像冬天的大雾天，什么也看不清。终于“钦差大人”来到了我的学校，找了一间学生已经放掉的空教室，把我叫了进去。一个50岁上下的男人，花白的头发，脸上的皱褶不仅多而且深，开口说话时，皱褶随着嘴巴的张合，一会儿深一会儿浅。也许是个抽烟“老烟枪”，发黄的牙齿让人联想到煮熟有点焦的黄玉米。浑浊的眼球也许是缺少水分的缘故，显得是那样干涩。一身中山装早已失去了原先色彩，也许是穿得太久的缘故，袖口已经发毛。“你就是这所学校唯一的公办教师，嗯，很年轻么。”接下来，张合的嘴巴里不断地滚出对我赞美的话语：什么工作认真啦，对同事团结友爱啦，教学质量好啊，能安心在农村当教师啊。对于最后一句，我心想：我不安心能行吗，不安心，你能把我调往盛泽吗？想归想，但是也就是心中想想而已，嘴上是万万不敢说的。万一得罪了这个“钦差大人”，那加工资不是泡汤了吗。“满园春色”还没有消受完，“寒冬腊月”马上来临，只听他话锋一转：你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这次我希望你有觉悟发扬风格让给老同志。我心中一阵惊呼，啊，原来你是给我设了一个局。多天来的盼望和喜悦，一下子如同一盆旺旺的炭火被一盆泠水兜头浇下，一下子凉了个透顶。接下来他嘴里说找什么，我压根儿都没听见。甚至他站起来要走了，我还愣愣地坐在长条凳上，还没动静。当然回家的路感觉怎么这么远，走也走不到家。一连好多天，我都是浑浑噩噩的，干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当然，我终于明白了传达文件时，文件中要“发扬风格”真正含义和所针对的对象了。

工资是没有加到，但是“乡教”还是要当下去的，否则可就连35.50元工资也就没啦。再加上那时候不像现在，可以“跳槽”，可以做做生意谋生。那时可是计划经济，工作都是安排分配的，你即使不是党员也要听从党的安排。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不到工资的懊恼也渐行渐远。

这样的平凡生活又过了几年，我也从一个青年成为一个有了孩子的父亲。我比过去早上起得更早了，因为有了孩子，家务活变多了，为了不迟到，我早上一般4点就起床了。中心校校长也换了人。新领导工作作风和原先的校长不同，喜欢带个饭盒（那时的干部作风真是廉政，不但完全符合现今中央的八项规定，而且还真是有点战争年代干部的作风）走到下面各个大队小学校听课。遇到下雨天，一手拿个饭盒，一手提着球鞋，打个光脚走着来校，随意进入教室听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