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3日是我插队下放的五十五周年纪念日。为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并深入了解55年前插队过的金家坝杨文头村（原明星大队）的过去与现在，2024年11月，我去了一趟杨文头村。一踏上这片曾经留下汗水和泪水的热土，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那份感情已经不亚于我对故乡的执着。啊，我的第二故乡，我来了，久别的村庄既亲切又陌生，亲切的是我在这里生活了5年半；陌生的是一切都变了，好像走进一个小城镇。抬头望去，只见原来低矮的平房变成一排排别墅，原来广阔的农田变成一座座厂房，原来狭小的田埂变成了宽阔的水泥路面。我边走边欣赏着美景。

不一会儿就到了杨文头村村委。村工作人员吴金度同志接待了我，他向我介绍了杨文头村在70年代后期，也就是我1975年6月离开杨文头村后，村办企业从零开始到快速发展的情况（虽我早有耳闻但不详细，因为1996年12月在原村书记谭逢林的邀请下来过一次，但又是近30年过去了）。根据他的口述和正在编修的《杨文头村志》记载，1977年村里开始创办预制场、油桶修理厂、抛光材料厂、铁桶厂、服装厂、香料厂、明星塑料助剂厂、吴江植物油厂、吴江集星化学厂、吴江明星铁制品厂等一大批村办企业，至2022年末逐步改制成民营企业，总数达35家。后来油脂厂几经转制发展成金利油脂（苏州）有限公司，并成为杨文头村最大的民营企业，至2022年该公司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0.54亿元，为全国食用油50强企业。同时，村里不断投入财力搞基本建设，自来水、电力、电视电话、盖房、修桥筑路、建公园，村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杨文头村从1996年到2022年连续被评为县（区）、市、省文明村，其中2017年被评为“全国文明村”，2022年蝉联“全国文明村镇”和“苏州市特色田园乡村”。

中饭前，我还去看望了我在六队时的小伙伴阿通与阿荣，回想往事畅谈甚欢，半个世纪过去，往事历历在目，而今都已是古稀之年了。下午又在吴金度和胡川根的陪同下，参观了位于杨文头村、北厍半爿港的沪苏湖与通苏嘉甬两条高铁交汇的全国首座“六边形”立体交通枢纽综合体——苏州南站的壮观外景，两条高铁其中一条马上要开通了（编者注：2024年12月26日，沪苏湖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开通后杨文头村交通更方便了，一定会借助这个高铁新城而腾飞。随后又参观了村里规划整齐的住宅区，简直就像城里的小区一样整洁漂亮，还游览了村里的公园，真是亭台楼阁，一应俱全。我想，这还是以前的明星大队吗？早知道会发展到今天这样，我还离开吗……

苏州南站于2024年12月26日开通运营

回想1970年1月3日（我初中毕业那年），18岁的我响应国家“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跟着父母全家插队下乡至距同里18公里外的金家坝公社杨文头村（那时叫明星大队）第六生产队。那时正值数九寒天，阴沉的天气，寒气刺骨，镇上安排的一只大驳船早早来到我家的河埠头，我家瓶瓶罐罐、破旧家具等不值钱的东西特别多，几个人搬了好几趟才搬完，然后再去帮路英老师家搬东西。路老师和我父亲都是小学教师，并同一批批准全家下放去金家坝杨文头村，我们六队他们九队，路老师和她的儿子一起下放，儿子阿咪是我小学同班同学和发小，我们非常要好。两家的东西都放好后，父母与亲戚邻居挥手告别后船就起航了，我望了一下老家门口，鼻子一酸无法忍住，急忙往船舱里钻，只见家乡的一街一桥一草一木渐渐远去，船驶出市河后进入南新湖。这湖真是一望无边，阵阵寒风吹来，大驳船开始颠簸起来，对从小没有乘过船没有出过远门的我来讲真的有些害怕，畏缩在船舱里，仿佛大难来临，但有经验的船长叫我们坐好不用怕，我才慢慢地平下心来。经过3个小时的航程，首先停靠的是金家坝公社所在地金家坝集镇。那时已近中午，吃点干粮填肚后，船长确认明星六队和九队接我们的船已经停在公社门口。记得六队来了两人接我们，一是队长吴根福，他肤色较黑，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长裤膝盖上还打了补丁，二是妇女队长沈心宝，她头上包了个包头，身着斜襟上衣，两人微笑着向我们走来，就这样我们被接上了六队的木船，换了船继续起航，沿着蜿蜒的牛长泾塘经过一个小时左右行驶到达目的地明星六队。

