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初，我的第一部书《高高的银杏树》在上海定稿，即将出版。分管文化的陈副局长把我找去谈话，问问今后的个人写作计划，还问问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当时，我正准备结婚，想着以后有了孩子，还要坚持业余写作势必会有许多麻烦。最好的办法是，将我们两夫妻调回我的老家芦墟，到时孩子就请父母帮着照料。当然这是个如意算盘，因为一般教师调动没有这样的先例。几经犹豫，最后我还是说出口了。想不到陈副局长竟答道：“好的，这件事局里会考虑。”于是，当年暑假我的编制就调回了芦墟，实际工作则继续在文化馆借用。一年之后，爱人也调到芦墟任教。真庆幸自己这一回壮了壮胆，更感激局里的照顾。转念一想，这件事，那位平时不苟言笑的王局长当然是点了头的。那时候才知道王局长大名益奋。这益奋局长这一回可真能照顾人呀！
1975年初，我正酝酿一部血防题材的长篇小说。县文教局却突然抽调我参加县里的社教工作队，下八坼三联大队蹲点半年。半年蹲点结束返馆上班，文教局告知，已跟卫生局谈妥，请他们安排了秘书小刘当我的写作参谋。于是，这位热情的年轻人捧来一叠叠血防工作材料，陪我走访了一个个血防工作先进典型……
凡此种种，那么多年我跟益奋局长其实始终没有任何直接交往，甚至没有一次哪怕短暂的交谈。可是这位文教局一把手的身影似乎无处不在。特别在写作的节骨眼上，总会感觉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背后推着我一步步往前走去。
难得的一次见面是在1976年上半年，馆里让我到横扇进行一次短期采访。恰巧，益奋局长带着教研室的几位老师在那里蹲点。一天忽然通知，他要在公社会议室临时召开一次小型座谈会，让大家一起议议我刚脱手的那个写作提纲。这是我第一次跟这位老领导坐在一起开会，不免有点拘束。会却开得很好，对后来提纲的完善起了不少推进作用。现在能记得起的，有一位教研室主任王新生老师，因为他在发言中还引用了鲁迅先生关于文学创作的经典语录。而主持座谈的益奋局长始终笑眯眯坐着，时而插话点拨一下，不像我以前听说的“不苟言笑”。
不久，粉碎“四人帮”，全国政治形势发生根本变化，这部血防长篇最后没有搞成，我回学校继续任教。而益奋局长，后来听说落实干部政策，调回成都，当四川科技出版社社长去了。
此后十多年，听说过益奋局长的一些零星消息：1990年离休，1992年突然中风。当时，我已从学校调到文化馆正式任职，长篇写作的雄心跃跃欲试，正埋头收集史料，准备写作《柳亚子传》。后来打听到益奋局长在成都的家庭地址，几经考虑，终于发出了第一封信。喜出望外，半年多后，收到了他1994年1月15日的病中复信。在谈了他的病情之后，接着谈我的《柳传》写作：
您信上告诉我的《柳传》写作情况，我也高兴，这是件好事。但是，就怕好事多“磨”。但愿您进展顺利，您的年龄、精神等方面，再也经不起“磨”了。现在时间已过去半年多，想必有收获吧。
作为出版业的行家，他还帮我出谋划策：
稿子写完后，要设法在上海或江苏等地出版。出版后可争取由柳亚子生前所在的民主党派（团体）出面召开座谈会，（柳是民革还是民盟？我已记不起了）这样，影响就大了。书的出版等等活动，最好能凑上柳亚子先生的诞辰或其他纪念活动，那就更有意义了。
十分荣幸的是，正如益奋局长所期望的，1997年5月柳亚子诞辰110周年之际，该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随即，国际南社学会、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假座北京民革中央礼堂举行了首发式，《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纷纷作了报道。
从北京回来，我马上挑了一部硬面精装本寄往成都，且絮絮叨叨写了不少有关情况，让这位老领导也高兴高兴。
2001年10月底，我退休不久，突然接到益奋局长的一封信。说：
“我于10月下旬到了吴江和苏州，很想和你见面的。我还特地把你给我的名片带在身边，以便到时联系。可是到吴江后，都是集体活动，时间安排十分紧张。后来到了苏州亲戚家，我立即给你家里挂电话，却一直没有打通。这就失去了一次难得的见面机会，真遗憾！”
2004年下半年，拙著《江南大哀赋》刚脱稿，准备立即转身增补搁置三年的旧稿《柳亚子史料札记》。在此间歇，又去了封信。益奋局长于当年12月8日复信：
见到你宏伟而扎实的写作计划，十分感动也很佩服。你勤于笔耕，安排踏实，这不仅仅是“老当益壮”四个字可以概括得了的……但我也感到你的计划太大又太急了一些，一点余地也没有。希望你尽可能做到劳逸结合，毕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年纪不饶人啊！
这是一个过来人的肺腑之言，我牢牢记着来自远方的这一番诚挚的规劝。
2006年4月，我和吴根荣先生合著的《江南大哀赋》出版，立即寄去两部，写了一封长信。后来收到益奋局长5月8日的复信。这封信，就从这部书，谈到历史题材纪实文学的创作问题。他写道：
本来，在前年收到你们寄来的《江南大哀赋》写作提纲时，我除高兴之外，还有些担心，担心这本书只有“纪实”而无“文学”。因为历史题材文学作品中的历史真实和艺术加工，一直是文学界关注和争议的热点。正准备复信，却又接连患了两次肺炎住进医院，后一次还住了两个半月。现在我刚出院，还不能多看书，不过已经读了书的《后记》。你们对历史题材作品的“纪实”和“文学”的关系，作了辩证的论述，我就放心了，相信这样的“尝试”，一定能获得成功。
2006年是我的写作丰收年，在不断推进《柳亚子史料札记》增补期间，从上图发现了柳亚子早年所辑《分湖诗钞》未定佚稿，并获取了二十三册全部复印件，开始与同道部署繁重的整理编辑工作。一激动，又发了封信。次年2月1日，益奋局长复信：
来信收到，感谢你的深情厚意。说实话，要在过去，我会怀疑你的精力是否能完成如此巨大而又艰苦的计划。现在相信了，相信你的健康和毅力。说的很对，对柳亚子的研究乃是你的乐趣所在，精神寄托，也是这一辈子的奋斗目标。理想所致，虽苦犹乐，所谓“乐此不疲”也！
2008年5月，四川突然发生汶川大地震。成都离汶川不远，在震惊不安中，我又发了一信。大约十多天后，收到益奋局长复信：
此次大地震很惨烈，震区离成都92公里。当时我们的住房剧烈摇晃了一下，幸未倒塌。近来余震不断，郊县受灾严重。你的关心使我们十分感动，我们一定遵嘱，不惊不慌，请放心。
接着谈到病情：
“中风已十六年多，走路离不开拐杖，随着年龄增长，行动更加不便……”
此后数年，我又寄去陆续出版的《分湖诗钞》正续编、《柳亚子史料札记二集》等三种。
2015年初，益奋局长的夫人薛阿姨突然来电话，劈头一句就是“王益奋走了……”我顿时一懵，后面的话竟未入耳，只听清最后一句：“你寄来的书，他都看的。”后又重复一句：“你寄来的书，他都看的。”……
王益奋先生手迹（作者提供）
两年以后，拙著《柳亚子史料札记三集》出版，我在《后记》中写了如下一节：
本书撰写期间，笔者青年时代的老领导，后任四川科技出版社社长的王益奋先生，以85岁高龄在成都仙逝，在此谨表深切的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