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里第五图

庞学甘，1947年9月17日出生，计家浜人，初中文化，是同龄人中少数的初中毕业生。初中毕业后，在计家浜当了小队会计。由于工作优秀，群众关系好，又被大队调到样板队2队当会计。样板队是全村学习的榜样，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都称得上一流。几年后他被提拔为大队会计，在大队会计的岗位上工作了10年。后来，又被调到同里缫丝厂（镇办）当会计，做了7年，直至到龄退休。老庞在197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村里也是党龄较长的一个。

▲ 1997年4月，庞学甘与孙女在家门口留影（姚洪玺提供）

老庞说，“计家浜，在清朝时曾经出过一个陆姓的武士。这人力大无比，七八个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有一回，几个人把他团团围住，用竹篙打他，他毫不畏惧，打来的篙用手一捏竟成碎片。七里八乡的年轻人慕名而来，拜他为师，计家浜名声大振。“

▲ 孙女在计家浜老宅前（姚洪玺提供）

老庞说，“我祖父庞根夫，1897年出生，从小死脱爷（父亲去世）。我们家1932年以前世世代代做长工，到了1933年，我们家拥有几亩田产，1934年，我们家从大户人家那里又租了十余亩地自己种，而那年却逢大旱。面对毒花花的太阳，村民们求天不应，求地无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棵棵嫩绿秧苗在干旱中枯死。”他说，他们家有水风车，起早摸黑地把水风车搁置在河岸边，或风力或牛拉或人力，把河水源源不断地抽到稻田里，那年秋天粮食大丰收。大旱之年，民国政府为顺应民心颁布了条例，规定农户免征粮食，于是他们家发了财。

老庞说，“1937年正月，我爷爷从同里木行撑了一个木排回家，请来了‘泥水木匠’在屋基地上造房子。三开间新房刚造好，全面抗战开始了。国民政府军队组织村民在靠近湖口的地方开壕沟建炮台，说是防日军的。稻田种好，国军就撤退了，在撤退前，国军征用了村里所有的大船，我们家一条脚船也被征走，临走前船上搭了个遮风避雨的芦苇棚。国军让我爷爷摇船送他们走，同去的有浦家浜的陈永祥等几个。我爷爷的船上住了十几个兵，长官指挥他一路往南摇，河面上都是些运兵的船，他们朝王江泾方向（嘉兴）摇，到了嘉兴再往杭州摇，河里的兵船没日没夜地摇。为赶速度，士兵们轮流帮他一起摇，这些人与其说是撤退，不如说是逃亡。在生死关头，耽搁时间就会葬送性命，谁敢怠慢呢？十余天后船摇过钱塘江，进入一条南去的河道。又摇了个把月，河道越来越狭，大山隐隐约约显现出来，船不久就到了浅滩小溪了。到了山脚下，士兵们从船上纷纷跳上岸，往深山里撤。长官非但没丢给他一分钱，还指望他一起走呢！他怎会抛弃家庭，随兵而去？人去船空，那些破旧的‘军鞋、军服’等留在了船上。那年我爷爷才四十岁，识几个字，人也还聪明。他怕路遇不测，就把长官给他的东西全部扔了，调转船头往回摇。运兵船没了，只有些渔船偶尔出没在河面上。他越往北走，河面上越清静，开门七件事样样少不得，可他身无分文怎么活命？去的时候船上断粮了，士兵们就会上岸弄吃的，回的时候只能沿途乞讨了。他听不懂当地人的方言，就拿出纸笔写字问路，小地方不敢停靠，到了大镇才敢过夜。没有雨衣，下雨天不能开船；大风天气，水面上风高浪急，他也不敢开船；遇到潮汛了，水面上暗流汹涌，他把船往小河浜靠；前方要是有日军把守的岗亭，他就得从小河绕过去。过了酷暑，又过了中秋，秋收过了，家里人仍不见他的身影。就在临冬时节的一个黄昏，他敲开了家门，一家人喜极而泣。他算是平到家了，而一起征去的那些村民连人带船全没了踪迹。兵荒之年，人的命如同枯稻草一捻就碎了。”

▲ 面对叶泽湖的泥河港炮台（姚洪玺提供）

那年冬天，计家浜来了一对做布料生意的年轻夫妻，他们在梅金才家里租房做裁缝。有一次这对夫妻被人告发了，日军调集人马准备来捉。陈家浜有一个叫叶会生的人与梅金才是过房亲（干亲），他得到消息后急忙跑到计家浜通知梅金才，梅金才连忙叫那对夫妻走。女的三十几岁，平时走村串坊地卖布，跟农家妇女没什么两样。她临危不惧，拿出二把驳壳枪准备迎敌。梅金才怕日军报复，劝他们走。他们倒也听劝，就往西走了，事后得知这对夫妻是中共地下党。日军过来扑了个空，就把梅金才往地上摔，摔得他大小便失禁，人晕死过去。因为寻不到证据，浜里人也没有说他什么，日军才罢休，开着汽艇走了。