当时正值冬季农闲，生产队社员前来欢迎我们，并帮忙搬东西。他们友好地看着我们，我这个没踏上社会的胆小鬼终于松了口气，队长暂时安排我们在富农家的一间加一灶披的房子里住下。东西整理好天已快黑，一天奔波人已经很累了，队长很关心我们，盛了饭菜给我们充饥，匆匆忙忙搭了两只床铺就休息了。由于换了个地方，晚上没怎么睡好，第二天早早起来了。大伙出工之后，队长就来到我家，跟我们讲了六队的基本情况，包括多少亩田（我现在还记得是176.5亩田），多少劳动力等。介绍完后，队长还陪我一起到金家坝镇上购置几样必用的农具，包括锄头、镰刀、扁担、粪桶等。虽然当时是大集体时代，但个人用的农具还是要自己买的，只不过记在我的个人往来账上年底结算。记得那天晚上，在副队长家的翻轩里召开了生产队会议（一家一名）。会议有两项内容，一是队长传达学习公社三级干部会议精神《关于做好农作物防冻保暖工作的通知》；二是全队男女劳力等级评分，因我刚学习干活，所以评为8分（正劳力一天是10分）。每天早上，队长会从东跑到西叫一遍出工并告知干什么活，大家一起出工一起收工，都很遵守纪律。大人出工后，小孩就没人带了，任其在田野里摸爬滚打，现在称“放养”。

我爸妈下乡时都是近60岁了，我爸是带薪下放的，出工属于义务劳动，没有工分的，后来大队小学缺老师就让我爸去教书，直至65岁退休。对于我妈来说干农活真是叫“六十岁学吹打”——“心有余，力不足”，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比如在工场上看晒谷防鸡吃、整理仓库、割草等。我是和生产队的小伙伴一起干活，起初包括男女劳力的轻工都要做（因是八成工）。

我刚到杨文头村时，经济条件都很艰苦，但是社员都很关心我们。那时交通通讯都落后，生产队购销物资都得用手摇木船去，通讯方面只有大队部有一部电话机，农业生产都是手工作业，没有机械化和电气化。我和队里岁数差不多的小伙伴干了一段时间农活，与队长的儿子阿通和阿荣及其他几个小伙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白天一起干活很开心，晚上没有夜生活，大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天我们得知邻村火箭大队晚上放露天电影，我们非常兴奋，就和阿通阿荣等结伴去看。电影结束下起了瓢泼大雨，我们只能像落汤鸡一样往家跑，由于是雨天，天死黑死黑，一脚高一脚低地跑到火箭大队与我们大队交界处的一座竹桥。去的时候天还亮，现在天上下着雨脚上全是泥，滑得要命，桥面只有两根毛竹，怎么办呢？只能手脚并用爬了，不然的话会滑到河里去的，现在想想真是害怕。印象深的还有我们晚上经常会跑到下伸店聊天和买烟抽，因为下伸店里有亮亮的桅光灯挂着。记得当时一般香烟只要几分钱一包，好的烟一角几分，最好的我们根本抽不起，基本上抽一角四分一包的大铁桥或八分一包的生产牌，而且不是买整包的，比如有一角钱，算一下能买多少根大铁桥，多余几厘再拿便宜的烟，我们土话叫“拔木头”。边抽边聊天，很是开心，玩得不是很晚，就各自回家睡觉了，因为明天还要干活。我还经常利用下雨天不出工或晚上去九队的阿咪家串门，两个同里人，互相交流各自的情况，畅谈着未来。

后来干活熟练了，基本上男劳力的活我都能干了，也评为10分工了，享受正劳力的待遇。但这意味着要干重活了，对于没做过重活的我还是一个不小的考验，记得一次队长派男劳力挑粪，我挑着粪桶和大伙们一起去船上挑，每人一担轮流挑着，轮到我从船里挑上一对粪桶准备从跳板走到岸上时，脚下一滑人晃了一下没站住，扑通一声，四脚朝天，溅得满身是粪，臭得要命，社员们脏都不怕，立即把我扶起来，叫我马上回家洗澡换衣服。我飞快地赶回家把身上洗干净，换上干净衣服重新出发，吸取了教训，坚定了信心，这天还是完成了劳动任务，队长还夸奖了我。还有挑河泥也是一种重体力活，之后除了弄牛（就是牵着牛犁田）其他活我基本都干。

两年半后，由于工作的需要，我被大队委任明星六队的生产队会计。接任会计后，我按照大队要求记好生产队的各种账，并定期公布（包括社员最关心的出勤工分账、社员往来账）。集体劳动有时是讲任务的，比如男劳力的翻田、挖沟，女劳力的插秧、割草等都需要会计来计量，换算成工分。由于我是外来人，不会对自家人和亲戚在经济计算上偏袒，所以社员们对我既放心又满意。但是由于那时队里主要收入是粮食出售，粮食要靠天靠科学，副业收入极少，总的来说队里一年的收支盈余很少，使得工分值很低。年终结算下来，一小部分正劳力多的人家去除米、柴、借支钱后能分到几十元，大部分人家是“透支户”，也就是劳动一年扣除柴米还不够，这些户主要是劳动力少，老人小孩多。

回忆往昔，五年半的插队生活让我学到了贫下中农勤俭持家、艰苦奋斗的优秀品质，为我带来了丰富的人生体验，对我今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积极影响。第二故乡是我内心深处的一份情感，它承载着我成长的岁月和青春的回忆，谢谢杨文头村及村民对我们的帮助与爱护，希望杨文头村这美丽的田园乡村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