▲ 日军在吴江成立吴江县自治委员会（1938年2月11日）

计家浜以西500余米的村子叫直港浪，直港浪在清朝有一个叫沈太长的朝廷要员。在豪里通往直港浪的港西面有一块竖旗的旗杆石。有一年沈太长被奸臣谋害，说他心术不正，准备谋反，朝廷当即派兵拿他。他的仆人得知后叫他赶快离开，抓不到“反贼”，官兵岂肯罢休。仆人叫他留下官服，沈太长带着一家人连忙出逃，一直逃到了屯村雪巷。仆人穿上沈太长的官服坐在府上，被追捕的官兵就地正法。为歌颂仆人忠心，民间艺人编了一出“仆人代替沈太长，仆人被杀，主人逃走”的戏曲，这出戏在吴江解放前经常演出，家喻户晓。

三开间二进头门面的祝隐庵，在直港浪的白漾口中，它相当于土地庙。庵里有菩萨，也有人守护。村民们要是遇到点事，就会到庵堂商量。老庞说，“在1940年的立夏前后，我爷爷被村民们选为保长。在六月初六那天，日军突然到村里征收军粮，狗腿子带着日军进村，日军挨家挨户地收缴，将交不出粮食的村民都关押在祝隐庵。我爷爷是新当选的保长，因为没完成征购任务首先被日军用绳子捆住两个大拇指把他吊在了梁上。十指连心，钻心得疼，手指头都快吊脱了，我娘娘（奶奶）刚从街浪（集镇上）买了馄饨皮子肉回来，听说后不顾个人安危，到庵里求日军放他一条生路。日军是冲着粮食来的，见有人在求，便把人放到地上，开始谈条件了。我爷爷提出先叫老保长出来，把村民们已经交纳的明细摊开来，可是到了11点老保长仍然没有露面。老保长心里有鬼，他根本不敢出来对证，粮食没有拿到，日军岂肯罢休。被逼无奈，我爷爷跟日军讲，你们把关押的村民们放了，你们到我家里奔（拿）粮。日军听了我爷爷的话，把村民们全放了，大队人马来到我们家，把家里的粮食全部奔光。那年夏天一家人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

▲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进村扫荡的情形

第五图中的浩里陈家浜在计家浜以北的一个村子。浩里又分港东“朝南埭”及港西上“夏岸头”，这两处只住了五户人家，说它是“三家村”倒也差不多。

差不多也就在那年，日军扫荡了陈家浜，在排查中抓了三个人，他们分别是叶宝传、顾仲良的父亲、李福高的兄弟。叶宝传每天早上摇船到镇上倒粪，他脖子上挂了一个哨子，每到一处就会吹几下哨子，以此提醒市民把家里的马桶拿出来让他倒进船舱。就凭这一只哨子，日军硬说他是搞联络用的，是支那兵，即便有仗义的村民们出面解释，仍被日军无视，日军一扬手，马上把他绳捆索绑押在一边。李福高的兄弟是裁缝，只因手上无老茧，肩膀上无老茧就被武断地认为是支那兵。顾仲良的父亲，也是如此。日军把这三个人押到计家浜前的杨家戽，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眨眼之间就成了冤死鬼。

抗战结束后，陈家浜成为镇东乡的所在地，其管辖范围包括文安、浩浪等邻近的几个村，有一个自卫队驻扎在陈家浜。自卫队里有六七个人，他们配备枪支弹药，这些人白天像模像样地到各村去巡逻，看到有哪家比较殷实的，他们就会上门去借，借到手的钱别指望归还。要是遇到村民“铁公鸡一毛不拨”，到了夜里，这些人一个个如同夜叉恶鬼直接去农户家里抢或把自己佩戴的枪支借给土匪们去抢，凡是有点家产的都被强盗们抢过。村民们深受其害，苦不堪言。解放后这些人就地解散，凡是有命案的直接被镇压。陈家浜的叶寿山做过强盗。好在他民愤不大，又没有命案，抓去坐了几年牢。

南社创始人之一的陈去病，在民国早期是一个大人物。陈去病英年早逝，他的墓葬在了苏州虎丘山上，而他的祖坟却在陈家浜。陈去病的祖坟占地面积两亩左右，这墓的不同之处是坟前还建有一个看更的门楼（更：值班巡视），门楼上装有警铃，门楼居高临下，下面的坟基全在视线内。要是有不轨之人出现，看更的人就会敲响警铃用来报警，守墓的是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妇人，那人种菜种粮，足以维持一个人的生活，她白天在下面种地，晚上爬上更楼过夜。上世纪60年代在破四旧运动的冲击下，陈家墓地未能幸免。